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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杨
“我这是第27次为了公司上市的事来北京了，光公关费就花了500多万。”7月4日下午，在位于北京西城区靠近中国证监会的某宾馆，来自安徽皖南某市的民营企业家朱先生向记者大倒苦水。
三年前的上市谋划据了解，朱先生的企业是他一手创办的以生产新型建材和医药为主业的综合性高科技民营企业，从1986年创建至今，经过近20年的发展，目前公司已经由最初的一个拥有60平米，七、八个人的小作坊发展成今天拥有3个原料生产基地、2个建材加工厂、一家高新制药企业，员工超过1000人、年产品销售收入突破5亿元的集团公司。
由于该企业生产的建材科技含量高，质量好，市场辐射整个华东地区，近几年竟然经常出现产品供不应求的现象。为了适应市场发展，该公司决定向银行贷款以扩大生产规模———原有基地和加工企业的基础上，在江苏和山东再建三个基地和工厂。一切似乎都在冥冥中按照朱先生的设想按部就班的进行。
然而，就在朱先生和江苏、山东两地地方政府的合作意向进行得非常顺利的时候，国家宏观调控导致的银行紧缩银根让朱先生尽管通过多方做工作，最后集团的所有计划还是泡了汤。
从银行贷不到款，这个走投无路的民企老总，最后把目光投向了资本市场。
2002年5月，朱先生一边开始研究企业上市的有关知识，一边通过当地市上市办、省上市办与证监会驻该省办事处联系，在省上市办的几位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朱先生和北京一家中介公司取得了联系。
“这家中介机构业并非国家认可的专业上市中介机构，但这个中介机构的老总却和证监会的一些部门领导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朱先生突然把身子向记者侧过来，一脸神秘地说。
果然，从认识到报材料，再到上市辅导，和其他来北京跑部委的民营企业相比，朱先生要顺利多了。“这三年来，我为了企业上市，北京真的没少跑，虽然工作进展得比别人顺利，可我为此花了近500万元，北京有名饭店、茶楼的门童没有不认识我的。”回忆起当年为公关下的功夫，朱先生的脸上难掩心疼的表情。
“眼看就要进入关键阶段，没想到证监会又出事了。”朱先生脸上掠过一丝深深的无奈，有些事情的发生的确是没有道理可循的。
500万元打水漂其实，朱先生说的“证监会出事”就是去年中国证监会发审委上市公司发审工作处副处长因出卖“发审委员”名单而被北京检方批捕的王小石案。
“其实我并不认识王小石，但因为他出事也让我受到了客观上的牵连，他一出事，中国证监会对原来发审委的人几乎都换了，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我的关系。”尽管房间里空调的指示温度清楚地显示是16度，但朱先生还是不停地用毛巾擦着额头的细汗。
不仅如此，三年来，除了和证监会交往之外，朱先生还要和承销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十几个单位的好几十人打交道，用朱先生的话说，在北京呆的时间比在企业都多，“我都快成北京常住居民了。”
谈话中，朱先生多次对现行国家关于上市制度的不合理表示不满。“其实我的企业是一个成长型的企业，而且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和那些大多数上市的地方硬扶起来的国有企业相比，我比他们都强，但因为我是民营企业，我又没法和他们比，因为在国家上市政策上，明显对民营企业是歧视的，而且这种歧视从表面看起来却又很难挑出毛病。”
朱先生说，要不是这些上市政策对民营企业太苛刻，我想我们也不会经常跑北京来公关，也不会有那么多企业去争相包装上市。“公关上市，这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了，就我所接触的一些已经上市的企业来说，包括国有企业，60%都是靠这种中介机构或者是其他关系人去进行公关，不管是哪一种途径，都要靠钱。”朱先生说，但万万没想到证监会出事打破了他做了三年的上市梦，“三年500万公关费打了水漂。”
被迫境外上市“虽然发审委的发审制度有问题，但我们觉得，这比起国家政策来，对我们民营企业倒有利，毕竟我们通过公关还有可能通过，而按照政策，我们要上市，只能是个梦想。”朱先生告诉记者，这是他自去年王小石事件之后第4次来北京，他找的还是那家中介机构，但这一次，不再谋求境内上市了。他说，在国内上市实在太累了，尽管，在费用上国内会比国外低些，但要求的各种条件太苛刻，尤其是时间太长，一等就是几年，而根据证监会安排，每次排队的有几百家，而通过的只有十几家或几十家，不仅没有保证，因为进入辅导期的企业，每年费用起码也要几百万。
“我原来上市的目的就一个———融资。国内上市失败以后，我上市目的，不光是要融资了，还希望通过境外上市，能在经营理念上和国际接轨，树立企业的境外形象，也许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引进战略投资者，把自己的生意做大做强。
朱先生告诉记者，通过他们前一阶段努力，目前到境外上市的报批工作比较顺利，通过北京的这个中介机构，已经和香港一家投资银行达成协议，估计不要很久，就会报有关部门审批。据朱先生介绍，和他一批因为受王小石影响的企业也都改到海外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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