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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德军 张新法
中国经济是保持高增长继续上行，还是减速下行？中国的经济周期是否进入了拐点？这些问题一时间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我们认为，即使近期经济增速有些微放缓，也是快速增长过程中的正常与合理回调
，此轮经济高速增长的长波并未结束。
始自去年4月的“点刹车”式的宏观调控，有效控制了投资需求释放的节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无疑有助于拉长此轮经济景气周期的长度。
我们预计，如果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2005年经济增长率可以肯定达到9%左右，未来几年也有望保持8%以上的强劲增长，不会出现增长率在7%以下的经济衰退。
增长动力强劲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三大需求看，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强劲，未来投资规模仍将保持较高增速，投资需求仍有很大张力。
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投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无疑会得到一定的遏制，因为这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目的所在。但是，由于这种调控不是全面紧缩投资需求，而是实行结构式调控“有保有压”，加之在调控方式上采取“点刹车”，因而投资增速不可能出现全方位的、快速大幅的下滑。同时，由于经济运行中经济主体内生性的投资冲动依然旺盛，未来几年投资仍会保持较高增速。从现有数据和发展趋势看，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可能超过中央政府确定的16%的控制目标。退一步讲，即使未来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至16%左右，由于投资规模高基数和投资周期的惯性作用，也足以支撑经济的较高增长，封死经济大幅下滑的空间。
未来消费需求将稳中有增，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逐步增强。
从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看，实际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拉动GDP增长0.87个百分点，远远高于投资0.22个百分点的水平。显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高于投资。因此，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必须努力扩大居民消费，提高消费率水平。我们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消费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日益增强。
2004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3950亿元，比上年增长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比上年加快1个百分点。今年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5112亿元，同比增长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9%，比去年同期增长2.7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已摆脱了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出现了稳中有增的上升势头，并且增速开始加快。据测算，在其他拉动经济的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只要居民实际消费实现11%以上的增长，就能保持GDP增速在8%以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施政目标的指导下，在一系列旨在刺激消费的消费政策的作用下，以居民收入水平的日益提高为基础，未来居民消费水平将会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从而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
尽管存在影响出口扩大的负面因素，但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强的拉动作用。
近十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出口总额大幅攀升，去年更是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外贸占GDP的比重也从40%迅速上升至超过70%。出口的快速增长和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对GDP一直保持着较强的拉动作用。
从今年的情况看，截至5月末，外贸进出口总值已达5227.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2%。其中：出口2764亿美元，增长33.2%，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累计达301.7亿美元。由于上半年增幅较大，今年进出口增长仍将远高于政府制定的15%的目标。从发展趋势看，出口高增速、外贸保持顺差的情况，在今年余下的大多数月份还会得以延续，但出口增速会平缓回落，进口将逐步增加，贸易顺差增长的幅度将收窄，但“大进大出”的运行态势仍会得以延续。
中国正处于快速增长战略机遇期
制度变革和经济起飞拉动中国经济进入增长的长周期。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按长周期有18年的上升期计算，始于1992年的新一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至少也应持续至2010年左右。因此，未来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如果以经济增长率为标准，并考虑到体制变革对经济周期的重要影响作用，那么，进行粗线条的划分，从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至今可以划分为两个经济周期，即1978-1991年为第一个经济周期，1992年起至今为第二个周期。前者又包含了两个短周期(1978-1980年；1989-1991年)和一个完整的中周期(1981-1991年)。因为在1981年和1989年两个年度，经济增长率较上一年度明显下滑，明显看出是一个周期的拐点，所以将其作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起始年份，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1992年开始的这一轮经济周期，主要是以制度变量这一经济周期的外生因素推动的。这一年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的宏大目标。
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较长的时间过程，制度变革和创新的能量也要陆续释放。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是无法用基钦短周期和尤格拉中周期来做出解释的。换言之，即使不考虑其他影响中国经济周期的因素，仅就制度变革对经济周期的推动作用而言，从1992年开始的经济周期也是一个经济长周期。或许还应考虑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现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而就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看，其经济起飞阶段的经济高增长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中国当然也不会例外。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按长周期有18年的上升期计算，始于1992年的新一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至少也应持续至2010年左右。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波还远未结束，未来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还应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改革开放前经济周期是古典型周期，经济衰退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负增长。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已转为增长型周期，经济景气下降也只是增长速度放缓，增长已经成为主导经济周期的主旋律。同时，由于经济增长位势提高，经济波动也一改以前的大起大落状态，波幅明显降低逐渐趋向平稳。认清经济周期的这种变化，对我们把握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也是很有帮助的。
可连续保持5年以上增长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的平台上，并未进入周期的拐点。如果政府能够恰当、娴熟地运用好熨平经济周期的政策措施，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那么，从现在起中国经济再连续保持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增长，也是可期的。
即使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增长势头减弱导致经济增速小幅放缓，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因为其属于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正常与合理回调。这种放缓既有助于缓解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同时也有助于克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矛盾，改善经济增长所需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积蓄增长后劲，使这一轮增长周期能延续更长时间。
中国经济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高增长所面临的困难因素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各种有利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的“中央计划单一拉动”已转变为“多元经济主体共同拉动”；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总量的基数仍然很低，增长空间很大；中央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把握能力和政策调控技术有了提高，已能够较为从容地应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不利变化。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
(本文作者系中国银河证券高级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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