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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兴云 郦柏 广州、深圳、上海报道
黄华华：“形势比较严峻”
“游省长平时很温和，但那一天，表情非常严肃。”在广东省经贸委，一位女士回忆说。她指的是4月30日，分管工交经贸的广东省副省长游宁丰到经贸委现场办公。
当时，一季度数据刚刚出来，广东省有七项经济指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事先有所预判，但当那些数据变成下滑的曲线摆上桌面，省领导还是“被吓了一跳”——在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一位负责人说——“现实情况下，经济问题才是最大的政治。”
这七项经济指标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外贸进口、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而根据广东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邱俊提供的信息，在财政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方面，广东为沿海七省市最低，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更是惟一下降的省市。
5月12日，全省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对在场的官员说：“形势比较严峻。”
他历数了“几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工业增速明显放缓，企业效益下降；煤电油运紧张特别是电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慢；金融机构贷款增速回落；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黄华华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到，科学发展首先是要加快发展”，“不加快发展，就没有率先发展，就难以当好排头兵”，“协调发展也是在加快发展基础上的协调发展，我们不能因强调协调而放松抓加快发展”。
游宁丰则马不停蹄，跑到各个部门调研，希望弄清楚这些指标下降的具体原因。在经贸委，他要求大家拿出思路清晰的相应措施。经贸委的正副主任，几乎全部出动。经济运行处副处长韩放春说，“下一步，还要针对存在的问题写出调研报告。”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广东全省完成GDP 7012.8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3%，同比增幅回落2.9个百分点；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3.58亿元，同比增长16%，增幅回落收窄到18.3个百分点。
珠江三角洲地区三个核心城市——广州、深圳、东莞——的外贸进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出现较大幅度回落或放缓，而江门、梅州等城市，一些重要经济指标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5月份，广州引以为豪的三大支柱产业，除汽车制造业比上月增幅提高外，电子产品制造业和石油化工制造业比上月增幅分别回落12.3和5.1个百分点。
20多年来一直高速增长的广东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上海：“起吊机经济”放缓
就在广东经济显现低迷迹象的同时，上海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比较严峻的局面”。
在浦东新区统计部门，一些不太乐观的消息开始流传，据说，今年上半年，浦东经济负增长几成“定局”。5月份，浦东新区的房地产均价比4月份下滑了20%，有关部门还预测说，今年下半年住房价格的大幅下跌，也已成“定局”。
在上海浦东新区政府，有关人士说：“上下对这个问题都很关注，领导非常关心。”
从上海市的工业生产来看，上半年的回落非常明显。工业增加值从1月份的20.20%下降到5月份的7.60%，1-5月累计增长只有10.7%。虽然5月份工业产值比前4个月提高0.9%，增长略有回升，但主要是受赛科、宝钢新日铁、达辉等新投产项目的推动。而5月份的工业投资却同比下降了23.9%，比4月份增幅剧降35.2个百分点。
最令上海忧虑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大幅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从1月的22.50%下降到5月的1%，几近零增长。
其中，房地产投资滑落得更厉害。前三个月同比增幅累计25.80%，4月份成了下降1.3%，5月份有所回升，也只增长了7.5%。前五个月，上海房地产开发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3.7%，增幅同比回落6.5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增幅比一季度回落36.4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增幅比一季度回落45.3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是否意味着被称为“起吊机经济”的上海经济模式走到了尽头？
所谓“起吊机经济”，意即通过修桥修路修建房子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人认为，这种通过外延资金投入的经济，其实是最落后的经济，并不能激发内在有效的投资需求，一旦投资停止，发展也就停止，一旦投资放缓，发展也就放缓。这个观点似乎正在得到应验。
此外，今年1-5月，上海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外贸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核心经济指标均不尽如人意。尽管市长韩正在6月25日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上海“整个经济增长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据上海市政府研究发展中心有关人员说，对目前经济形势，“市里很重视，要求我们跟踪研究”。
这位研究人员透露，市里领导对房市尤其关心。
在上海各区政府，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大家判断不一。今年以来，上海宝山区的增长率基本和全市水平相当，但区政府有关官员并不乐观。
“前几年宝山每年的用地量在300公顷以上，今年的土地指标不超过150公顷。” 宝山区政研室一位官员说，“现在看来，宏观调控对于土地指标、房地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信贷。今后几年的影响还将加大。”
广东“迫切需要转变”？
广东省发改委一位处长说，实际上，省领导最为恼火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
据悉，广东省有关领导曾在内部会议上要求，要将所有能上的项目尽快争取立项，同时指出，在没有大项目的情况下，各市在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方面要考虑尽可能提前，相关项目可以考虑“大胆一点，超前一点”，必要时，政府可以出面，尽量向银行争取授信额度，并表示在这方面“风险不大”。
“接下来，省里面在促进和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肯定会有一系列动作，不然，今后几年的经济增长拿什么来保证？广东绝不会将‘排头兵’荣誉拱手让出。”这位处长表示。
广东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邱俊分析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持续能力，而外贸进出口增幅减少，同样会使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尤其是像广东这样以加工工业为主的地区。
谈及当前情势，邱俊认为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谓内部因素，是广东工业产品以中下游为主，在买方市场环境下，价格上升不易，而原材料价格抬高之后，只好牺牲利润，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再生产和投资；所谓外部因素，则与宏观调控、国际市场有关，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煤电油运紧张和资源的短缺。
不过，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蓝海林却认为，经济增速放缓，煤电油运紧张，恰好为广东发展低耗能、高附加值的产业提供了契机。
广东省经贸委副主任罗坚生也对本报记者说：“从广东目前产业发展的现状、发展过程中累积的问题来看，广东经济的发展到了一个迫切需要转变的时刻。”
深圳综合研究院的丁四保教授则认为，广东省目前的工业经济形势，似乎标志着以拼土地和拼劳力为特征的“香港模式”的终结。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定广东经济出现了重大转折。广东省经贸委经济运行处副处长韩放春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肯定会累积起一些问题，在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下，速度自然就下降了。”
告别土木钢铁时代？
华东师范大学区域经济专家、环资学院院长曾刚说：“现在上海经济增长的下滑，是在宏观调控与结构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出现的下滑，如果搞不好，也许五六年也扭转不了局面。”
曾刚认为，上海经济出现目前这种形势，除了土地、信贷收缩导致的投资下降之外，也与上海多年来的经济战略偏差有关。
“上海不应该与江浙等周边省份在同一层面进行竞争，而应该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但上海三二一的战略一度动摇，2003年后在压力下又过快地放弃了一大部分制造业，过于依赖房地产业，所以，一旦遭遇宏观调控，经济增长就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曾刚说。
曾刚所说的动摇，是指上海在2003年出台的“173”计划，意在嘉定、青浦、松江173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建设降低商务成本试点园区，以拦截外资流入江浙。计划出台后，江浙反应强烈，为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门来上海调研。压力之下，上海“173”计划大打折扣，改为主要吸引高新产业投资，从而主动让出了很大一部分外资制造业。
“这导致上海经济在转型过程中青黄不接，出现了比较大的震荡。”曾刚说，“上海过快、过早地放弃一般制造业，也是江浙两省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
但是上海理工大学张永庆教授说最近两年上海房地产业的发展，导致商务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形成了房地产业对于制造业的挤出。“我接触的很多浙江企业家，因此停下了对上海的投资，也影响到很多人才向上海的流动。”
在工业发展后劲不足的情况下，上海第三产业比重从2002年的51%，降到现在的48%左右。
但是曾刚认为，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并不能完全取决于上海自身的意愿。
“比如金融中心的建设，央行第二分部向上海的迁移就推迟了，再加上北京的竞争，肯定影响到大家对于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信心。”曾刚说。
在曾刚看来，近年来，对上海的支持力度有所减弱，是上海不能如期完成产业转型的一个重大原因。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但是无论是上海还是广东，在其积累与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永远依靠制度供给。或许，这两个中国先发地区正在结束一个旧的经济时代，正在告别传统的土木钢铁增长时代，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体系，才能让“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产生良好互动，从而将一个经济低迷的时期变成一个经济进步的契机？
(本报首席记者仲伟志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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