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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奇平/文
2000年以来，波澜壮阔的新经济，在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毁誉后，终于以丁磊、陈天桥等首富们令人信服的表现，干净地证明了自己。谁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新经济一不靠夺农民的地，二不靠“黑”股民的钱，敢在太阳底下光明磊落地创新，比许多“旧经济”赢得更加令人信服。与樊钢等传统经济学家“从来就没有什么新经济”的错误判断相反，新经
济不仅存在，而且将笑到最后。
新经济本身也在不断发展，5年来，人们又陆续认识到许多新经济的新特点。
首先，关于“新经济是否存在”，人们正在形成共识。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商务部2000年以来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数字经济年度报告，通过权威的数据和事实，证明新经济确实存在，基本回答了“索洛悖论”提出的挑战。按美国前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的说法，“我们可以比过去更准确地回顾与评价IT在提高我国大多数充满活力的企业和行业的绩效，以及整个经济快速的、持续的非通胀性增长中的作用”。从中国方面来看，对于新经济的“新”，已经有了合理的解释。在21世纪特定背景下，“新”是指信息化，“旧”是指工业化。在工业革命向信息革命过渡的时期，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正在成为中国的主流选择。
其次，新经济开始出现从技术变革向社会变革转变的趋向，从以技术为核心，转向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本的电子业务高度发展，“高科技+高情感”成为新经济的新内涵。说的更直接些，就是IT已经从产品导向过渡到了需求导向，人们开始思考IT技术真正能为企业带来什么。2000年后，技术中心论已经失败，不再是新经济的主流，以人为本成为新经济的发展趋势。最突出的表现，就是2000年纳斯达克股指暴跌后，体验经济在全球范围“出人意料”的大规模兴起。看穿历史底牌，其实一点也不奇怪。纳斯达克股指暴跌，客观上起到了把信息革命从技术阶段推进到人本阶段的历史作用。工业革命也经历了从技术优先向社会优先的转变过程。因此说，纳斯达克股指暴跌不仅不代表新经济的失败，而且是在推进新经济向非技术化方向的扩散。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新经济笑到了最后。
第三，人们把信息资源作为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把信息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新经济的物质基础日益稳固。5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转变，互联网信息内容产业有了长足发展，知识创新渐成体系，信息化应用蓬勃发展，整个信息产业成为最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支柱产业……，在这种物质实力基础上，新经济倡导的知本家理念深入人心，新经济在实践中站稳了脚跟。现在夕阳产业人士已经没功夫像过去那样嘲讽新经济“没有赢利能力”，他们必须为自己那一行日益缩小的饭碗而忙活去了。
我曾在《21世纪网络生存术》中，乐观地预言传统经济学到了革命的前夜。5年过去了，虽然新经济的实践早已是“日出江花红胜火”，但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偷袭”，还处在反反复复争夺话语权阶段，“革命尚未成功”。当初工业革命的时候，“经济学由于低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以高于预期的速度增长的能力，而获得‘沉闷的科学’的实践者之名声”，因此经济学落后于信息革命现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虽说如此，2000年以来，新经济理论还是在一些关键领域获得了重要进展。
首先，新经济在价值论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标志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以为价值论已无文章可做，所以将主要精力转向实证方面。但是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首先冲击的就是价值论。因此，新价值论成为理论范式转型的风向标。行为经济学一方面为2000年以来的全球范围的体验经济浪潮，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其金融分支对“有效市场假说”(EMH)的致命打击，动摇了整个美国金融市场理论的根基，并率先在美联储和美国金融界开始获得取代正统的资格。新价值论的要旨，一言以蔽之，就是信息决定货币。
其次，新经济在交换论领域，出现主流化趋势。在工业革命中，经济学通过新的交换理论，挖塌了旧世界的墙角。同样的喜剧正在信息革命中上演。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信息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斯宾塞和斯蒂格利茨，肯定他们对于“信息不对称”市场研究方面的贡献。从信息不对称现象打开缺口，传统经济学在市场交换理论阵地上面临四面楚歌。我认为这方面的好戏其实还在后面，新经济的实践会为理论输送源源不断的炮弹，经济学理论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第三，新经济在众多领域撕开了缺口，留待后人填补空白。2000年以来，面对新经济实践迅猛发展提出的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新经济理论来不及回答，传统经济学又无力应对，留下了大量空白，有待进一步研究。一是经济周期理论，美国官方已得出新经济周期趋缓的政策性结论，但经济学论证还没有跟上。2004年诺贝尔奖授予经济周期方向的研究，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开创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将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学，试图从信息决策角度解释经济周期问题。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二是货币金融理论，代表新经济的行为金融学目前在美国攻城掠地，势不可挡，已席卷诺贝尔奖外围各种奖项，大有一步登顶之势。如果传统经济学失去对美国金融的解释话语权，旧经济理论将一泻千里，无险可守。三是福利经济学卷土重来，反扑传统经济学。针对旧经济片面强调GDP的倾向，幸福经济学打出了国民幸福总值(或国民幸福指数)的旗帜，对“以人为本”的经济政策调整产生了广泛影响。四是企业理论方面，新经济实践远远走到理论前面。传统经济学已缴枪免战，但新经济学理论迟迟进入不了状态。面对虚拟企业、扁平化、个人知识、社会资本等新兴现象，人们对实践争议已不大，问题是理论解释不到位，形成不了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的统一理论，究其原因，在于范式理论层面的基础研究滞后，因此流于现象描述和简单归纳。
中国的新经济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的特色，它的未来走势，也必然具有深深的中国特点。
主动挑战，是中国新经济实践的第一个特点。在这次新的现代化浪潮面前，中国创造了“信息化”这个名词，用来概括包括新经济在内的第三次浪潮。与前清时期被动应战不同，我们这回是主动应战。争取主动的好处，现在已经看出来，中国上网人数超过一亿，手机用户数超过欧洲，电子信息产业超过日本，出口贡献达到半壁江山。中国拿WAPI作筹码与美国讨价还价，尽管本身令人不快，但我们今天在现代化中有了与列强讨价还价的筹码本身，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吗。看来还是天道酬勤。
注重传统，是中国新经济实践的第二个特点。中国工业化没有完成，这一实际国情，使我国的新经济，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新经济，结果是形成新旧混合的“新型工业化”。相对来说，在这一次浪潮中，我们更加注重传统。
喜忧并存，是中国新经济实践的第三个特点。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新经济，当前还不过是一场“洋务运动”。外在的东西比较多一些，内在的东西比较缺一些。仅举一例：国际竞争已从制造竞争转向文化竞争，我们在制造竞争中还没有完成从加工厂向工厂的转变，大而不强。由此可见中国在这一轮现代化中的差距。问题的根本在于，要在现代化中避免“理性缺位”。当然，杞人忧天也是多余。中国有实用主义的传统，实践有时自己会推动真理一步步显现。所以总的来说，我对新经济的前景还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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