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贾林男 郭威 见习记者 刘娟
6月的天津潮湿而炎热，而本周末温家宝总理即将抵津的消息使天津的空气中弥漫着兴奋。
滨海新区的开发即将列入国家战略发展构成的消息不断传出——国家发改委的调研、
国土资源部的考察，现在，新区的规划纲要通过了天津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的讨论，已经上交国务院。
当地媒体针对此事已写到了“六评”，却似意犹未尽。一些国家权威经济政策刊物的封面上也频频出现 “战略性新亮点”这样的字眼。
14年前的黄浦江畔，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从正月初一起开始连篇累牍地刊发署名为“黄甫平”的文章。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低谷，浦东开发的战略虽然业已提出，但整个国家仍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文章鼓舞人们“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
后来的故事有目共睹，十几年的开发不仅使浦东新区成为了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还对全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带动作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继深圳之后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标志。
14年后天津人的兴奋，会有同样的内涵吗？
错失的机会
相对浦东的辉煌，曾经与上海并列为南北两大经济中心的天津，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已经落后于上海，甚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9～1992年间，天津市平均GDP增长率仅为6.5%，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达9.1%。
由此，相对于珠三角、长三角的崛起，天津所在的环渤海乃至整个北方经济在中国经济地图上的地位也明显下降。
机会并不是没有。
1984年5月4日，国务院批准我国包括天津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扩大对外开放。同年12月6日，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
1986年8月21日，邓小平在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指出：“你们在港口和城市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随后他亲笔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被总设计师寄予厚望的天津，在随后近20年的发展，却让他们自己都感到失望。
肖金成说，按照当时邓小平的设想，中国北方的希望就在天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不但要及时发展，而且还要大发展！”
遗憾的是，天津反应迟钝，“关键在于观念没有跟上”。机遇敲门，却在蒙头大睡。
如果当时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能够真正崛起，是否会和浦东并立于太平洋西岸？肖金成表示很有可能。但历史无法假设。
后进者的遗憾
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速环渤海湾地区开放和开发”。
1994年3月，天津市委、市政府正式做出了发展滨海新区的决定，当时提出的目标是，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在东部地区新建一个“现代工业为基础，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商贸、金融、旅游竞相发展，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功能齐全、面向新世纪的高度开放的现代化经济新区”。
从1994年到2005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由112.36亿元，增加到1490亿元，年均递增20.3%。
但是这时候的滨海新区，依旧是把着眼点放在了天津，而不是更大。
相对于开发浦东的“国家战略”，目前的滨海新区仍拘泥于天津一方。“浦东新区拥有全国其他区域不可比拟的政策宽度和政策深度，国务院给予上海市政府5项配套资金筹措权以及巨额投入，使浦东新区在高起点上迅速崛起；而滨海新区仅在开发区和保税区内可以实行比较优惠的政策，以外地区不可享受同等待遇。”肖金成解释说。
“这种开放政策上的巨大差异是地方政府的力量所不能弥补的。这也造成功能区和行政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拉大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制约是新区管委会在新区的规划、管理和协调等方面缺乏权威性。由于其区域内各行政区、功能区的行政割裂，新区内部各自发展、过度竞争的局面依然存在。
梦在浮现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进入新世纪以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日趋严重：东部沿海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日益拉大。深圳和浦东的经验表明，任何地区的开发，都需要首先找到一个具有战略性带动作用的龙头和引擎。
一个共识正在形成：滨海新区正是这一突破口，其发展将对北方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发挥巨大影响。一个崭新的国家战略开始浮出水面。
在现实中看见了差距的天津人，终于看见了新的机会。这和国家的战略布局不谋而合。
今年1月份，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首次明确北京不做“经济中心”。这一规划中，未来北京重点发展的3个新城分别位于“东部发展带”上的通州、顺义和大兴区的亦庄。而这个方向，正指向天津。
北京经济中心的功能东移，已在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的深意中显现无疑。
尤其是中央高层数次强调滨海新区对于环渤海的重要作用之后，天津人突然发现：机遇又在敲门了。
所以当理解了这一新战略的内涵之后，他们不仅仅是激动，而且开始全力推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