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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记者 林华强
这是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是金融体系最特殊和具有“草根性”的一环。
这群人从事着一些与银行相似的工作，比如借贷。但他们可能是普通意义的农民，拥有土地，每天依然会下地干活；或是单位职工，周一到周五依然“朝九晚五”。因为，从事
民间借贷就好像是个兼职！
“草根”放贷人
乡村的暮色总是来得很晚，尤其是在晴天。7月1日，最后一缕光线从李友才家房顶消失的时刻大概是八点。他的长安小货车在院子里进退了几个停稳了，两个想向他借钱的农民主动为他当 “搬运工”，四百斤化肥一溜烟从车上跑到了堂屋。
李友才是重庆市璧山县正兴镇文家村的一名民间放贷者。村里左邻右里买化肥、买种子、做点小生意、看病急需小钱时，信用社借不到，银行更没门。他便成了村里的“财神”，因此，在附近的村子里，他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
乡亲们一般借钱不多，如果超过一万的便被视为“大额业务”，这样的生意李友才要考察很久，还要找村里有名望的人担保才行。今天的业务很小，一共三千三百元，自然毋须担保。
借钱的程序很简单，李友才草拟了张借条，对方看过没有异议就签名按手印。至于利率，一般是没有人问，借条上也不作规定。因为几乎村里所有想借钱的人都知道是两分(每月2%)。
李友才的家里有个保险柜，两个农民要的三千三百元钱在李友才唧唧嘎嘎一阵捣腾后被拿了出来。保险柜是民国时候李家老人留下来的，颇有些年头，有人曾出价一万块买走，李友才犹豫了很久，最终没有答应。“我家祖孙四代都是放贷的，这个保险柜是李家的宝物!”
村里有些年纪的老人都知道李家放贷的历史。“在解放前他们放过高利贷，现在不同了，主要是方便邻里乡亲，利息低又好借！”这样的评价让李友才感到很欣慰。他告诉记者，自己放贷已经有二十年，从没有追过债、放过高利贷，因为小时候看见过父辈放贷被批得很惨，怕留下“历史话柄”。
“左邻左舍的借钱的信用很高，一般说什么时候还都能还。需要长期借的，都会提前说清楚。”在李友才记忆里，他所借出去的钱几乎没有什么坏帐，“亏得最大的一次就是借钱给镇上的一个做‘股票生意’。生意做赔了借出去的八千元也不见影了。”
至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放贷给镇上的生意人。李友才靠货运起家，家中农田四亩，至今仍在种。他是村里最早做货运生意的，现在一年收入四万元左右。他告诉记者，现在五十万元的积蓄全是几十年赚来的辛苦钱，没有一分靠继承财产、也没放过高利贷。
“超过国家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才叫高利贷。”这是他写在账本上警示自己的一句话。这个账本与祖上遗留下的保险柜同是李友才的宝贝，在本子的后面，一个特制的小钢夹夹着所有借条。它与一叠花花绿绿的大额纸币一起，被李友才锁进坚实的保险柜里。
账本上记录着每笔放出去的贷款的还款时间，总共贷出去的金额。
风险防范意识强
“最近农信社向农村发放小额贷款对我的影响不小，以前这个季节是贷款的旺季，但今年才十万不到。” 李友才向记者展示了两年前六月份的利息收入为4420元，按2%的利率推算，即贷出221000元。而眼前放贷生意的冷淡和油价上涨让其短收不少。这迫使他考虑向邻近的丁家镇做辣椒生意的生意人贷款。
“他们生意做得大，一贷就是上十万，不过风险也大，我十多年前和他们打过交道，当时觉得风险太大，退了出来。”李友才告诉记者，在丁家镇做生意的好几个“老板”请他吃过饭，利率也被他们抬高到5%。
有人找出了村里的领导来做担保，或是拿房子当抵押。不过李没有立即同意。“一贷就是一、二十多万，人又不是特别熟，农村的房子又不值钱。
“要是跑了找谁去，我挣的可都是辛苦钱，还是贷给熟人比较踏实！可五分的利息的确很诱人。”李友才陷入了两难。
同样的难题出现在临近的几个乡镇，通过李友才介绍，记者采访了方圆十公里内的四个放贷人，他们手头同样资金都不少，都为客源发愁。
这个乡镇的民间放贷“繁荣”仅仅是一个个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早在1990年代末期曾经做过调查，农村中民间借贷发生的比例少在90%的村子都有。”
高利贷充斥民间
由于类似的民间放贷活动是一种“土生”的“金融生意”，所以注定并不是每一个放贷者都如李友才般友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就曾听说有八分利的借贷者，这让民间借贷这种灵活的借贷方式蒙上了阴影。然而作为民间借贷的高发区——城乡间贸易，它也发挥了类似机油润滑机车的作用。
“我们这两个乡镇，有钱愿意放贷的又不止他(李友才)一人，大家只是考虑利息低才去找他。”7月2日，丁家镇辣椒市场生意人林庆明很反感李友才对辣椒生意人所采取的拒绝态度，原因是他知道正兴、丁家这两个镇的民间借贷圈里有更多人愿意放贷。
林庆明做了近二十年辣椒生意，和他一起“创业”的一批生意人，让这不起眼的小镇变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干辣椒集散地。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借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市场里有些资历的生意人告诉记者，辣椒生意最好做的时候是1988年前后的几年间，那时也是民间借贷最活跃的年代。当时借贷的利率高达十二分，但生意人们仍乐此不疲地找人借钱，因为来回一趟可以赚上40%的纯利。
“由于当时大家都没钱，所以我们并不是找一个人借，村里所有有钱的人都愿意把钱借出来，借十万块钱往往要向十多家人借钱。”生意人林庆合对当时民间借贷繁荣的情景记忆犹新，“每次做完生意，我和合伙人一人拿一根电棒防身，背着十来万元钱挨家挨户的还钱和付利息。大家拿到钱都笑呵呵的。”
生意人不去银行借钱
林庆明认为不愿意到银行贷款的理由有三：手续复杂、周期长、担保人难找。他表示这三个理由到今天为止依然成立。农村合作基金会没垮的时候，“我们要比合作基金会付更高的利息才借得到钱，现在只有银行了，只要比银行的利率高上一些就可借到钱。”
辣椒市场的生意人一般不去银行借钱，在他们眼里，银行贷款除了有碰不完的钉子外，借到钱的几率也小得可怜。“虽然农信社也推出了一些小额的贷款项目，但每户人的授信额度只有一、两万元，拿来种田还够，做点生意就不够周转了。”
为了活络生意，这些小生意人宁愿向民间借贷者和亲戚开口。于是，圈子里的生意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和李友才之流的民间放贷人结交的朋友。
收益驱动水涨船高
然而民间放贷人也有和银行一样救急不救穷的心理，放贷者一般不愿意向生意人放贷，不过最近两年情况有些改变，主要是做生意的达成了共识：提高利率。“现在农村里的民间借贷利率一般是一分五到三分，我们可以高到六分！”
“这样的利率，借十万块一个月一般毛利一万多块，除去利息和其它费用，还可赚五千。”林庆明现在主要从缅甸和北方用火车皮运辣椒入渝转手，一个月一般能跑一个来回。他认为这样的利率可以承受。在他的眼里，只要能赚钱，就不存在高利贷，尽管六分的利率已经达到了国家规定的高利贷红线。
而在收益的驱动下，一些藏在深闺中的民间资本开始探出头来。
借贷圈里的潜规则
林庆明和林庆合在最近两年里都找到了自己稳定的放贷人，他们自有资金一般在二三十万，但实际经营的生意是在四五十万元。“生意场上的人都是有了十万元想做二十万的生意，而放贷人给你贷钱的底线就是不超过你的自有资金。”林庆合深谙借贷圈里的潜规则，他一般不去过分要求放贷人追加贷款。
在圈子里还有一条潜规则就是保护放贷人，因为大部分用于做生意的贷款的利率都刚好超过高利贷的标准。这样的行为一旦被银行察觉，就会被立即禁止。“放贷人和生意人谁都不想断了这条财路，所以保密成了一种‘道德规范’”。
正是在这样一种“自我保护”的氛围下，民间借贷开始快速在中国严格的贷款制度下生“成长”。据相关部门统计，中国现有12多万亿元个人储蓄存款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以极低收益率放在银行里；而一部分民资在找到了民间借贷这个出口后，开始涌动。
温铁军进行在调研后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在一次对15个省的40多个村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民间借贷的发生频率是95%，高利贷发生频率是85%。
借贷生态链中的聪明人
如果要以一种生态链来将民间信贷作对比，仅有放贷者和借贷者肯定是不完整的。因为民间借贷的隐蔽性，一批联系借贷双方的掮客必不可少。这类人在中小企业的融资过程中最易出现，他们甚至为自己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融资公司”，尽管大多数这样的公司居无定所，但他们是整个生态链中最聪明的“猎食者”。
比起农村的担保人来说，在城市中隐蔽的“融资公司”的运作模式更为灵活，他的主要业务功能甚至已经演变到帮客户长期“融资入股”，手法是将放贷人的钱“融”到借款人手中，低进高出，赚取利率差额。
猎食者的“进二出三”
7月4日，记者向一名姓陈的“经理”咨询借贷方面的业务。他并不愿意马上和记者见面，因为其公司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按照他的说法，“只要知道你的户口、家庭住址就够了，到时候我们会找你收钱的！”
陈经理告诉记者，来找他做业务的人有两种，一类是手中有钱贷不出去的，接这种业务一般不问资金来源，作为担保，陈表示他可以找金融系统、政界比较有声望的人作保。另一类客户便是那些在银行中很难获得贷款且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业主，主要业务是向其贷款。
“我们的利率是比银行要高一点，但可以保证你在很短的时间里拿到钱。”陈经理同时表示其间也要对企业的经营情况和固定资产作一些“审查”，最重要的条件还是要熟人介绍。
对于具体的利率，陈表示要做业务的时候再谈，但有一个底线，“进二出三”(成功将资金贷出后，放贷者收益为每月利息为二分，借贷者支付融资公司的利息为三分)，进出之前的中间的差价便是“融资公司”的利润。
高明的风险规避
记者表示有一百万的资金可以想放贷，问其何时可以找到借贷者。“不要高利息，最快明天就行。”陈告诉记者，在客户里，已经有好几个排队的中小老板，全是做皮鞋的。
“我们的操作很正规，签订书面合同，详细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免留下后患。”而对于“规避”高利贷风险一事，他更提出了高明的做法。
“在正式的借款合同上的借贷利率绝不会违反《高利贷法》。” 具体操作方式是通过增加借贷本金来抬高利率。比如放贷者有一百万要放贷，利率定为4分。在放贷时，“融资公司”会要求借款人签两百万本金的借贷合同，利息为二分。与此同时，借款人手中也握有放贷人借其一百万的字据，以冲抵第一份合同多出的一百万本金，不同的是这份合同规定为免息借款。如此操作，利息可以翻番，合同又不违法。
“但这实际上还是一种高利贷行为。”银河律师事务所甘露认为，这种行为在表面上很难判定其违法事实，但事实上仍是高利贷，只是做法略显高明。
中小企业趋之若鹜
但正如民间的生意人对民间贷款的追捧一样，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大一部分中小企业对这类可以大额融资的渠道仍是“非常赞同”。去年初开业的大坪某广告公司业主敖女士表示，最近接触到几家这样的公司，有的公司声称可以用短期入股的方式介入公司业务，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她认为一旦公司经营出现资金链上的问题，银行贷款肯定不现实，通过 “融资公司”寻找民间借贷虽利率很高，但比破产要好。
在获得中小企业认同过程中，“融资公司”这种空壳借贷公司成了整个民间借贷生态链中最聪明的猎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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