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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平利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影响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事关中国全社会的安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实现。因此，中国的“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近七成，如果广大农民不能进入小康，就难以实现和谐社会的战略
目标。因此，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一贯高度重视，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富裕农民为主线，不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积极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农村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长。但是，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三农"问题仍然相当突出，12月27日举行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六届新年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谈到，近年来城乡收入在进一步扩大。他说：“今年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普遍的看法是可能会扩大到3.3∶1，也有人分析是3.5∶1，总之又创造了一个令人关注和担
忧的新高。”城乡差距大，农村经济水平低，仍然是实现全面和谐社会目标的重大障碍。"三农" 问题的表现及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影响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增长很快，农民的积极性一次性释放。1985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快主要靠劳动力转移。如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后来的农民工的出现。但1997年以后，这种现象发生了逆转，生产力普遍出现过剩，城市企业开工不足，面临城市产品的普遍过剩，乡镇企业有很大的竞争压力，很多都破产。因此，就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是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又回流到农业去，同时造成村、镇、乡普遍高负债。二是农产品生产很多。农产品太多，价格就会降低。增产不增收，劳动力转移又不可能。这就造成农民收入停滞，城乡差距更扩大的情形。2001年城市人均收入为6860元，农村为2366元，二者之比为3:1，城市与农村真正可以用于消费的货币比例为5：1。中国城镇人口的“恩格尔”系数从上世纪80年代的55%上下一路下跌到2001年的37.9%，这种下降的趋势不改变，农民从农业产出中获得的收入就难有大幅度增长，农业生产出现了“边际报酬递减”现象，要依靠加大化肥、良种、农药、农膜、灌溉、电力等投入来弥补，必然导致农业成本增加。1999-2001年农民纯收入仅增加7%，而农业经营费用支出竟增加了24%。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首先是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其次是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启动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的实现。
(二)农业比较效益太低，农产品结构层次偏低，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业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是产生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农产品成本出现上升趋势，是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农产品结构仍然偏低，是制约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客观原因。
(三)非农产业增势减弱，农业劳动力转移步履艰难，影响了奔小康和实现和谐社会的进程改革开放早期，国家给乡镇企业提供了一些优惠政策乡镇企业发展迅猛，解决了一部分劳动力的就业，也增加了农民收入。可进入80年代后，乡村企业发展初期的机制优势和优惠条件逐渐丧失，而依靠自身积累来投资发展的能力大大减弱。这些因素都造成了近几年来乡镇企业发展缓慢。
破解"三农" 问题，建设和谐社会的对策
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把其上升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认识，以谋求“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一)积极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降低农民交易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分散和小规模的农业。经营组织导致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趋激烈，这与加入世贸组织对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新要求格格不入。必须站在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角度，转变目前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民的组织化和合作化程度，以减少农民直接面对市场的组织成本及交易费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最重要的是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一是要在推进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经济市场化，改变种养加脱节、农工贸分离、产供销割裂的封闭状况，打破部门、行业、地区之间的界限；二是通过农林牧副渔并举、一二三产多种经营的经济体系建设实现农业结构多元化，增进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三是通过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和专业化生产实现农业增长集约化。
(二)大力推动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增加农民就业机会。
没有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三农"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扭转。江泽民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一个大战略，是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从九十年代以来的情况看，乡镇企业要重振雄风，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创新发展模式，加快"两个根本性转变"，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实现产业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其中产权制度改革是乡镇企业既有发展模式能否走上新生之路的关键。对于中小企业，加快实施"二次转制"，鼓励和引导股份合作制企业根据自身实际向个体私营和公司制两头转化，广泛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三)加快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民市民化，缩小城乡差距。
只有超越农村，才能建设农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途径之一是推进农村工贸集聚化，通过建立工贸小区和加快小城镇建设，使农村工业、商贸、医疗卫生、文化教育、金融保险等走上聚集共生之路，从而在生产、生活、文化等各个领域实现对传统农业社会的提升和超越。2001年，西安通过乡镇撤并、调整乡镇区划，乡镇撤并率超过30%，使小城镇布局更加合理，促进了人流、物流向中心镇集中，增强了中心镇的集聚、辐射、带动功能。要继续抓好小城镇建设，消除小城镇建设中的制度障碍，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城市化，为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创造机会。同时要把小城镇建设与调整城乡产业结构结合起来，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流通业以及其他二、三产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适当调整土地政策，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提供政策保证。
当前，在政策面上，既要坚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又要逐步加大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适当调整现行农村土地政策，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包括继续坚持农村土地由农民以户为主承包经营的制度，保持长期不变；鼓励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加速土地流转，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承包主体的多元化，由一个家庭或若干个家庭的组合担当主体；将市场机制引入土地承包制，推行社会化竞争承包制，加速农业规模化进程，提高土地利用率；也可以以土地作为资本入股，取得其应有的股权和红利收入。这样，可以促进一部分先富起来和在城市有稳定生活来源的农民不再依赖土地，有利于提高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与土地使用的集约化，从长远来讲有利于加快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
(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扭转城乡区域阻隔的局面，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政策支持。
目前政府在户籍管理上已作调整，进行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目前，应放松户籍管理，对有固定住所、有生活来源的进城常住人员，经过申请允许变为城市居民，并享受与市民一样的同等待遇；对农民落户城市，改过去的审批制为登记制；逐步使用统一的身份证制度取代目前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从身份上彻底消除城乡差别，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政策支持。
(六)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农民国民待遇，为实现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现代社会能保持持续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有赖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这就要求国家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对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对此，应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医疗保障、劳动保障、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应覆盖农村。根据实际状况，首先将农村主要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如乡镇企业职工、私营个体劳动者、外出打工者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作为交换，凡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农民可放弃土地使用权，以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其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扩大公共支出来改善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等方面的软件服务，使不同地区的乡村基层的最低限度的基础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等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得到保障，为全面小康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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