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对老百姓健康负责 十大污染城市知耻后勇

　　本报记者　刘鉴强　　　

　　污染态势得不到根本遏制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地方一直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一些干部有片面发展观，只对上级领导和发展速度负责，不对人民和环境负责

　　谁活在空气最脏的城市？

　　“我！”当本报记者向多个城市的朋友提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这样回答。尽管这些城市的空气质量有较大差别，但很多人觉得，吸入自己体内的空气就是全中国最脏的。

　　6月初，国家环保总局给出了一个权威答案，在全国113个重点监测城市中，空气污染指数最大的十个城市依次是：临汾、阳泉、大同、金昌、宜宾、株洲、重庆、焦作、长治、攀枝花。

　　去年，这一名单首次公布时，十大空气污染城市是临汾、阳泉、大同、石嘴山、三门峡、金昌、石家庄、咸阳、株洲和洛阳。

　　一年之后的今天，五个城市光荣下榜。

　　“黑榜”令地方政府铁腕治污

　　从去年开始，国家环保总局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布“十大污染城市”。对于习惯了“好事上红榜，坏事不上榜”的地方政府来说，上这个“黑榜”，无疑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排行榜公布后，史京品是第一个被撤换的环保局长。这位河南省洛阳市环保局局长，在2004年年初洛阳市新一届政府组成人员中刚刚留任。但就在年中，洛阳进入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公布的十大污染城市名单，史京品的环保局局长生涯就此戛然而止。

　　洛阳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并在争创中西部最佳人居城市。然而，这顶污染“黑帽”将这个对环境自我感觉不错的九朝古都惊醒。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孙善说，洛阳市的大气污染到了非治不可的程度了，“必须痛下决心解决”。

　　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措施是，洛阳环保执法不再有禁区，对所有违规者严管重罚。而此前，洛阳市为保护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及民营企业，要求环保部门对这些单位执法需报请批准，现在，这一规定被立即取消。

　　同时上“黑榜”的另一个河南城市是三门峡。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宋豫秦教授告诉本报记者，他当时去三门峡考察，看到“群众非常不满，领导压力非常大”，市政府下决心治污，甚至出现了过激行为。全市的小锅炉被一律关掉，以致幼儿园里一时没了取暖设备，有的孩子被冻伤，“这种行为当然不应提倡，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全国十大污染城市’对当地政府造成的压力有多大。”

　　同年，陕西的咸阳也上了“黑榜”。这一消息令咸阳人乃至西安人震惊。很多西安人将房子买在距离西安不到20公里的咸阳，图的是房价便宜和空气好，如果咸阳的空气比西安都差，这对咸阳的招商引资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消息公布当天，咸阳市委书记和市长对市环保局严厉批评，市环保局紧急开会，并赶赴省环保局检讨汇报。

　　一年以后，洛阳、三门峡和咸阳，都下了“黑榜”。

　　市长道歉，局长不评先

　　今年，河南焦作上了“黑榜”。6月15日，在焦作市大气污染整治攻坚会上，市长毛超峰向全市人民道歉。他说：“焦作市进入‘十大污染城市’黑名单，在全市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对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道歉，并向全市人民郑重承诺，本年度内一定摘掉‘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帽子。”

　　这位市长表示，大气污染整治攻坚，市委、市政府已下了“铁的决心”。

　　自己居住的地方迈进“全国十大污染城市”，焦作市民极为不满，但更令他们不满的是，这个市的环保局局长李振山，居然被初定为全省环保系统先进个人。

　　据河南《大河报》报道，一位焦作市民提出：“去年洛阳列入‘全国十大污染城市’，市环保局局长都下课了；今年焦作市环保局让焦作戴个全国黑帽，还有脸评先？不让局长下课就算便宜他了。”

　　但这位环保局长认为，环保局虽然有责任，“但不是环保一家之力所能解决的。焦作治污历史包袱沉重，几十年的问题怎么可能一年解决？别说是我李振山，就是换了张振山、王振山也没办法。环保治污，我问心无愧”。

　　《大河报》记者采访了焦作市相关部门，在很多人眼里，“环保在焦作是个老大难问题，李振山迎着困难上，大家都很敬佩。”

　　最“恨”李振山的是卖煤球的人。由于市内门店都改成了天然气、液化气等清洁能源，卖煤球的一下没了市场。以前一直靠打煤球、卖煤球挣钱的老张如今不得不做起了水果批发的生意。他说，以前他批来煤雇人打成煤球，专门向市内各饭店送，每月收入不下万元，可自从市内饭店不让用煤，他的生意都完了，“这个李振山，跟俺卖煤的咋会有这么大仇？”

　　但不管李振山怎样努力过，焦作市最终上了“黑榜”，市民们很难原谅他。李振山最后退出评先。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基层环保局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其局长由本级政府任命并对本级政府负责，经费开支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假设某市领导要上马一个带来环境污染的重大项目，环保部门很难做到铁面无私。世界环境日前夕，国家环保总局一位负责人就说过：“有些基层环保局长在上级督办、政府干预、群众上访三层压力中工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自己充当举报人写匿名信，向上级反映应该由他来管的事。”显然，只有一个城市的最高领导人重视，才有可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黑榜”：以信息公开促治污

　　“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名单，出自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该司李蕾处长对本报记者解释，空气综合污染指数数值越大，空气污染程度越严重，参加空气综合污染指数计算的污染物包括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三项。空气综合污染指数可以直观、简明、定量地描述和比较环境污染的程度。

　　从1989年开始，国家环保总局进行“环保重点城市年度考核”，简称“城考”，“城考”的对象是各个市政府。从2003开始，“城考”由40多个城市扩展为113个城市，并于第二年首次公布最后10名的名单。

　　李蕾处长说，在此之前，环保总局从来没有公布过“十大污染城市”，先前出现的各版本“十大污染城市”，并非出自环保部门。

　　但他们显然注意到了这种黑名单的力量。为何在多年之后最终公开“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名单，李蕾回答：“我们想利用信息公开的方式，对做得不好的城市有个促进。搞好环保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他们对老百姓的健康要负责。目前来看，信息公开是很有效的。”

　　她还表示，这一名单是根据各地的监测站上报给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数据，“不是评的，也不是选的，就是完全按数据来”。

　　她透露，全国600多个城市中，342个城市具备较为可信的大气监测系统，其中国家环保总局重点监测的只有113个城市，公布“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也从这113个重点城市中选取，“还有相当部分城市比这些城市差得多，只是不在公布之列”。

　　6月2日，《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发布。公报说，2004年监测的342个城市中，暴露于未达标空气中的城市人口占66.9%，也就是说，全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能呼吸到达标的空气。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宋豫秦教授说，当前中国城市的环境污染加剧蔓延，由过去的单个城市为主发展为区域性为主，污染物由单一型向复合型发展。当前我国生态与环境问题的复杂和严峻，是历史上任何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不曾遇到的。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不同环境问题，我国在20年内集中爆发。

　　他说，大气的煤烟污染与机动车尾气造成的化学污染共存，形成灰霾现象，而这一污染并没有在监测指标中，因此，“‘十大污染城市’不足以说明中国城市污染问题，实际状况比公布的更严重”。

　　十大污染城市的出路

　　客观而言，成为“十大污染城市”，大多与这些城市的自然地理有关。四川宜宾和攀枝花处于金沙江峡谷，而山西的大同、阳泉、临汾和长治处于晋陕峡谷，焦作处于太行山区，而重庆更是山城。宋豫秦教授说，这些城市有共同的特点：空气对流受阻，自然稀释能力弱。以同样的污染物排放量与治污措施，如果它们处于平原开阔地带或沿海，不会成为“十大污染城市”，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地方的官员环保意识就比其他城市的差。

　　再者，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大多是资源依托型，靠开发矿产资源为主，生产过程粗放。

　　但是，宋豫秦认为，只要领导人下大决心，公众普遍警觉，这些城市的污染并非不可改变。处于峡谷地带的三门峡以及洛阳、石家庄等城市，经过努力，已成功跳出“黑名单”。而最典型的城市是辽宁本溪，过去污染严重，在卫星照片上只看到一团黑污，现在已朝山清水秀发展，城市面貌变化极大。

　　“进入黑名单对焦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宋豫秦说，因为焦作已在成功转型之中。由于煤炭资源逐渐枯竭，加之污染严重，焦作已将自己定位为旅游城市，每年花巨资打造云台山旅游平台，去年云台山被命名为“世界地质公园”。以前焦作是煤城，天灰，地黑，而现在去焦作，感觉大变。

　　宋豫秦认为，目前焦作经济实力一跃进入河南前几位，焦作有实力，也有意识重视环保，毫无疑问，“它很快就会走出黑名单”。

　　而四川攀枝花也有条件改善。这里森林覆盖率远高于北方城市，降水多，加之攀钢能提供大量的财力支持，完全有能力解决空气污染。

　　但对于贫瘠黄土地上的山西城市，这个任务就要艰巨一些。在去年首次公布的黑名单上，临汾倒数第一。据中新社报道，“临汾市委、市政府震动极大，书记、市长坐卧不安：这顶‘第一’的帽子我们坚决不能戴”。

　　当年，临汾市委、市政府把环境污染治理列为重点工程，号召全市人民“打胜这一硬仗”，并提出，谁摘不掉环境污染的黑帽，就摘他头顶上的“乌纱帽”。

　　但一年过去，临汾仍然戴着倒数第一的黑帽。

　　临汾是山西省主要产煤、产焦区，工业烟尘排放和居民冬季取暖烧煤，是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该市四面环山，是山西境内最窄的一个盆地，空气流动较困难，不但本地的污染不能被冲散，南来的污染气体也在此滞留。山西的城市，大都有类似制约因素。

　　但污染问题并非不可解决。5月31日上午，山西省十届人大常委会评议省环保局工作时，谢克昌副主任说，山西生态和环境恶化已到了非常严重和不能容忍的地步，产业结构、资源特征以及技术水平决定了山西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分困难，虽然做到零污染不可能，但完全可以减少，完全可以遏制。

　　贺锐委员说，山西污染态势得不到根本遏制的主要原因，是山西一直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一些干部有片面发展观，只对领导和发展速度负责，不对人民和环境负责。

　　谢克昌副主任表示，山西的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目前在全国居中游水平，但是生存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排位仍在全国最后一、二位。

　　因为能源紧张，山西卖煤赚了不少钱，应该有钱治污，“一句话，能不能治污，就看领导人是不是以人民健康为重，是不是树立了科学发展观，这是根本。”宋豫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