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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屋”政策曾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模式，之后为了“稳定楼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3年9月宣布了四项措施，包括无限期停建及停售居屋，现在有迹象表明，房委会管理层对此项政策有“解冻”之趋，为什么？
本报记者 张昌辉 通讯员 谢奕 发自香港
曾荫权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有评论指出其身上的担子并不轻松，振兴香港经济与提升民生质量将是摆在曾荫权面前的两道严峻的“考题”，“居屋问题”就是其中的难题之一。
曾荫权在6月8日的一次竞选活动中，向社福界选委说：“我好伤心，直至今日，来自社福界的提名还是‘零’，我希望每一位选委都支持我。”
香港社福界为何对曾荫权施以冷脸？
香港著名律师行——简家骢律师行合伙人何志强先生评论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曾荫权在他的竞选政纲中，确实没有提及有关香港大众的民生问题，比如公屋政策的搁置，这一点多少令人有些遗憾，而香港公屋政策“曾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模式”。香港“公屋”政策开始“解冻”？
在香港九龙横头勘南道3号，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屋署公屋申请和咨询的专线电话近日又悄然“火”起来。(有意租住公屋的人士可向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屋署提出申请，房屋署会对申请资料进行详细审核，如符合条件，则按家庭人数及所选择地区分队轮候。)
据房屋署一位接线员透露，从5月26日以来，平均每天要接听几十甚至上百个申请和咨询电话。而此前，这个电话已经“沉寂”了600多天。
为了“稳定楼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3年9月宣布了四项措施﹕无限期停建及停售居屋
(注：“居屋”是香港20世纪70年代起步的“居者有其屋计划”的简称，其售价大约是私人房屋价格的50%左右，主要满足低收入人士置业的需要)，终止私人机构参建居屋，停止推行混合发展计划，以及停止租者置其屋计划。
另外，香港房委会还于2003年11月宣布，除少量剩余及政府回购的公房会售于“绿表申请者”(即现行公屋住户)外，2006年底前不会以资助房屋的形式向申请者出售；而唯独推行的“置业资助贷款计划”(2003年1月推出)，也于2004年7月14日夭折。
有意味的是，今年5月26日，房委会又安排，“容许”“居者有其屋计划”及“租者置其屋计划”受益业主可以“选择在届满首两年转让限制期后，缴付补价”。在缴付补价后，居屋便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出售。
所谓缴付补价，就是将当初特区政府给予低收入家庭或个人居住设置的优惠政策补回特区政府，其优惠政策也就是香港所称的“折扣率”，一般为香港私屋市场房价的45%~55%。
对于“新安排”意味着香港“公屋”出售政策开始“解冻”的猜测，香港建筑师事务所商会主席刘荣广先生对记者发表了看法：“还不能这么看，这充其量只是一种存量的小幅流动，而不是增量的扩张，所以目前还谈不上是政策的解冻，顶多只能算是政策的‘试探’。”
据香港《明报》报道，政策“松绑”后的10天，有5宗补价申请兑现。其中有两宗补价申请的住宅位于市中心，市场对其补价后的市值，分别估价为每平方米约3万至3.5万港元和3.8万至4.2万港元。
而香港房委会发言人对记者的解释是，“新安排”会给公屋业主以更大选择的空间，能提高物业市场的流动性，增加房委会在这方面的收入(每年近2亿港元)，房委会还可将这笔收入用于兴建更多的租住房屋。而且在新安排下流转到公开市场上的公屋，只占香港私人住宅楼宇平均成交量的很小部分，对私人住宅市场的影响轻微。
记者留意到，“维护香港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几乎成了香港官方和一些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共同话语倾向。“公屋”出售：“市场派”与“民生派”博弈的焦点
香港大学许焯权博士向记者表示，这种现象确实令人困惑，至今也没有见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官方和媒体一直就这么说，所以有学人将他们称之为“市场派”，而把与之相左的另一派称做“民生派”。
现在这两派的观点对立得很厉害：“市场派”的主要观点是，特区政府出台的房屋政策不能对私人房地产市场“带来冲击”，香港现有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要保持稳定，最好是能够不断“回升”，香港要保持高地价，特区政府可以退出房屋市场等等；而“民生派”的主要倾向是，特区政府制定房屋政策不能左右摇摆，“要充分照顾基层市民的权益”。
在洛克大道一家儿童玩具商场里做收银员的叶叶告诉记者，她家住在新界，家里三口人，租住的房屋面积330平方英尺(合30平方米左右)。“为什么不买大一点的住房呢？”“买不起呀。”叶叶露出洁白的牙齿，无忧无虑地笑着说：“不过现在也不让买的呀，我们很多同事家都是租房住的。”
叶叶小姐的陈述和笑容，让记者对香港“公屋”政策多少有了些实感。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年底，香港有250多万人居住在特区政府提供的“公屋”里，占香港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而叶叶小姐所说的“不让买”正是上述香港“2003年的香港房屋新政策”——“公屋”供应被叫停。为什么被叫停？
据香港媒体报道，在“公屋”供应政策叫停之前，曾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就在公开场合表示，私人地产市场是香港经济的“中流砥柱”。
曾任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也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特区政府已审慎考虑私人住宅物业的脆弱市道，为避免公私营房屋出现竞争，特区政府将逐步淡化居屋角色，淡出房屋市场。
2003年6月份，曾荫权还发表过房屋政策要“拨乱反正”的强硬说辞。
与此呼应的是，香港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曾著文称赞说：“特区政府在前一阶段推出的一系列救市措施(叫停居屋供应政策)很有必要。因为楼价的回升对香港经济的确有良性的互动作用。”
印证施永青的事实是，截至2004年上半年，香港楼价相比于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5年下跌超过60%的悲惨局面——已回升超过了40%。
施永青说，特区政府成立后，一度担忧楼价过高会影响香港的竞争力，又认为楼价下跌后有助改善民生，故放弃高地价政策。在金融风暴袭击下，仍坚持大量建屋增加市场供应，结果造成供过于求，楼价暴跌，社会财富大幅蒸发，引致严重通缩，造成恶性循环，社会上的受害者远多于获益者。
据悉，回归前之所以没有积极地采取措施改变香港的高地价环境，是因为高地价确为香港带来不少方便。高地价的最大好处是解决香港的财政来源。香港通过卖地、补地价、地租、印花税、物业税，以及征收地产商的所得税，在高峰期，可达财政预算的四成或以上。
香港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向记者表达他激进的“市场派”倾向，这位学者毫不含糊地说，根据自己的研究可以判断，私人楼市遭公营房屋市场的排挤，剥削了市民创富的机会。因此，香港政府当务之急是要大幅退出住宅楼市。
当记者提及“市场派”的这些观点和主张时，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孔繁盛很不以为然：“他们考虑方案的倾向是‘抬高楼价’，这显然是不切合香港市民的做法，还有一半的市民没有属于自己的居所，他们怎么办？如果楼价一直飙升，政府又退出房屋市场，那这些穷人将永远不会有属于自己的房屋。”
香港测量师学会资深专业会员陈旭明副会长，也鲜明地向记者表达了他的“民生派”立场：“以往政府的要务是为居住条件差的市民提供津贴公共房屋或租住公屋，然而近年来却转为鼓励市民置业。在房价高企的今天，市民哪有心思置业？”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系李健正博士指出，香港住房政策激励收入低下的阶层人士购楼置业，目前仍是个颇具争议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为香港现在还没有一个全民社会保障计划，一般只是靠个人储蓄和家庭照顾这两个手段来保障晚年生活。因为要长期负担按揭供款，如果遇到经济持续恶化时，他们不但要面对耗尽储蓄的可能，而且可能丧失供款能力，而且低收入阶层动员周转能力一般都很弱，因此，置业对他们来说，是个高风险和高成本的抉择。公屋政策的原意是希望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一个可负担的稳定居所，但现在的政策却背道而驰了。
何志强律师也表示：“我觉得香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推行的‘公屋’政策就不错，房委会建造的公屋(只租不卖)近60%的资金都是贷款基金，房委会提供的居屋(对折价售卖)，也是通过设立居屋基金提供居屋的有关运营费用，从而解决了香港40%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2003年特区政府出台停建、停售居屋等‘新政’，对提高私屋市场的价格可能的确有助，但香港社会毕竟还有很多低收入人群，他们的生存也需要用心照顾呀。”两派的偏见和误区
据了解，在2003年叫停“公屋”政策的时候，香港房委会委员陈家乐、陈监林、萧婉嫦、王坤等都对无限期停建停售居屋表示强烈的反对。
但是，“居屋计划”最终还是在反对声中被叫停了。
不过，何志强的一番见解却令人回味再三。何志强说：“‘居屋计划’虽然现在还搁浅在那里，但有迹象表明，房委会管理层还是有‘解冻’的意思，为什么呢？冻结在那里，用内地的话说，它其实是一块‘烫山芋’。一来房屋署也需要资金来拓展别的项目啊，比如，出租公屋还是需要继续建一些吧。只有让居屋‘流动’起来，才有‘找补价’等资金来源，况且现在香港私人楼市已经复苏得不错了，没有必要继续‘搁浅’嘛，中国有句古语，疏比堵好；二来，特区政府某些资产的业权也不是很明晰，有些在法律上一时也很难界定清楚，去年年底领汇基金上市诉讼风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60多岁的老太为什么能将2000多亿港元的上市基金搁浅？卢少兰强调打官司的主因是，因为‘房委会贱卖家产，影响他们(公屋居民)的权益’，反对领汇上市是不想房委会将商场分拆，担心日后商场会将货品售价提高。你能说卢少兰说的就没有一点道理？不要小看卢少兰、张文慧这些激进社工的法律水平和社会活动能量，当然这背后的因素很复杂。
事实上，支持“市场派”和“民生派”观点和主张的背后，既有集团利益的诉求，也有“理论”依据的支持。但是，纠缠在一些“理论”身上的，还有许多偏见和误区。比如，一些人总认为事情只要由特区政府做，就必然效率低成本高；而由私人市场去做,，就会效率高成本低。
那么，特区政府在住房市场上究竟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系李健正博士认为，住房是商品，但它又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它甚至也是一个公民生存权利的体现，所以，住房完全市场化显然行不通。
美国加州大学加斯托教授曾在一篇论及香港经济的论文中指出，香港于上世纪70年代经济能够顺利起飞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香港公屋政策为低收入阶层创造了良好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
李健正曾尖锐地指出，香港在80年代的一个重要政策转变，就是只想在公屋市场上担当有限度的角色，鼓励私人市场发展，虽然这有满足中等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但它还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过分笃信自由经济主义，认为市场总是万能的；还有，香港在楼市物业等方面曾经取得了大量的利益，从而误信发展私人楼市是一种正确的政策路径，这样发展的后果就是一步步慢慢发展成为一个过分倚重楼市的泡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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