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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岩铭
“同样向国家申请了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深圳,今年以来在体制创新方面已有不少举措。但国家还是选择了浦东先行试点，这说明国家对浦东寄予厚望。”研究制度改革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认为，国家通过下放制度创新权必将为浦东带来极大的发展空间。
浦东新区区长张学兵，经历了半年来在上海与国家发改委之间频繁的奔波后，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6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在享受政策优惠飞速发展15年之后，上海浦东又一次令人瞩目地成为全国首个享有体制优势的地区。
获批恰逢其时
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获批对浦东来说来得正是时候。
一位长期研究浦东的学者向记者透露，浦东经济的增幅在今年一季度、二季度滑坡明显。在他给记者提供的数据中，记者看到，今年第一季度各项经济指标除三产与固定投资外，其他指标如一产、二产、外贸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资金、工业总产值等的增幅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大幅度的下降。其中汽车行业产值更是跌幅超过40%。
而在浦东占据重要地位的金桥、张江、外高桥等高科技园区的高新技术产值增幅较去年同期相比，滑落态势更为明显。如张江今年一季度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幅仅为8.1%，而去年同期这个数据是71.4%。该学者一再对记者强调，此数据来源于统计部门，仅反映浦东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态势，但他表示，除去经济大环境因素的影响，浦东如何保持后劲让人担忧。
对此，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所长、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杨建文教授认为，浦东的发展的确面临挑战。他分析说，浦东开发15年，以往享有的政策优惠所带来的效应正在递减。浦东地区商务成本提高，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选择了迁出浦东或者不再首选浦东；资源约束同样制约了浦东的进一步发展。
“原先跟中央要优惠政策，是为了降低成本。但现在外部环境已经趋同，加入世贸组织，西北开发东北振兴，各种优惠政策已经意义不大。”在杨看来，不靠政策就必须实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这就意味着先要有制度调节与支撑，即制度创新，而且要把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以及行政管理层面、文化层面等因素都综合起来考虑。这是一个挑战。”
对于浦东，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央给了浦东享受经济特区的部分政策和经济开发区的全部政策，以及在浦东先行先试的倾斜性政策。“全国各地现在都已经走出了简单依靠政策发展的阶段，进入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的新阶段。浦东争取的是国家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的先行先试权，为全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探路。”张学兵说。
“试点获批，意味着浦东新区获得了由国务院批准搭建的二次腾飞的平台。”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如是说。
中央寄予厚望
“同样向国家申请了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深圳今年以来在体制创新方面已有不少举措。但国家还是选择了浦东先行试点，这说明国家对浦东寄予厚望。”研究制度改革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认为，国家通过下放制度创新权必将为浦东带来极大的发展空间。
6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浦东综合改革试点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把改革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问题结合起来，把实现重点突破与整体创新结合起来，把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结合起来，率先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动全国改革起示范作用。
而国家有关部门更是对浦东综合配套改革提出了“五个着眼于”的具体指导意见，从经济体制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以及提高服务全国的能力等方面对浦东寄予厚望。
一位上海官员看来，浦东新区成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获批，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中极具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其成功与否已经不光是上海的事。“浦东一直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现在提出的改革思路正好吻合了国家的改革大方向。”杨周彝说。
浦东先行先试
如何按照国家和上海市改革开放的整体部署，从注重政策创新转向注重制度创新，找准浦东“先行先试”的突破口，并从中获得发展的新动力，更高层次的参与国际竞争早就成为浦东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杨建文看来，浦东已经开始进行这一转变。最早的就是在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转变。
此前，浦东划分了6个功能区域，并已先期建立了由4个国家级开发区带动周边乡镇和街道，实行“区镇联动”，通过产业辐射和快速城市化，探索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杨建文表示这成为浦东转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很好的契机。“陈良宇书记在讲话中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将来浦东会有6个区，但‘区镇合一’让人看到了这种方向。”杨表示。
据了解，上海推出的“区镇联动”本来是为了带动乡镇发展，但由于这些“区”只是依托于国家开发区的功能性区域划分，并不是一级政府，而他们所要带动的是拥有一级财政权的镇政府，这之间显然无法真正联动。
显然，解决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解决农民的就业、补偿等问题上，以及如何降低城乡的贫富分化程度，上海的先行先试经验必将对其他城市产生示范作用。
杨周彝表示，区别于以往的向中央要政策，然后循规蹈矩的按政策办事，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配套改革将完全由浦东自己来探索发展路径，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循。
“如何转变经济运行方式已经成为目前摆在浦东面前最大的问题。浦东的商务成本上升以及产业结构的高度同质化，意味着光发展外资制造业肯定是不行的，如何在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加快现代服务业及传统服务业的发展，是浦东必须考虑的问题。”杨周彝说。
本报记者刘影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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