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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希望自己对政府制定政策有所参与，但是参与渠道不是很通畅。”白重恩说，“有些专家本来是研究公共财政问题的，可能政府找他要对汇率进行研究，汇率并不是他的专业，但他不得不再去研究汇率。”
2005年，人民大学金融实验班第一届毕业生毕业，相当一部分被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等政府机构“抢购”。这一现象说明政府决策机构中，对具备了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人
才的渴求
本报记者李晨侯利红发自北京
学院派需要用武渠道
“在学院里，西方经济学成为主流，已经被大家认可，但在社会层面，很多人还是觉得不能用西方经济学理念来研究中国问题。”6月20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1995年，白重恩还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助理教授，即开始研究中国国有(营)企业的改革问题。
如今，回到国内，白重恩着力于研究中国经济现象。白重恩认为，目前，很多学者希望自己对政府制定政策有所参与，但是参与渠道不是很通畅。
“比如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研究单位，很多研究项目，自己的研究单位就做了，其他学者要参与，难度比较大。”白重恩说，“有些专家本来是研究公共财政问题的，可能政府找他要对汇率进行研究，汇率并不是他的专业，但他不得不再去研究汇率。”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后何曼青说，一般而言，政府机构下属研究机构的学者会更注重联系现实需要，承接国家相关部门的课题进行调研等，给政府建议帮助政府决策。而学院派学者往往更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这可能是学院派学者参与度不高的一个原因。
决策层需要经济理论助力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分成三个层次：
研究型，主要进行原创理论的研究，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社会经济学家，主要传播经济理念；
政府经济学家，主要是政府部门附属的研究机构中的学者，主要进行具有实际操作可能的研究。
其中，政府经济学家从实践出发，设计具体的计划，在参与政策制定时，他们有更好的优势。
事实上，目前政府决策过程中，研究型学者也开始逐步参与其中。杨瑞龙说，“从一些已经制定的政策来看，制定政策的人经过了很好的经济学系统训练。”
2005年，人民大学金融实验班第一届毕业生毕业，相当一部分被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等政府机构“抢购”。这一现象说明政府决策机构中，对具备了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人才的渴求。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学院学者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并不少。
他同时总结学院学者参与决策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承接国家相关课题，这是一种常规的、制度化的安排。如为制定“十一五”规划，国家发改委向各高校招标。
直接参与和有关政府部门的对话。国务院和政府部门往往会邀请一些专家进行座谈，或咨询或探讨。
部分学者感到国家经济运行或体制改革中出现了问题，他们会主动给有关部门写报告表达观点和想法。
国家发改委一位研究人员认为，西方经济学中也反应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些对中国来讲也具有借鉴意义。“作为决策部门，应该重视这些规律。”这位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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