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周刊：城市面貌千篇一律 谁偷走了城市魅力

　　曹红蓓 (北京)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规划者生逢其时，因为城市化运动日渐火热。然而，与他们的理想相反，规划所至，城市的面貌并未变得更加令人满意。放眼望去，像同一条流水线上生产的样板工程一样，所有的新城看起来极其相似，各自的历史个性落魄失魂。

　　为什么当我们对城市有所作为的时候，城市的魅力就会不翼而飞？那些被祛魅的或苍白或疯狂的城市面孔，由谁决定？能否挽回？

　　谁偷走了城市魅力

　　许多规划正在变成城市魅力的敌人。更多时候，规划带来的是千城一面的尴尬。

　　北京海淀区五道口地区，成府路与城铁交叉口街块，是傅刚的研究对象。在这都市一隅，傅刚仿佛“看见一百年前的纽约，混乱无序中的蓬勃朝气，原始积累中的倾轧挣扎，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各色人等汇聚，为实现梦想可以告人和不可告人的种种愿望等待爆发。”

　　一年来，不约而同地，中央美术学院访问教授、美国注册建筑师傅刚、费菁夫妇，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都把自己关于新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目标锁定在五道口。

　　以往的20多年中，五道口扮演过摇滚热点、打口带集散地、新潮服饰经销前哨、闻名的黄色巢穴、哈韩胜地、朋克源头等一系列角色。而现在，对傅刚和周榕他们来说，五道口的价值集中在同一点上，即，它是北京少有的既没圈在某个单位的大院里，又没被城市规划彻底修理过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城市半成品地带，散发出一股自然生长的野蛮气息。

　　“这是一个带有显著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生态聚落”，周榕这样解释五道口吸引他的原因，“它可以被看作是城市生活的典型样本。”在周榕看来，为这多样性和复杂性中的每一个分子提供美、安慰和关怀，正是城市空间的魅力所在，而现在的五道口，正在失去这样的魅力。

　　二手香港？

　　在《中国新闻周刊》和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你的城市理想”网上调查中，16877人中，有29.46%的人们最希望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建筑具有的品质是“外观很美、有艺术感的”，而“方便舒适”被排在其后的第二位。在“你希望居住的城市的历史年龄”一项中，38.38%的人希望居住城市的历史年龄在200年以上。一旦离开城市，多数人表示，除去经济因素，最受不了的一点是“生活缺少变化。”

　　根据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报告发布的数据，69%网民的年龄在35岁以下，可见，丰富多变、有历史内涵和审美情趣的城市“魅力”，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城市理想的价值偏好。

　　对公共空间可能提供的美、安慰和关怀，人们总是寄希望于规划。然而现实给人们的一个嘲讽是，大部分所谓的规划正在成为一种破坏。举目四望，“规划”所到之处，城市原有的魅力尽失。“规划正在变成城市魅力的敌人。”隆福寺、秀水市场、三里屯南街、半条簋街，北京“被规划毁掉”的魅力结点，周榕随口就可以说上一串。

　　4月中旬，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中国建筑先辈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在香港出席学术活动时，表示了他对北京的城市面貌可能已沦为“二手香港”的担忧。

　　日前，《中国新闻周刊》求证梁从诫本人时，梁解释，“二手香港”之说，是他从一些在京外国人口中听到的，当下便觉悲从中来。“北京有那么深久的历史和文脉，却没有好好地利用，现在落到被人叫‘二手香港’，真是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北京的城市风貌，果真如梁从诫所担心的“连香港还不如”吗？对此，国内多位城市学者均表示，现在来看，无论从哪一方面，北京和香港都并不具有可比性。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不仅北京，内地的很多城市，在一个时段内确实深受香港的影响，这个时段应在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期以前。“梁先生的这个话说晚了十年。”周榕说，“香港模式、香港趣味，到了1995年左右，就已经被城市的规划者们抛弃了。”

　　虽然内地有些地理条件与香港类似的城市曾刻意地复制过香港的面目，但却不得其法。费菁说：“即使哪个城市把整个维多利亚湾和半山统统克隆一遍，它也成不了香港。因为它缺乏塑造香港的自由精神。”

　　千城一面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进入极速发展时期，截至2002年，中国城市增加了475个，每座的规划人口都在42万以上。而此时，恰逢全球步入信息时代，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城市都袒现在中国人眼前。在香港之后，中国人又综合了世界各地看来的很多片段印象，逐渐画出了现代城市的标准像：高楼、高密度、大广场、宽马路。

　　上海在过去十年中新建的摩天大楼数量，比整个美国西海岸全部摩天大楼的总和还多，这些高楼正在加剧上海的地面沉降。在西北的某地级市，原本全城只有一栋十几层的高楼，市领导认为缺少现代城市气质，强令当地电信公司把自己的职工宿舍楼建为22层。

　　广场本是西方城市形象的典型代表，古希腊时就是市民交往的空间，如历经几个世纪逐渐成形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被称为“欧洲最美的客厅”。中国的城市领导者走出国门看到这些美丽的广场，短短一两年时间内就会在本地催生出一个大号的仿制品。现在，在中国，人们可以在北京之外发现十几个面积比天安门广场还大的城市广场，而且绝大部分是在边远的中小城市，显然，这些广场并不是为当地市民准备的。

　　我们的造城，不仅常常直接取材西方发达国家，内地的一些城市也成为其他城市模仿抄袭的对象。北京在特定历史时期确定下来的一环一环向外发展的“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展模式，被许多其他城市当作城市规划的宝典。中国内陆地区的一座城市如法炮制，修到二环的时候就遇到了山，还是坚持着环下去，哪怕只能画半个环。单个建筑的模仿更加普遍，近来，饱受争议的国家大剧院也成为模仿的对象，“巨蛋”已经在别处出现。

　　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的城市复制香港，复制巴黎，复制纽约，复制到千城一面，城市沉淀的历史魅力一天天减失。然而到头来，对于香港为什么是香港，巴黎为什么是巴黎，纽约为什么是纽约，又不知被关心了多少？

　　城市规划与理想无关

　　“如果有人对城市犯了罪，规划师绝对不是主犯，但他也一定难逃干系。”

　　说起来，郑筱津做着的工作，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是带着梦幻的色彩——设计一座城。作为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规划所所长，郑筱津的手里总有三四座城市的规划任务在同时做着，平均一个城市的初步规划要做下来至少得在两年以上。

　　对郑筱津来说，她的工作和浪漫的城市理想毫不沾边，更多时候，是与各个方面的不断的拉锯和妥协。在做城市总体规划时，当地领导的贪大思想是最常遇到的问题，一个城市明明现在只有50万人口，却偏要按照200万人口来做规划。这个时候，郑筱津她们总要尽最大努力进行解释和说服，这种说服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奏效的。而局部的问题上，妥协的一方就经常是规划师了。郑筱津记得，在一座西北内陆城市，讨论绿化植物的选择时，市领导坚持大面积引进并不适宜本地生长的樱花，结果是种了很多，也死了很多。

　　并不是规划中的所有分歧都能在最后时分达成妥协，郑筱津也曾经为此丢过项目。在为南方某城做路网规划时，郑筱津曾与当地一把手产生了强烈的分歧。这座城市中有一座革命纪念碑，当地领导想要以这座纪念碑为中心，模仿巴黎以凯旋门为中心的放射状路网结构，布置全市的交通干线。而郑筱津和同事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种路网结构的可行性很差。尽管耗费了很长时间进行沟通，双方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后退半步。最后，郑筱津她们只能退出了项目，由另一家规划院接手。

　　周榕曾经兼职在山西某市担任市长助理及总规划师，在这里，除了一样的身不由己，他体会到的还有强烈的孤独。

　　有一次，周榕为下属一个县做商业街规划，区域内有一段明代城墙，周榕沿城墙设计了绿化带，而区领导坚持要沿墙做成商铺。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市长介入，但区领导的决策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商铺建起来了，城墙被完全遮蔽。

　　另有一次，周榕发现所做规划的市内一区中，有一段几百米长的北齐残城。周榕去和区内的主管领导谈规划路绕开的问题，刚一开口，这位处级干部就误解了周榕的意思，连忙安慰周不要发愁，“这好办啊，找个推土机来一夜就推平了它。”周榕连忙解释他是想保存这段墙以及墙的历史价值，最后，领导点头了：“行，那就留下吧。”待到工程交到开发商手里，为了降低造价，周榕所设计建筑的颜色和式样不断被篡改，以至改到面目全非。项目完成后，周榕怕去现场，更不敢承认那是自己的作品。

　　“规划即政治。”郑筱津在总结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的工作经验时，深有感触地说。

　　“做城市规划的人，本应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工作两三年后，他的理想主义色彩就被磨去了一半。如果他还想吃这口饭的话，五年之内，一定会变成彻头彻尾的妥协论者。”周榕这样比喻：“如果有人对城市犯了罪，规划师绝对不是主犯，但他也一定难逃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