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六里桥犹如旧时上海滩 非法招工好似黑社会

　　本报记者 张淑君 见习记者 包松娅

　　●是他们的“不和谐”而被城市逐渐地边缘化，还是他们逐渐地被边缘化而变得“不和谐”起来？

　　●这活实在是干够了，城管天天追的吃不上饭，撵人和撵傻子一样。我们做个小生意 ，天天早上4点天不亮就起来，一干就是一天，一天一顿饭也吃不上，自己也舍不得吃。

　　●我们是正经人家，不怕吃苦就想找个稳妥的工作，挣点钱养活一家老小。我们不想过整天被别人赶来赶去的生活。我们在城市里就这点愿望，也经常不能实现。

　　“夜里一个人千万别走六里桥，那里太乱了。”

　　“尽量少走六里桥，大白天抢了你的包就跟拿他自己东西似的。”

　　最近，不断有关于“六里桥”的各种版本的坏消息在北京人中间流传开来。这消息让城里人不舒服、让城市管理部门头疼。

　　六里桥，在地理概念上，不过是北京西三环上一座普通的立交桥。这座在北京人看来不起眼的立交桥，近来却越来越“有名气”了。以六里桥为中心，向外以500米为半径的辐射范围内，今天已俨然成了当年上海滩的“闸北”：非法劳务市场渐成气候，每天有上千农民工流转，寻找“活路”；几十路公共汽车在附近经停，庞大的客流量吸引了上百个时隐时现的小摊小贩在这里挣扎谋生。

　　六里桥，这个以外来农民为个体的生态部落，真的要离以和谐为主旋律的社会越来越远？

　　“自生自灭”的马路市场

　　我们都被骗怕了7月5日下午4点半，38度的高温在经过一天的酝酿之后，不露痕迹的紫外线从不着一丝云彩的天空中散落，根根炙烤着人的皮肤。

　　京城“著名”的六里桥民工市场此时比平时安静了许多。难道找工作的民工们也去“避暑”了？正当记者惊异于今天的不同寻常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远远的吆喝“城管走了”，霎那间，赤臂袒胸晒得浑身黝黑的民工们，三三五五地重新向这个根据地聚拢来。不一会儿那个人影憧憧，人声鼎沸的“六里桥”又重现了。

　　天气炎热，拿着个小木牌找工作的民工们都成群地躲在桥洞里、马路便道的树荫里。一旦有人停下车，或者停下脚步，敏感的民工们立即从阴凉地钻出来，甚至远远地跑过来，团团将来人围住，急切地询问有什么活。

　　记者沿桥洞一路走来，不断有大群的民工紧跟在身后，当记者告诉他们“我们没有活儿，我们不找工人”，他们还是很不甘心地跟了几十米才散去。

　　人群里一位个头不高的中年男子在得知记者的身份之后还是固执地跟在后面，当记者提出要采访他时，这个37岁名叫刘晓高的未婚男子不好意思地思忖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就在记者和刘晓高沿西三环辅路向北走时，路边一个精瘦的年轻人吓了记者一跳。他又瘦又黑，躬着背蹲在漆黑的下水道井盖上，那井盖上是中午兜里还有钱的民工们吃剩下的盒饭渣滓。这个年轻人正用手去抓饭盒里残留的米粒，一眼不眨地就往嘴里送。

　　“这个人半个月前在密云给一个老板干活，那个黑心的家伙最后一分钱也不给他，硬说他干的活不合格。他是一步一步走了100多里才回到城里来的，连个馒头都吃不上，天天捡别人的剩饭。”刘晓高面无表情地说，“我们在这里活得太难了。”

　　刘晓高算得上是六里桥“圈里”的人。1988年从河南周口来到北京，至今已有17年的历史了，眼看就要“不惑”了，他还没有娶上媳妇。因为没有钱。“我在北京什么都做过，卖菜，开摩的，摆地摊，别看时间不短，其实一点钱也没有攒下，净被骗了。”看上去十分健谈的刘晓高十分爽快。

　　和北京城月坛等地段的劳务市场一样，六里桥劳务市场属于“非法”的，但“非法”的定性却也没影响它一直兴旺不衰。据说，每天在这里“聚群”的民工都不下千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一年四季随身背着编织袋的“旅行箱”，天热了就当街一躺，天凉了就躲到北京西客站的候车大厅去。

　　“经常在这里找工作的人，大家相互都熟识了，谈起被骗的经历，谁没有遇到过几次，甚至十几次，几十次。被骗完了回这来接着再找，我们总得活下去啊。”谈起这些无良的老板，刘晓高一脸的义愤。“上次一个通州的老板雇我给他背货，长期干就包吃住。我去强撑了半个月就干不下去了。”刘晓高自我解嘲地笑了笑，“以前给公家干这种活，背100袋给20块钱。现在私人承包了，同样给你20块钱，就得背300袋。受不住啊，可是你没有干够一个月，老板因为这个就不给你钱，再要就打你。”

　　刘晓高一脸无奈地表示，他们真是给骗怕了。

　　“黑社会”维持秩序

     在记者和刘晓高交谈的这段时间，不断有背着大包小包行李的外地农民忧郁地加入进来，也不断有人扛着大包小包行李兴高采烈地上了哪辆面包车扬长而去。

　　“你刚来不懂行情，”刘晓高热心地向身边一位刚来的河南老乡传授经验，“我们都摸着门道了，现在找工作都是短期工，我一个月基本上要换二、三十个工作，也就是一个活就干一两天。”刘晓高谈起经验来，一副得意的样子，“我们要求日结算，否则就不干。干一天给一天的钱，能做几天就做几天，一看架势不对抬脚就走，这样他骗也只能骗一天的钱。”

　　刘晓高从自己沾满油污的短裤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红色的单子，“这不，这是我昨天去西客站对面的一家星级宾馆刷碗时，给的出入证，不然一般人不让进的。”

　　按照惯例，刘晓高也是在这里干了一天结算完就不干了，“太累了，这么大一个宾馆只有5个刷碗的，一天不停地刷，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正说着，一辆白色面包车靠路边缓缓地开过来，车上副驾驶座上一中年男子把头探出车外用明显的“唐山腔”招呼一拥而上的民工：“打泥子，25块钱一天，谁去？”

　　面包车刚停下来，刘晓高就一溜儿跑到桥洞下，也不知和几个正在那里“歇阴凉”的小伙子说了些什么，3个光着膀子的小伙子跟着刘晓高一路奔面包车跑来。

　　“你还敢来呀？今天就整死你。”喊话的中年男子还没反应过来，人已被拖到马路中间。没到3分钟，“战斗”结束。被打得满嘴是血的中年男子被三个小伙子逼着给刘晓高拿出100元钱。

　　“他就欠我100，多一分我也不要。”原来，一个星期前，刘晓高就是跟着这个负责招工的中年男子到大兴的一家建材厂打玻璃泥子。“一天干14个小时，天太热，根本受不了。”干了四天，老板不给工钱，刘晓高又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六里桥。

　　令记者惊讶的是，三个操东北口音的小伙子拿着刘晓高的50元“保护费”开始替挨打的中年男子招工：“来20个，别怕，他小子敢再不给钱，咱就把他老窝给端了。”

　　一会儿，20个民工和行李袋子就把面包车塞满了。这次，三个东北小伙子获得200元的“中介费”。

　　据说，这样的“保护费”和“中介费”，他们每天能收到至少1000元。

　　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只写在牌子上“你们怎么不去报案，难道就没有人管？”记者这句问话，让刘晓高的话音高了一个八度。“有人管，怎么没人管，城管来管我们啊。但他们越管六里桥越乱。”

　　六里桥的乱在周围是出了名的，在那里，光天化日之下，打架斗殴的，偷钱抢包的屡见不鲜。

　　“我们也想找个安稳的活儿，以前也去正式的职介中心，可是交了中介费就不管了。活干不了还得重新再找。害怕受骗，又害怕找不到活干，我们的脑袋都有点不正常了。时间长了也习惯这种干一天是一天。找工作糊口本来就难，在这里还经常让城管撵，好不容易来了个招人的又被城管赶走了。在这里十天、半个月找不着工作的多了，但是他们还得要生活，怎么办？”刘晓高瞪着眼睛问记者，“那就只有去偷，去抢了呗，反正活着这么难，怎么不是活着。”

　　记者一行三人围坐在中国人民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隔离区外边的树阴下采访时，一位身穿武警制服的卫兵，彬彬有礼地走到我们身边有礼貌地“请”我们离开，面色严肃地驱赶了不止一次。

　　“六里桥这一片一天都有三、四起打架的，打死人也很平常。有民工跟老板打的，也有民工之间找不着工作，心里急躁，一有口角就拳脚相加。”刘晓高说着，回头指着背后的一个小饭店，“前两天，一个老板一下子要了20多个人，到中午民工们嚷嚷着饿了，老板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小饭店里，一人要了一碗刀削面。等大家都吃完了，结账的时候那个老板说自己没拿钱。”刘晓高气愤的表情仿佛那些受骗的人当中就有他，然后咬牙切齿地说，“20多个人把那老板拽出来，扔到地上就打，谁管？”

　　果真如此，这个散乱的六里桥难道真的没有任何单位可以规范？刘晓高显然对此已失去信心，一脸漠然地说：“根本没人管我们，哦，也有人来过问，像你们这样的记者居多，报道没少发，从来就没有政府部门来过问一下。”

　　六里桥向西100米路南的公益广告牌上，醒目地标着“创建文明社区，构建和谐社会”12个大字。

　　既然刘晓高觉得六里桥的民工市场应该由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管理，那么丰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解决此类问题有过什么措施吗？

　　当记者将电话打进丰台区劳动局职业介绍中心，一位女士在耐心听完记者采访的缘由之后说：“这个事啊，不归我们管，你找别人问问”。接着记者又拨了职业技能开发科的电话，一个年轻的女士接了电话问明白了原因，就推荐说，“噢，你打到办公室问问，我们也不清楚。”

　　随后记者按她们提供的办公室电话一直打到下班，电话线里一直是占线的“嘟嘟”声。

　　在丰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网站上对劳动局职业介绍中心的职责做出明确规定：接待各类求职人员为其办理求职登记，对求职人员进行职业指导，将求职信息录入北京市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为求职人员推荐就业岗位；及时向再就业服务中心发布劳动力市场用工信息；办理各类用工单位招收员工的招工审批备案手续，材料齐全的当日办理等。

　　职业技能开发科的职能则是，负责辖区内下岗职工、社会失业人员的职业指导培训和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的管理与指导协调工作；负责辖区内外地进京务工人员培训的管理与指导工作；负责辖区内其他群体、残疾人、军地两用人才等各类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的管理与指导工作等。但是他们均对记者的问题表示自己不了解。

　　7月5日，全国政协召开十届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建言献策。

　　厉以宁常委在以“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的途径”为题的发言中，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分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绝对收入偏低，指农村人口为贫困所逼，外出谋生。二是相对收入偏低，指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的现期收入同在外地工作相比，感到自己的收入偏少，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三是预期收入高，指农村劳动力考虑到留在农村与外出工作相比，外出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未来收入将会大大增加。

　　据记者观察，来六里桥劳务市场找工作的农民，90%都像刘晓高一样属于第一类。

　　管理的欠缺，让他们和城里下岗工人，甚至是厉委员眼中的其他类农村劳动力相比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

　　是他们的“不和谐”而被城市逐渐地边缘化，还是他们逐渐地被边缘化才变得“不和谐”起来？

　　“我们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六里桥东的电力医院门前，一对卖哈密瓜的中年夫妇守着自己破旧的三轮车。他们与刚才那些没“根”的民工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虽然也小心翼翼但也稍显满足，眼睛里没有民工们那种“今天不知明天”的焦灼。

　　“今天生意还可以，一天卖100多块，纯赚也就40块钱。”妻子眼里盈满了笑意，“今天还好，奇怪了，平常城管一天来好几遍，追得你根本没法卖东西，今天到现在还没有来呢。”

　　这一胖一瘦夫妻俩人，丈夫是河南焦作人，妻子来自山东济南平阴县。两人一起出来打工8年了，上有刚刚得了脑溢血的父亲，下有刚刚15岁快要上高中的孩子。

　　“以前城管天天追，要是被他们追上了，你的三轮车和水果什么都别想要了，统统拿走。你要是想要回来，最少要交200块的罚款，我所有的成本还不到200呢。”妻子张苹提到城管没收东西时，早习以为常了。

　　当记者询问他们被没收过没有，张苹咯咯地笑了。不知是为自己的不好意思还是为我们的明知故问。“怎么没被没收过？经常被收走，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说是我们影响市容，有什么办法？第二天再买个二手破三轮接着卖呗。”说着，张苹的话音低了下来，手里拿着的水果刀机械地削着哈密瓜的外皮。

　　“这活实在是干够了，城管天天追得吃不上饭，撵人和撵傻子一样。我们做个小生意，天天早上4点天不亮就起来，一干就是一天，一天一顿饭也吃不上，自己也舍不得吃。”穿着大花连衣裙的张苹指了指身边的黑瘦的丈夫，“我们一天也就吃个干馍，喝点凉水算了，他已经瘦的不成样了”，张苹看看自己，笑着说，“我就是长膘的人，喝口凉水也会长肉。”

　　张苹卖的哈密瓜，偶尔也有人来问问价钱买一个。一个过路的小伙子问：“多少钱一个，5毛？”张苹停下了与记者的交谈，“5毛？1块钱我们也才赚你一毛钱，5毛钱赔死了。”

　　“就我们这小摊，城管管，交警也管。有的交警遇见了，只是想罚你点钱花花，连票都不给你开，就算开票也是不签字的废票。他们罚一次40块钱，最少的时候那些人也能抓6、7个人，280块钱我们几天也赚不回来啊。”张苹提到这些，有点愤愤不平。“你罚钱是为了不让我们在这里卖东西，可是罚的钱都揣到他们自己腰包里去了。”

　　张苹回忆说，上次一个卖东西的女孩，城管把她的货没收了，还把人拉到车上就打，打完半夜用车拉到卢沟桥把人扔下来，然后开着车扬长而去。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地女孩半夜里一路哭着从卢沟桥问路问回来。

　　“你说人家一个女孩犯了什么罪了，他们就这么把人不当人看待？我们小商小贩就没有人权了？”初中文化水平的张苹已经知道人权了。“北京人看到我们就骂，好好的老家不待，来这里干什么？他们以为我们多想在这里受气、遭罪，要不是家里穷的实在呆不下去，谁愿意来这儿被人不当人看？”

　　张苹的老家在山东济南市郊200多里的平阴县葓范池镇长尾岩村，据张苹介绍，她们老家那里是山区，格外的穷。村里有地，可是种地过去连公粮都不够交，更不要说吃饭了。村民们种了点苹果，好不容易丰收了却卖不出去，这样还得交特产税。村里穷得一家人一个月只吃一根葱的不在少数。

　　“大人在农村穷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孩子还小，我不能让他再吃没文化的亏了，孩子一定要上学。”提到快要上高中的孩子，张苹的笑容像普天下的母亲一样慈祥、温和，“我儿子学习可好了，回回考试第一名。”张苹的笑容没有变，眼圈却红了，“儿子知道我们在北京打工不容易，特别懂事，一点也不讲究吃穿。一个星期6块钱的生活费，多一点也不要。”

　　祸不单行。张苹60多岁在老家当大队书记的父亲去年在主持村里工作时，突发脑溢血，从此就没有站起来。张苹夫妇在外几年的积蓄全给老父亲做了医药费。在张苹姐妹几个为巨额医药费一筹莫展的时候，乡里欠着她父亲的四、五年的工资硬是不给。理由是乡里给大队摊派的任务没有完成。

　　“我父亲是三十多年的老党员了，平时为大队的老百姓尽心尽力，现在有病了，乡里不管也就算了，欠的不多的工资对我们而言都是救命的钱啊。我父亲不能再工作了，乡里来的人二话不说就是要公章。”张苹用手敲了敲面前的三轮车，“上上下下吃饭都靠这个三轮车了，我们不干行吗？”

　　片刻，张苹想了一下急切地咨询记者，“我们农民工在北京能上社会养老保险吗？”还没有等记者张口，她就解释说：“通过我父亲这件事，我想明白了。我们就一个儿子，以后万一我们两人有什么意外，剩下这一个孩子该怎么办啊？”

　　据了解，目前为止，北京市的社会养老保险只能通过公司团体办理，或者有北京市户口的个人办理，对外来务工的个体而言，还没有对他们开放。所以张苹夫妇“忍痛”拿出2000多元双双投保新华人寿大病险。

　　当记者问旁边一直倾听的丈夫为什么不去六里桥底下找个其他工作时，他头扭到一边说：“我不去，他们都不是正经找工作的，他们都是被坑怕了的人，反正也都是干一天混一天的。公安局都管不了他们，上次去了一辆警车，他们成百人围住把警车都给掀了。”

　　“我们是正经人家，不怕吃苦就想找个稳妥的工作，挣点钱养活一家老小。我们不想过整天被别人赶来赶去的生活。我们在城市里就这点愿望，也经常不能实现。我们也商量了，实在不行就回家种地，现在农业税免了，日子应该好过一些了。”张苹和丈夫无奈地对视了一下，都低下了头，最后一句话像游丝一般从张苹嘴里吐了出来，“那样，孩子能不能上学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