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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雨珊 北京报道
“不是鸿门宴，胜似鸿门宴。”6月22日，深圳，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笑语藏锋。
此话出现在早晨的餐桌上，它被视为“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工作会议暨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第六次会议”的序曲。在这次召集了来自全国的银监局局长和113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董
事长、行长们的会议前夕，唐双宁特意约了太原、秦皇岛、珠海、抚顺、南阳、丹东和开封等7家城商行的行长共进早餐，餐桌上的主题词是化解风险。
甫听此言，有人欢喜有人忧。自银监会确立对城商行实行“分类监管，扶优限劣”的监管思路后，一面是优质银行高歌猛进，一面却是高风险银行如履薄冰。
唐双宁说：“好银行我们要支持它加快发展，差的要限制其扩张，实在难以救助的就要退出市场，避免它浑水摸鱼。”
这奠定了接下来城商行舞台剧目的基调。而人们关心的问题是，谁能得到支持？谁将退出？
总体上走出危险期
作为一个整体，城商行已经走过了危机四伏的困难时期。唐双宁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不良贷款的大幅下降。
十年前，城商行刚刚由城市信用社组建伊始，即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引发原城市信用社积累的历史风险，总体不良贷款率按当时的四级分类曾高达35%，个别行甚至出现支付危机。
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为城商行走出不良贷款沼泽提供了最大动力。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04年末，各级地方政府为处置城商行不良资产和历史亏损，累计投入财力近360亿元，使近30家处于高风险状态的城商行初步摆脱了困难局面。
以变化最大的沈阳市商业银行为例，当地政府投入31.3亿元帮助它剥离不良资产25.6亿元，弥补历史亏损5.7亿元。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也制定了一整套资产、资本重组方案，通过不良贷款置换剥离、增资扩股、溢价收益弥补资产损失、加速拨备、核销坏帐等方式处置不良资产，不良贷款率下降了约20个百分点，降至15.72%。
地方政府的支持加上城商行自身的努力，使不良资产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全国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在2004年末降低到1060.97亿元，比年初减少103.03亿元，占比11.7%，比年初降低3.72个百分点。
“5年间，城商行的资产增长了3.2倍，但不良(贷款率)只相当于五年前的四分之一。”会场演讲时，银监会监管二部主任南京明把这句话重复了两次。
不过，银监会的分析表明，不良贷款余额减少对不良贷款比例下降的贡献率仅为31%，还有约69%来源于贷款规模扩张产生的稀释作用。并且，城商行大部分不良贷款集中在少数高风险行，这些行尚处于资产流动性差、盈利能力不足、各项业务发展缓慢的恶性循环中。同时，尽管2004年全年城商行计提贷款损失拨备156亿元，但平均拨备率仍只有14%。
此外，根据银监会监管二部的调查，目前全国城商行还有非信贷资产损失326亿元，损失率为4.9%，主要集中在帐外经营、长期投资、抵债资产、同业拆放等方面。
平均资本充足率仅1.36%
会场内外，人们提及最多的词语除了不良贷款，还有资本充足率。一项统计表明，2004年末，全国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仅为1.36%。
与2003年比，这个数字低了不少。因为按照银监会更为严格的贷款五级分类和资产风险权数，城商行必须提取更多拨备，按新口径计算出来的数字自然会比以前略低。
毋庸置疑，资本充足率已成为最突出和急迫的问题。资本不足不仅影响了城商行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降低了这些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大连市商业银行行长王国斌坦陈，资本充足率不足影响着银行的一系列指标。譬如，银监会要求单个大客户贷款不能超过银行资本金的10%，最大的前10位客户贷款之和不能超过资本金的50%。“有时候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优质大客户，他想要3个亿的贷款，超过了你资本金的10%，你是给还是不给呢？”
不过，在唐双宁看来，这恰恰是城商行的行长们需要树立的经济资本理念——所谓经济资本，是指为抵御风险所需要的资本支持。其核心是通过资本的有偿占用，建立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业务发展平台，以控制风险资产的增长。
合肥市商业银行副行长高广成用他们的做法作了阐释：“让资本充足率尽快达标，我们从分子、分母两个方面来进行管理，分子方面是补充资本，分母方面是降低资本的占用。”具体而言，就是尽量减少高风险资产的比例，发展债券、中间业务等风险权重低的业务，所以尽管没有增加外部资本金，依然通过资产结构的调整让资本充足率达了标。济南市商业银行的做法则是：总行对支行收取“资本占用费”，把资本约束纳入等级行的考核体系。
然而，真正秉承经济资本理念的城商行仍属少数。唐双宁不无忧虑地指出，大部分城商行还不能将资本约束与业务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片面强调规模扩张、抢占市场，资本增长严重滞后。甚至还有少数城商行对资本管理仅仅理解为增资扩股，始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风险资产管理机制。
唐双宁给行长们提出目标：今年年底前，一、二、三类行要力争建立起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内部考核体系；2006年以前，绝大多数城商行都要建立起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内部考核体系。
开辟新的资本补充渠道亦是当务之急。银监会希望从现在起到2008年底，绝大多数城商行要逐年分阶段补足各项准备；到2006年底前，绝大多数城商行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并推动1到2家城商行公开上市。
目前，南京市商业银行的上市工作已进入申报阶段，上海银行上市初步启动，湖州、无锡、大连等城商行也基本完成或启动了增资计划。不过，南京明提醒说，上市对城商行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一些城商行补充资本的需求非常迫切，而银行上市通常需要500天的周期。
引入外部资本的另一种方式是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会上，银监会对此表示积极支持，并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有10家左右的城商行成功引进战略投资者。
此前，上海、南京、西安、济南等4家城商行已经引进了国际金融公司、加拿大丰业银行、澳洲联邦银行等境外战略投资者，并开始进行多方面的合作。南充、杭州、武汉、沈阳和大连等几家城商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
作为先行者之一，北京银行行长严晓燕首次详细披露了他们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时的谈判技巧——打破尽职调查后双方才开始谈判价格的惯例，在谈判前就确定价格，在外资进场前就提出了交易谈判的时间条件，并始终使潜在的战略投资者之间形成激烈的竞争态势。最终，该行以每股1.90元的价格出售给荷兰国际集团，创造了国内银行引进外资的最高溢价——3.2倍。而此前数次类似交易的股价倍数仅为1.5倍。
高风险行上升到7家
但并非所有的城商行都能如北京银行一样幸运。
城商行这个群落的一大特点是，不同地区的银行发展极不平衡，差异十分明显。银监会就此将其分为六类，资产质量好、风险程度低的一类行有17家，包括上海、宁波、芜湖、南京、阜新、天津等，还有7家风险较为严重的六类行，急需进行脱胎换骨的“手术式”治理。
去年银监会提出在今年消灭六类行的目标，按当时标准，原4家六类行中有2家已经得到解决，另外两家也向银监会提交了计划。不过，银监会按照五级分类和新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重新进行风险评估后，六类行又上升到7家。
针对不同资质的城商行，银监会的思路是：“分类监管，扶优限劣”：
对达到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中等以上水准并满足监管条件要求的城商行，银监会将扶持其实现跨区域经营。
对经营管理不佳，风险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善的城商行，银监会将在加大监管力度的同时，适度限制某规模扩张，避免风险进一步积累。唐双宁形象地打了个比方：“不能因为嫌水脏，就把盆里的孩子也一块泼出去。”
而对于那些高风险的城商行，银监会将会同有关地方政府，督促其加大清收不良资产的力度，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同时按监管要求进行必要的重组改造。实在难以救助的高风险银行，则要做好市场退出的准备。
事实上，对于好银行的扶持政策早在2004年便十分明朗了，《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中明确鼓励城商行进行联合、重组、并购以及跨区域发展。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此次会议的书面发言中亦再次重申，城市商业银行今后的主要方向是重组改造和联合，各行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区域经济发展趋势，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不少城商行已跃跃欲试，与周边同行开始进行业务联合和资本联合。
论坛的主题报告介绍，济南市商业银行参股德州市商业银行，已经首开城商行资本联合的先河。沈阳与阜新、葫芦岛、辽阳等周边城商行则达成了入股或相互参股的意向，东北地区部分城商行提出了对等参股的意向。“相互参股或对等参股，便于以后在各方面进行区域联合。”一位城商行人士说。
更有多家银行悄然突破了跨区域经营的禁锢。银川市商业银行在宁夏境内实现了跨区域发展；威海市商业银行借山东高速公司入股之机，在济南设立分支机构，从事交通系统业务；温州、台州等城商行通过调整网点布局，向乐清等辖内经济强县延伸；哈尔滨市商业银行通过收购双鸭山城市信用社，在双鸭山市设立异地分行；西安市商业银行拟通过收购汉中城市信用社在省内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并已得到银监会的原则同意。
不过，刘明康同时指出，跨区域经营并不是城市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唯一途径和最终目标，城商行要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最根本的是坚决防止和摒弃重扩张轻管理的粗放发展模式。南京明亦在会上明确警示在座的行长们：“我希望大家放弃跨越式超常规发展来解决问题的想法，特别是靠票据扩大规模，风险很大……即使有1%的银行可以实现超常规快速发展，但是作为监管层，我们绝不允许超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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