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紧急对话机制 倡导务实合作

　　见习记者 谢 丁 本报记者 刘涓涓 孙 雷 天津报道

　　6月26日下午，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接近尾声。

　　欧盟委员会欧盟经济与财政事务委员华金·阿尔穆尼亚在会议的最后主旨发言上称：“我越来越热衷于建立亚欧应对经济和金融突发事件紧急对话机制，它的建立将不仅对区域 和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还有助于加强区域合作，加速危机后的救援和重建。”

　　一种固定的对话机制

　　“在本届亚欧财长会议召开之前，亚欧两大洲之间，从来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应对危机的紧急对话机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陈雨露指出。此前，出现突发事件时，亚欧各国都是临时动议召开紧急会议磋商。

　　按照《天津倡议》提议，突发事件发生时，亚欧将进行紧急磋商和协调：“该会议可由财长会的主席国召集，会议的级别可视具体情况而定，可为副手级或高官级。”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对话机制下的亚欧协调行动将是开放性的，并不排斥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建议。陈雨露说：“这相当于一种应急机制，从时间上至少可以加速救援和重建，避免危机给区域和全球经济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

　　然而，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该以何种标准去判断突发事件，如何评估突发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在多长时间内召开紧急会议？

　　有专家认为，《天津倡议》只是原则性地提出了建立亚欧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紧急对话机制。在一些非常具体的程序方面，还需要继续深入讨论。一位长期从事于经济外交研究的专家告诉记者，亚欧之间这种应急对话机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双方在利他和利己之间要保持平衡，相互之间要明确权利和义务。

　　陈雨露告诉本报记者，关于应对危机的紧急对话机制，其实在2003年第五届亚欧财长会议上就已经有所讨论。但当时，财长们只是对加强危机防范框架进行了讨论，并没有就紧急对话机制的建立达成一致。真正把该对话机制列为议题，是今年4月下旬在西安举办的亚欧财长副手会议上。该会议之后，《天津倡议》草案已初具模型。

　　可预见的金融危机？

　　《天津倡议》如此描述建立紧急对话机制的相关背景：“2004年底在印度洋地区发生的海啸灾难给受灾国家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损失，还冲击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这对包括亚欧成员在内的国际社会发出了对促进危机预防和处理机制的警示。”

　　海啸成为了建立该紧急对话机制的直接动因。不过仍有专家认为，横扫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海啸对欧洲国家经济的确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与当年世界上其他灾难如大飓风相比，欧洲经济所受影响并不大。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亚欧建立紧急对话机制的深层因素，仍然在于对付金融领域的突发事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表明，一旦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发生危机的地区已经不足以应付。而且如今金融危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往往几天内就产生连锁反应。所以，在应付危机时应该寻求一个快速有效的洲际多边合作机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学斌教授说。

　　令各国财长们焦虑的是，当前持续走高和不断波动的石油价格威胁着全球经济，特别是石油依赖度高的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在亚欧财长会议结束时发布的《主席声明》中，与会各国财长一方面对2005年世界经济将保持强劲增长表示乐观，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全球经济不平衡现象的深切关注。财长们强调，减轻这些不平衡对于中期内确保全球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一位长期从事经济外交的专家认为，这种全球和区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风险，让财长们都感到心里没底。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应付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紧急对话机制，通过制度建设来加强亚欧应对紧急事件的能力。

　　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负责经济政策和国际事务的奥地利高级官员科特贝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决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在他看来，问题的产生根源是多方面的，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也需要多方面合力的作用。

　　在本届亚欧财长会议召开之前，财政部国际司司长朱光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亚欧财长会议机制自成立以来，务实合作跟不上实际需求。

　　而作为本次会议实质性成果的《天津倡议》得到了各国财长们的欢迎。加强政策磋商、开辟一些新的合作领域，推动亚欧财金合作向着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是财长们所期待的内容。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沈骥如表示，这种紧急对话机制，从性质上来讲就是“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也即非军事方面的合作。“亚洲一直没有一个类似于欧盟的组织。以前，如果欧洲想在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与亚洲国家合作，往往只能挨个进行双边会谈。”沈骥如说，“而现在这个制度化的紧急对话机制，将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提高亚欧在这个领域内的合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