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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
6月7日，由央行公布的关于2005年第2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表明，近几个月以来，加息对居民储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逐渐减弱，居民储蓄意愿回落，投资国债的意愿增强；宏观调控对房地产热的抑制作用已经逐渐显现，炒房者的投机行为受到遏制，居民买房的意愿回落；居民对当前物价的满意程度有所减弱，对未来物价走势不太乐观。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民众的实际感觉会与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相差较远。比如，对利率的判断、对物价水平的判断。从最近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4月份货币供应量增长放缓、CPI减低，但民众就是不能够从政府的统计数据中感觉到。二是在国内投资渠道缺乏的情况下，为什么民众的储蓄意愿会下降？利率过低自然是最好解释之原因，但假如除银行之外，民众没有比这更多的渠道的时候，民众多余的钱会增加消费吗？三是政府对房地产过热调控已经产生的效果，反映应该不会如此之快。如果真有这样快的反映，也只能说明这种宏观调控行政因素较多，房地产投资过热反复又会卷土重来。
毫无疑问，存款利率过低早已是不争之事实。为什么央行不通过货币政策来改变这种现状呢？一是由于目前统计数据所涵盖的范围十分有限或权衡指数较为原始，从而不能够真正反映现实经济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如CPI指数，由于没有把目前民众最大的消费项目即住房购买纳入其中，房价的快速上涨也就无法反映CPI变化。二是由于利率调整，实则是国内银行市场价格机制的调整，银行市场中各当事人的利益关系大调整。在这种利益关系调整中，如果没有一个完全中立者，这种利益调整完全在于各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不愿意调整利率方(如商业银行、通过权力获得银行资金的债务人)占有较多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对被动的存款人来说，更是处于绝对被动接受处境，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不是容易的。三是既然民众要改变目前这种被动地位不是容易的，那么不少民众剩余的资金也就可能通过不同方式进入其他市场，这就导致了目前许多资金在“体”外循环。
民众手上持有大量的剩余资金，肯定要寻找出路。就目前国内投资渠道来看，低迷的股市当然不是民众资金的好出路，那些被深度套牢的民众更是对股市有几分恐惧。而那高一点点收益的债市对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一方面说明我国目前的大众投资渠道缺乏，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了剩余资金的民众希望通过种种方式来提升个人之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为民众做点什么，即如何为民众提供安全可靠的投资市场，这是政府应该反思的大问题。同时，让国内股市真正走出困境，也不失为民众投资多提供一种渠道。
还有，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国内的物价水平真如统计部门公布出来的那样吗？为什么民众的感觉不是这样呢？这不仅在于CPI指数面临巨大的挑战，也在于统计方式和方法面临巨大的挑战，其公信力、科学性、规范性在哪里？这样的数据对社会与政府的影响又是如何？这些相关的部门思考过吗？
对房地产调控的反映，民众在去年加息开始就应有所醒悟了。如果民众能够充分考虑购房的利率风险(以前90%以上的民众没有这种风险)，其购房意愿肯定会产生很大变化。这是因为，近5年来房地产投资过热，首先是银行利率过低及银行资金的易获得性，直接导致了民众需求过度。否则，前几次央行加息，国内民众不会有那样大的反映。
当然，为什么各地民众对住房需求的反映会不相同？近年来，各地民众住房过度需求的程度不同，从而导致各地房价上涨幅度不同，房价上涨过快的地方，民众更为注意这种风险之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各地房地产市场炒作程度不同，反映过大的地方肯定是房地产炒作最为严重的地方。当然，这里还有房地产开发商对市场操纵程度的问题。
总之，这次央行对民众储蓄意愿问卷调查，其中所展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决策层应该从民众意愿透视出的信息中来理解现实经济生活的变化，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用信息来调整那些不适当的政策，如再次调整利率就是早该进行的事情。
(作者：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
中国汽车产品生命周期定位在哪儿
○ 曹建海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逐步融入了国际汽车产业转移体系中，成为承接国际汽车产业转移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但中国汽车工业的真正起飞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跨国公司加大了向中国转移汽车投资的力度。与此同时，国民收入的高速成长和居民消费结构的提升带动了汽车市场每年15%以上的增长，由此形成了汽车市场供求两旺的火爆场面。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显著加快，汽车工业全球化步伐也明显加快。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显著而又相互关联的特征上。
一是汽车产业链，包括投资、生产、采购、销售及售后服务、研发等主要环节的日益全球性配置。例如，庞蒂亚克·莱曼汽车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牵头，在德国设计，零部件由7个国家共同生产，其中韩国生产1.6升发动机、制动器零件、轮胎、电器配件、车身外壳等，美国生产传动装置和自动驱动桥，澳大利亚生产2.0升发动机，法国生产手动驱动桥，而金属板和无线电装置分别由日本和新加坡生产，最后在韩国组装成整车。由此导致了新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模式的出现，特别是整车装配与零部件企业之间呈现分离趋势，而以合同为纽带的网络型组织结构日趋明显。整车制造企业零部件的全球采购以及零部件工业的国际化，模糊了汽车产品的“国家特征”，使其成了典型的全球化产品。
二是巨型汽车企业之间的大规模重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汽车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加之各国对安全、排放、节能法规日趋严格，促使汽车工业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许多发达国家的汽车公司通过扩张、合并、兼并等手段增强自身竞争力，从而使国际汽车工业形成了“6+3”的格局。“6”指通用、福特、戴姆勒·克莱斯勒、大众、丰田、雷诺-日产，“3”指本田、宝马、标致-雪铁龙，“6+3”企业的汽车产量已占世界的80%以上。汽车企业在全球的大规模重组，实质性地改变了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产业竞争模式和产业组织结构，并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以往的汽车产业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面临严峻挑战。
国际转移通常是已经标准化的技术和产品，或是在转移国已经成熟或趋于衰退的产业，这可以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得到说明。
该理论认为，产品生命周期可划分为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即技术创新时期，由于产品需求弹性较小，成本差异对企业生产区位选择的影响不大，因此生产一般集中在国内，国外市场需求基本依靠出口满足。在第二阶段，产品技术逐渐成熟，国内外需求随之扩大，产品价格弹性增加，对降低成本的要求十分迫切。同时，产品的样型已经稳定，仿制开始，技术优势弱化。由于竞争对手出现以及担心丧失国外市场，企业纷纷将生产转移到国外，投资地区一般选在收入水平和技术水平与母国相近的地区。第三阶段是产品的标准化阶段，此时产品已完全标准化，企业的技术优势丧失殆尽，竞争围绕价格展开。为了降低成本，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延长产品生命周期。
那么，怎样评价和定位汽车产品在中国的生命周期呢？
可以说，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是在外国汽车生产企业发现中国这个潜在的“汽车消费大国”之后，争先恐后进军中国市场的结果。目前，中国汽车工业在一些中小卡车的设计和制造环节均具备了一定技术优势，在轿车领域，中国汽车工业基本上掌握了各类制造技术，一些企业如奇瑞、华晨，具备了一定的自主设计和自主研发的能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竞争也日益白热化，新产品不断引入，2003年开始了汽车价格战，使中国成为全球汽车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场所。大众汽车集团副总裁、大众汽车中国业务总负责人魏智博博士就说，中国市场是一个“很累人”的市场。
因此，中国汽车工业目前正在处于第二阶段的结束期和第三阶段的开始期，价格竞争以及基于价格竞争的非价格竞争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汽车市场竞争的主线。
(作者：北京中经财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
汇率改革对资本流动影响几何
○ 曲凤杰
在中国限制资本流出和鼓励资本流入的政策引导下，人民币汇率的确处在非均衡状态，但如果排除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造成的非正常的资本流入，人民币低估的程度或者说人民币偏离均衡汇率的程度远没有渲染的那么大。而如果中国改变资本流出的限制政策，那么人民币低估的结论也许根本就不成立。
如果中国放开资本流出的限制，储户出于分散投资的目的，把5%～10%的储蓄投资于外国资产，那么占GDP5%～10%的资本流出就完全可以扭转国际收支盈余状态。假设不存在资本的非正常流入和资本流出的管制，中国资本项目很可能出现赤字，那么，人民币面临的将不是升值而是贬值压力。
汇率制度改革一方面是要调整当前的汇率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完善汇率形成机制。这两方面的改革将对资本流动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调整当前的汇率水平，如人民币小幅升值(2%～3%)，短期内对FDI、出口和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很小，但这种方法必然给投机资本以无风险套利的机会，不仅不会导致资本流入的减少，反而会导致投机资本流入的增加和外汇储备的继续累积。为了减少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同时还可以采取降低出口退税率、放松结汇标准、放松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出限制、允许居民和金融机构购买一定数量的外国证券等配套措施。但这些措施能否真正奏效仍然有不确定性，因为在人民币大幅升值预期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人民币小幅升值一般会看成持续升值的前奏，人民币升值投机将加重。
大幅度升值和扩大浮动区间(升值6%～8%，扩大汇率浮动范围3%～5%)可以有效地减少投机资本的流入，对FDI则更多的是有利影响：对于两头在外的外商投资企业，其出口产品价格提高了，但进口原材料的价格也降低了，汇率升值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不会太大；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的动机已经从利用廉价劳动力向靠近潜在的巨大市场转移，对于市场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不仅其存量资产得到了升值，其获得的人民币收益的国际购买力也提高了。因此，汇率升值可能吸引更多的FDI。但是，汇率大幅度升值面临的风险是升值后“内逃”的资金迅速“外逃”，可能给金融体系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致命冲击。
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即让商业银行和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增加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使汇率真正反映市场外汇的供求状况。这对资本流入会产生两方面影响：企业和银行外汇自主权增加，企业可以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可能会增加短期资本流动；企业和银行作为独立的外汇交易主体，汇率的波动给企业和银行带来很大的风险，由于汇率预期变动的方向不再是单向稳定的，也就增加了短期套利资本流动的风险，从而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入。
因此，笔者建议可采取一次性汇率升值6%～8%、扩大汇率浮动区间3%～5%的措施，由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转变成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这既缓解了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和货币政策调节的压力，给预期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而不惜高成本非法进入的国内游资，留下微乎其微的获利空间，同时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将使投机者难以获得无风险套利的机会。而盯住“货币篮子”，则可提高有效汇率的稳定性，而且使中国不需要把美元转换成其它货币，就可以继续干预货币流动，并依靠套利调整“篮子”中货币的利率和利息收入。
实际上，汇率升值或贬值都不是一劳永逸的，汇率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一种能够反映真实汇率变动趋向的汇率形成机制，减少汇率对长期均衡汇率的偏离。
由于中国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仍然非常脆弱，在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和提高汇率水平以后，如果中国取消资本流出的限制，一旦银行或资本市场出现问题，大量资本会流出，银行将面临危机，货币可能出现大幅度贬值。即便中国仍然保持资本管制，但是由于资本外逃的动力增强，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将面临更大挑战。作为非国际货币，人民币贬值预期和升值预期受资金流动方向的影响非常大，而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因此，在扩大汇率浮动的同时，要继续保持对资本流出的限制，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通过增加游资流动成本的办法控制短期资本的流入。
(作者：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未来投资增长需应对五大挑战
○ 王元京
从未来看，要保持投资增长大局的稳定，应当在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 的政策前提下，从战略与战术两个层面进行投资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以推进投资与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持续协调稳定。
调整投资增长的方向，扬弃“高增长、低就业”的发展模式。在近年来投资与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却相对迟缓，集中体现在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就业份额比较高的部门获得的投资占GDP的份额均比较低，反之，就业份额低的部门获得的投资份额却相对很高。比如教育部门就业份额占13.4%，获得的投资份额为3.1%，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份额为10.9%，投资份额却为3.5%，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就业份额仅为5.8%，投资份额却为11.6%，电力、气、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就业份额为2.8%，获得的投资份额却为9.3%。这说明我国在资源配置上过分关注了与重化工业相协调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忽视了吸纳就业比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高增长、低就业的失衡格局。因此，从未来看，应加强对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投入，以扩大投资带动就业的增长力度。
推进投资重心的战略转移，“把城市交给企业，把农村交给政府”。政府往往把公共产品投资的重心放在了城市，有限的财政资源过多流向了大城市、大医院、大卫生、大文化机构，而作为市场失灵比较集中的农村却得到了过少的财政投入，使农村缺医少药，教育设施、交通文化设施的供给严重不足。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就要推动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整体战略转换：把城市可经营的基础设施投资尽可能交给民间来办，从而克服政府失灵；把农村不可经营的基础设施交给政府来办，从而克服市场失灵。
实行地区投资布局新思路，重点保障“人口大区、经济小区”的发展。经济发展要避免全方位重点、全方位优惠的发展思路，使得区域发展最终演化为“平均主义”。从区域经济的全局来看，当前有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视角，即如何加快“人口大省(区)、经济小省(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力度，在这当中，湖北、河南、四川、湖南、安徽、江西、广西等地区的发展尤为关键。因为这些地区人口多，底子薄，“三农”问题最为严重，把这些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可从全局解决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而如果平均使用资源，面面俱到地推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就难以解决地区经济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无论从近期还是远期来看，较务实的做法是加大对上述地区的投资，那么这些地区的城乡协调、经济协调发展就可以立竿见影，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推进“走出去”战略，应对加工工业产能扩张的国际“瓶颈”的制约。最新的情况表明，钢铁工业由于来自巴西铁矿石的进口价格飞涨，而导致成本的巨大攀升，从而对钢铁及其相关产业产生重大影响。这就使人们不得不思索一个深层问题，即从全球来看，加工业已经国际化，但是能源尤其是一些矿产原料却没有国际化，而是被发达国家垄断开发权，大国之间围绕能源、原料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在所难免。在经济发展中，如果中国盲目地引入国际加工能力，包括汽车、机械加工等，却没有在国际上建立起自己相对稳定的原料基地、能源基地，就可能在国际经贸环境有所变化的情况下受制于人，使庞大的加工能力由于缺乏“粮草”而处于闲置状态。因此，中国除了应当及早走出去，在矿产与能源开发权市场上占据更大的空间，还应当考虑加工能力的能源与原料的国际匹配问题。
将高耗能产业的外部化消耗转为内部化成本。近年来高耗能产业之所以在各地蓬勃发展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它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等外部化成本没有转化成企业财务成本，其投入产出所形成的利润被不适当地拔高了，这样就使投资者感到高耗能产业有利可图，甚至是暴利。在新发展观的引导下，企业必须是承担一定的外部化成本，就必然增加安全生产、清洁生产和节能降耗方面的投入。如此一来，高耗能产业的利润空间就会大大压缩，由一个暴利行业变成一个平均利润或者是微利行业。这在短期内可能会使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和影响，但从长远看，将在最低限度地影响社会环境的基础上，推动其健康有序地发展，而不致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大局。
(作者：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发展战略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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