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中国出版业来说，2004年是一个喧闹的年头，爱思维尔、约翰威立、贝塔斯曼等世界出版巨头纷纷入驻中国图书市场或者加大了投资额。对广东出版业来说，这一年同样是值得纪念的分水岭，延续50多年的计划出版体制寿终正寝，新闻出版局的“局”，终于从“小局”迈向了“大局”。
两件看似并无太大关联的事件，在同一个时间段发生，它们共同指向的，是孕育中
的中国出版业之大变局。
迫在眉睫的破冰行动
去年文化市场开始对国外资本开放，中国出版业面临大变局。
2004年，科技出版巨头爱思维尔除医学部之外，在中国又新增了科技部；约翰威立出版集团将中国办事处升格；贝塔斯曼集团、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开始在中国选择固定伙伴开展深入合作……这些大动作使喧嚣多时的“狼来了”正从概念演变为中国出版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按照中国政府加入WTO的承诺，从2004年12月10日起，文化市场开始对国外资本开放，中国出版业面临着5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出版市场重新洗牌的重要时刻到来了。
而此时我们的出版业却仍未脱离计划体制。在地区分布上，除北京、上海有较多出版社，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多只有十余家出版社，管理长期政企不分，难以公平竞争使出版社小而全、多而散，资源平均、竞争乏力。
广东出版业也不例外。省新闻出版局属下的出版社作为“裁判员”的“亲儿子”，在政策、资金和选题审批上得天独厚，出版的行业竞争不可避免地先天不足。而在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的精心“呵护”下，出版所必须的资金、人才、政策等要素难以有效流动，活力被限制使出版社难以做大做强，既缺少在全国叫得响的名牌出版社，又缺乏让读书人心仪的好书。50年来一直未变的旧有出版体制坚冰必须打破。
2003年6月，中央确定广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
2004年2月1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在春节后召开第一次党组会议，决定将该局直管的13家企事业单位以及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公司的国家股，连同这14家单位的党组织关系、干部管理关系一并划归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这标志着：自上世纪50年代我国学习苏联模式形成的计划经济的产物——政企不分的出版管理格局在广东终结。出版体制改革走向前台。
从小“局”到大“局”
一场看似艰难复杂的改革，却进行得波澜不兴。这种不怕触及自身利益的改革精神，被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小丹形容为“真正的改革派”。
政企分开，一个并不新鲜的词语，放到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似乎也不过是同一栋大楼的门口多挂出一块牌子。然而业内人却知道，这中间不仅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更关系着数十亿元资产的归属。唯其如此，这项改革才迟迟未能一步到位，实际上，广东省委、省政府对此也没有给出时间表。
34亿元！这是新成立的广东省出版集团的雄厚身家。政企分开，意味着这一巨额资产的经营从此和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再无直接联系，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将从一个令人羡慕的“有钱”部门变为“清水衙门”。
一场看似艰难复杂的改革，却进行得波澜不兴。“有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东风和省领导的全力支持，局里只发了一个决定文件，开了一次重组大会就搞定了。”这种不怕触及自身利益的改革精神，被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小丹形容为：“真正的改革派”。
有一句话在改革之初常常被出版局的领导们挂在嘴边：新闻出版局的“局”字，应该是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的“局”，而不是局部利益的“局”。
据当时参与这场改革的省新闻出版局办公室副主任顾智山说，分开的过程中，的确有人建议局里留点来钱的事项，比如留下几份刊物或者一个出版社，但是局党组的态度十分明确：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留不得，也留不住。留不得，因为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当教练员。留不住，因为省里有规定，政府部门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2004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提议下，广东省新闻出版局被邀请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典型经验交流会上发言，广东出版体制改革得到了认可。
也有人问，这样的改革为什么会在似乎一直为文化“短板”掣肘的广东先行一步？这其中有多少必然性？或者只是一次偶然的遇合？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陈俊年一再强调，广东出版体制改革还只是起步，很多做法还有待完善，他说：“政企分开在广东省直党政部门已经实行四五年了，人家能分开，我们为什么老分不开？强调行业‘特殊’也好，‘安全’也好，都不是理由。人家会问：就你才特殊？你管才‘安全’吗？”
熟悉广东出版业的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李宗桂对记者说：“广东市场经济相对成熟，很多行业管理部门在政企分开这个话题上都走在了全国前面，较早地摆脱了政府部门之间争夺资源和权力空间的内耗局面，这对广东出版体制改革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管理脚下到服务天下
政企分开后，有人担心因无所事事而产生的失落感并没有出现。职能转变后局里上上下下反而比过去忙多了。
今年6月28日凌晨2：44分，广东省信息中心网络安全管理员谭艺惊异地发现还有人在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网页后台登录。
“是黑客吗？”这引起了她的警觉。
实际上，那是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处处长杨以凯上网回答公众咨询。他告诉记者，电子政务2003年开通后，为使群众提问得到及时回答，只要不出差，晚上12点在家上网已是他每天的工作。
很多人曾经担心的失落感并没有出现。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朱仲南说，随着出版局职能的转变，现在比过去忙多了。以前视野所限，服务社会这一更大更广阔的职能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把心思放在这上面，发现“可为”和“必须为”的事情很多很多，空间不但没有变小，反而更大了。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白云书城在统计中发现，今年二季度的销售比一季度增加了10%。买书的人为什么多了？经理陈志强说得很直白，因为盗版最近被打击得厉害，顾客又回到了书城。
脱钩之后的出版局把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非法出版作为重要职责。从今年3月开始，他们出动了2万人次，查处非法出版物353万册，非法光盘45万张，有力地净化了广东的文化市场，为守法经营的企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的环境。
今年6月，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又将6项印刷和发行的审批权下放到地市新闻出版局，提出建立“珠三角国际性印刷基地”和“粤东全国光盘生产基地”，把广东建设成南方最大出版物集散地的新思路。2004年省出版局帮助广东省出版集团实现整体转制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后，当年实现销售收入24亿元，利润总额近2亿元。该集团董事长黄尚立说，现在是最好的发展时机。
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金炳亮说：“如今的体会是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等、靠、要’了。要，只能向市场要，只能凭实力去争取。”出版社的这种觉醒，这种对生存和发展的自觉，也是变革之后预期中的良性反应。 (杨兴锋 陈志红 陈志 赵小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