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报记者 胡斯然 报道
两个人物的时代错位
从2003年到2004年，将民间融资问题的是与非推向高潮的，有两个人物。他们做法雷同，遭遇一样悲惨。
2003年，孙大午，被列为“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被判刑，被罚款。当地人民法院给予的理由是，该公司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招收代办员，设立代办点，于2000年1月至2003年5月间，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承诺不交利息税等方式，出具名为“借款凭证”或“借据”实为存单的制式凭证，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1627单，共计1308.3161万元，涉及611人。
此案一出，震惊全国。众多学者的看法一致：孙大午的融资行为属于正常合理的企业融资行为，该案是个典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扩大化的例子。这种扩大化的根源，是民间融资的制度困境，以及金融垄断因为民间融资行为而产生的危机。
2004年，涂汉江，武汉市一位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一个命运和孙大午同样悲惨的人物，因积极帮助辖区内中小困难企业解决融资困难被抓，并最终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金200万元人民币。涂汉江案再次引起人们对民间借贷法律地位的关注。
事实上，4年多来，涂汉江累计出借个人资金900多万元，大部分为免息。其中，不乏像江夏区法院、公安局这样的政府机关，临时向涂汉江借钱进行财政周转。
有关法律专家认为，涂汉江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民间借贷行为，其遭遇暴露出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在民间借贷立法上的尴尬与无奈。
一个相对固定的支点
然而，民间借贷在我国早已有之，并已成为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这样，它也只能处在难见“阳光”的灰色地带。
汪俊是一家商贸公司的负责人，自身并无产品也没有产品代理，公司财务账户上从来没有超过100万元真正属于自己的资金，但一年的生意同样可以做到上亿元。在他的业务路线图中，有三个支点必不可少，一是终端客户，二是产品提供商，三是民间借贷者。
而在这三个支点中，前两个自由灵活，后一个却相对固定，并且使用频率比较高。
“在生意上，需要的短期周转资金都来自亲戚朋友或者熟人，” 汪俊对记者说，“生意做了十来年，我还从来没有向银行借过一分钱！”
其实，他有不少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并且又拥有价值几百万元的固定资产可供抵押，但他只依靠民间借贷者，“连借条都不用写，100万元1个小时内就能到账”，而在银行贷款，从手续备齐到审批，到贷款下来，“起码得个把月，有时候还不一定能借到钱。”
重庆一年30亿元
靠类似的方式解决企业融资问题的现象，在重庆已经相当普遍。重庆市企调队去年底披露的一次调查发现，重庆市有近七成的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而该市中小企业由于自身造血功能不强，而对贷款的需求又十分强烈，所以，他们在得不到银行或者信用社的贷款支持下，只好转而寻求民间借贷。
据悉，在重庆，一年内发生在中小企业间的民间借贷资金总额已经超过30亿元。
与之相对应的，是重庆市经委去年底作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说，在个体私营经济集中区域，民间借贷相当活跃，如近郊区县一镇，70%以上有短期借贷行为，借贷额大都在10万-100万元间。农户、个体工商户和私企老板是民间借贷的主力军。
有区县统计局调查，2004年，该县2071户规模以下企业民间借贷1.24亿元，8000个体工商户借了1.72亿元。报告特别披露了郊区县一家化工公司，由于当地信用社贷款不能满足其生产资金需要，该公司曾以年利率18%约定1-3年不等的期限向当地居民融资借贷。
与银行贷款相比，民间借贷的贷款者要多支付利息。据悉，重庆市民间借贷的利息主要是按略高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比如5万元存款，借给私企年利率6%，一年后利息就是3000元。
但这些私企还是愿意承担更多的支出谋求民间借贷，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民间借贷方式的灵活与实用，比如股票质押方式这一被银行或信用社拒之门外的方式，在民间借贷中却能以实物作为担保。只要借贷双方认可，厂房、设备、花果树苗、存货等都可作为担保物。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快，能应急。
高利率，高效率，高周转率，构成了民间借贷的关键词，而在金融系统中，这些词汇大概很难与之挂上钩。
开典当行的中间人
刘锋是一个身份特殊的人。7月2日，记者亲眼目睹了他不需任何担保和抵押，一个电话帮一个朋友搞定40万元贷款的一幕。不知道他的钱从哪里来，但他那个坐落在沙坪坝一个小镇上不起眼的典当行里，人员混杂，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融资力量。
他虽然开典当行，但很少接典当生意，他的能量在于“知道谁想借钱，谁有钱想借出去”，再根据客户信用程度和资金性质，收取一定的佣金，佣金一般在3%左右，借贷双方各取一半。
类似刘锋这样的民间借贷中间人，一般有一个可以“见光”的身份，比如典当行老板、担保公司总经理和租赁公司负责人等。至于重庆到底有多少类似中间人的存在，尚无人统计，但据刘锋透露，在他那个镇上，有20来个人，每个人手头掌握的资金在500万元左右。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在距离刘锋不远的另一个小镇，民间借贷的利率和刘锋通用的“三分”低得多，在一分二到一分五之间。
为什么利率较低的民间资金不会向利率更高的地方流动呢？
刘锋的解释是，这和民间放贷的特性有关，“不熟不贷是大家必须遵守的规则”。当地人士也认为，这是一种所谓的熟人社会文化现象。对于这些放贷者而言，“能否收回资金远比获得高收益更重要”，过去利息过高导致大量坏账出现的情形还记忆犹新，人们变得更加理性了。
放贷阶层的形成
事实上，类似刘锋这样，自己不从事实业经营，依靠放贷的利息为生的一个食利阶层已经逐渐形成，并且资金在不断向该阶层聚集。
刘锋坦言，自己经常接到来自广州、上海等地的朋友的电话，这些人手头有百来万资金，希望通过他牵线搭桥，在重庆当地找一些可靠的企业放贷。
此外，一些企业经营管理者也扮演了民间放贷者的角色，他们有着放贷者和企业管理者的双重身份。
对于放贷阶层的形成，北京大学金融博士、重庆一家管理公司的负责人王诚初认为，这和现在的商业环境有关：“现在市场竞争远比过去激烈，自己出来重新创办一个企业，已经没有十几年前那么容易了，把钱存在银行里，利息低不说，还会贬值，不如干脆拿出来，借给熟悉的人，自己的财产既能够增值，也能够帮助其他需要资金的人，是双赢。”
于是，这又形成了一幅相当奇特的景象：一方面是缺乏明朗前景的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缺，嗷嗷待哺，另一方面是大量民间资金寻找出路。
官方公布的数据也让监管层头疼，2004年末，中国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已达24.5万亿元，与GDP的比例已达189%，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国家。
“应该说，象像孙大午、涂汉江类似的人，是缓解两者矛盾的重要社会力量的代表。”招商银行一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只要不存在中介机构参与，利率不是太高，民间借贷就是合法的。”
然而，直到2005年，央行一直没有对民间融资有正式的定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