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特首与新挑战

　　曾荫权与其前任在过往八年共同将香港拉向新起点，这既是他的机会，也是挑战

　　□本刊特派记者 卢彦铮 发自香港

　　6月24日，位于香港中环下亚厘毕道政府合署的特首办公室，迎来了它的新主人——素喜以领结配西装示人、被港人称为“煲呔曾”的曾荫权。

　　三个月前的3月10日，67岁的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这里宣布，因健康原因请辞；三个月后的今天，香港“特首之变”尘埃落定。毫无悬念，当过35年公务员的前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在正值花甲之年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位行政长官。

　　中央政府于3月12日批准董建华辞呈，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新特首选举需在7月10日选举产生。特区政府提议，补选产生的新特首任期，系前任特首任期的余下部分，即至2007年7月1日止；而此前，相关法律对此并未明确规定。

　　为此，特区政府提请立法会修订《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立法会于5月25日通过修订案，当天傍晚，曾荫权即宣布请辞特区政务司长，参加特首补选。

　　6月16日，在获得796人组成的特首补选选举委员会85%的提名票后，曾荫权作为惟一获得有效提名的候选人，自动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并于五天后获得中央政府正式任命。曾于6月23日赴京，次日宣誓就职，开始履新其两年的特首任期。

　　一切顺理成章。作为获得中央政府认可的特区高官，曾荫权的继任，被认为保证了香港政府和社会在特首变更时期的平稳过渡。同时，他也是董建华政府中民望最高的问责官员，拥有商人出身的董建华不具有的多年从政经验，出任过财政司、政务司等重要职务，熟稔行政，手腕灵活。

　　在近年香港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曾荫权的接棒也更占“天时”之利。在刚刚过去的2004财年，香港经济增长率达到8.1%，为四年来新高；持续六年的通缩期结束，财政预算综合账面出现120亿港元的盈余，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的6.09%；失业率持续下降，从2003年7.9%的高点，回落到今年4月的5.9%。这一时点，既是董建华卸任的契机，亦是曾荫权继任的时机。

　　在过去八年中，香港经济呈W形而非V形的复苏轨迹，令人担心经济复苏是否已经稳固。自董建华时代开始的香港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亦远未完成，曾荫权在补足董建华辞职留下的两年任期内，能否推动这一长期目标的实现？

　　“对新特首来说，这是一个充分展示能力的机会。现在的经济状况更适合去实施一些比较艰难的、痛苦的但必需的政策改革，以保持稳健的经济增长。”美国雷曼兄弟亚洲控股有限公司高级经济师罗伯特萨巴拉曼(Robert Subbaraman)对《财经》说。

　　出生于警察家庭的曾荫权，与他的前任共同经历和应对了香港的回归和经济转型，却有着不同的执政风格。

　　两种风格

　　1944年出生的曾荫权并没有上过大学，中学毕业后做过两年药品推销员，1967年考入香港公务员系统，从此开始了30多年的政治生涯。他曾先后出任数个政府要职，包括贸易署署长、库务司，并在1995年出任财政司。在过往150年，这一要职从未由华人担任。

　　获任财政司当日，曾荫权会见记者时，向在场每位女记者赠送了一支玫瑰花。自此，曾氏在香港政坛的地位迅速上升。

　　1996年3月，曾荫权发表上任以来第一份财政预算案，其中，将个人免税额由7.9万港元增至9万港元；翌年，曾再次减税，将个人免税额增至10万港元。连续两年减税，令香港市民对其好感备增。

　　然而，亦有批评者指曾的减税政策固然讨好公众，却为此后香港步入经济衰退期的巨额财赤埋下伏笔，是一个“缺乏远见的财政政策”。

　　1997年7月1日，特区政府成立后，曾荫权留任财政司；之后，于2001年接替辞职的政务司陈方安生，出任全港公务员首长；次年转为问责制官员，继任政务司司长，直至此番补选出任特首。

　　董建华的第一任任期中，香港经济遭遇重大挫折。董着手进行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攀高，令董一度备受争议。“董建华时期的很多决策也与曾荫权有关，无论功过都推卸不了。”一位不愿具名的市场评论员对《财经》说，“但两人的处事风格不同，令他们获得不同的评价。”

　　曾氏对领结的喜好几近偏执，为人则能言善辩，面对传媒游刃有余；在立法会常与议员唇枪舌战，作风硬朗。而董氏则是位温和的老者。不过更重要的，也许是两人在经济决策上的不同际遇。

　　1997年10月8日，踌躇满志的董建华发表首份施政报告，为香港定下三大宏伟目标——每年兴建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8.5万个；在十年内，全港七成家庭可自置居所；把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三年——此即为人熟知的“八万五政策”。

　　“平抑楼价，纠正港英当局当年造成的房地产泡沫，是合理而必需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评价说，“但在香港的经济转型中，董的住房政策却适得其反，加深了调整的难度。”

　　施政报告发表当月，亚洲金融风暴袭港，拉动房价持续下跌。在持续两年的危机中，香港房价跌去60%。以房屋增量为目标的“八万五政策”显然已不合时宜。这项从一开始便已破产且从未正式实施的政策，成为董建华日后遭遇质疑的“败笔”。

　　相形之下，曾荫权在次年实施的对“金融大鳄”的阻击战，却颇获赞誉。

　　1998年8月，以美国对冲基金为首的投机资本攻击香港股市，大举沽售股票，致使恒指在数十天间，由16000多点暴挫至6000点，股市濒于崩盘。危难之际，曾氏代表特区政府动用1100多亿港元的外汇基金，入市收购部分本地股票，力挫国际投机资本，恒指在1999年6月回复13000点以上。曾氏此举，尽管是“险中求胜”，但手法博得广泛肯定。

　　事后，曾荫权曾向记者坦言：决定入市前夕，“压力大到半夜惊醒，偷偷落泪”。

　　“董建华期望在短期内做的事情太多了，因而推行政策往往高歌猛进。”香港大福证券CEO黄绍开说，“公务员出身的曾荫权则更显老道。”

　　此间分析人士称，在30多年的官场沉浮中，曾从不违逆上司，秉持政治中立，但亦不因此优柔寡断。近年来，他力推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建设，有媒体及议员抨击该项目实为地产项目，政府在其间向地产商输送利益，但曾力排众议，不为所动。

　　实际上，为刺激经济发展，推动经济转型，无论是董建华还是作为其“班子”重要成员的曾荫权，都在不断检讨和修正过去遗留的结构性难题，试图有所作为。在传统的自由经济思维下，港府施政也往往陷于改革与干预进退维谷之境。惟曾氏细腻权变的施政手法，更有助于其获得社会认同。

　　新起点

　　曾荫权治下的香港，给予人们更多的期待。这与董建华在第二任期内推出一系列有利政策，促使香港经济局势好转，亦不无关系。

　　相比深处摸索期的第一任，董建华在2002年7月开始的第二任上，经济发展已收效明显。他邀梁锦松出任财政司司长，开始摆正自由经济及政府管治的位置。

　　梁锦松于2002/2003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力推贸易、专业服务、旅游、物流四大支柱行业。这一战略方向，着眼于香港为庞大的起飞中的内地经济提供持续不断的资金和服务支持。

　　在董的第一任任期内，香港与内地融合的政策也已有之，但尚属倡导性质，包括《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也处于研究咨询阶段。而当时的香港公众乃至公务员队伍，也还未放弃由于长期经济繁荣带来的优越感，并未真正认识到两地经济互补互惠对香港的长远意义。

　　2003年初，SARS爆发，一度令香港经济在2002年的温和复苏后重现阴霾。不过，董建华的政府不仅为这次重大危机特别拨款180亿港元，还向中央政府争取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包括落实签署CEPA。到2004年8月，通过两个阶段的CEPA协议，香港争取到了内地旅客“自由行”、加速中港货物通关、港货零关税、允许香港银行开办四项人民币业务等政策优惠；借内地之力，促香港经济从SARS中复苏，并为新的支柱产业带来了发展动力。

　　由此，2003年的香港经济不仅未因SARS衰退，反而取得3.3%的实质增长。2004年，因美元持续弱势及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期许，大量国际资本流入香港，拉动股市及楼市攀升，当年香港经济增长8.1%。

　　良好的经济态势，一直持续到曾荫权正式当选特首。“我们预计今年有5.3%的经济增长。尽管增长低于去年，但和亚洲周边地区相比，香港仍是表现最好的地区之一。”雷曼兄弟的萨巴拉曼说。

　　此时履新特首的曾荫权，无疑站到了一个相当有优势的高起点上。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经济学家Enoch Fung认为，新特首继任后，将不会改变支持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包括CEPA、削减财政赤字及创造就业机会等政策；而对这些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是曾荫权面临的主要挑战。

　　新挑战

　　在董建华时代，曾荫权曾有不小的教训，其中之一便是财政赤字。

　　1997年至2001年间，曾作为财政司长，最大的教训是错估经济复苏速度。香港经济在1998年短暂复苏，但基础并未牢固；而曾在1999年3月便推行大幅减税政策，政府收入减少，开支增加，而经济并未呈现V字形复苏，令港府财赤迅速加大，2002年一度曾达700亿港元。

　　时至今日，尽管财政综合账面在2004年已实现盈余，但如扣除当年政府卖地及将公营资产证券化获得的收入，则仍是赤字。由于目前财政收入很大部分仍依赖卖地收入，一旦香港进入经济下行周期，财赤问题极易卷土重来。

　　“现在较宜开征新税，以保证财政收入。比如正在计划征收的消费税。这些是新领导人可以有所作为的。”萨巴拉曼对《财经》说。

　　实际上，扩大税基、增加税入的呼声始终未停。但加税可能损害香港一贯的低税收优势，反对者也担心征收项目选择不当，导致“劫贫济富”，造成社会动荡。分析人士指出，“香港的结构性财政赤字，主要问题在于对政府的支出缺乏有效的约束。”在曾荫权未来两年的任期内，或许更迫切的需求，还在于削减政府开支。

　　就业，也将是摆在新特首面前的当务之急。香港失业率如今已大幅下降至5.9%，但相较亚洲金融危机前2.3%的水平，依然偏高。且在失业人口中，三分之一的人失业超过六个月。因此，曾领导下的新政府必须提供更多培训失业人口的计划，并创造工作机会。

　　董建华在离职前的施政报告中，承诺每年增加4200个专业和技术职位，以及41000个建筑工人职位。Enoch Fung指，若新政府果能兑现上述承诺，则可极大促进劳动力市场复苏。

　　不过，对于任期只有两年的曾荫权，在上任后推出超越董建华的经济转型政策，时下并不令人期待。在他2400多字的简要纲领中，除了提出将“奉行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原则，尊重私有产权和合约精神”，保证香港的传统优势，如同其前任一样，都强调了“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经济策略。

　　这与市场意见正相吻合。“香港的最大优势之一是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如果新政府能够推动教育改革，提高香港的智能储备，鼓励自由市场以催生企业的创意等，将可提高香港向内地提供服务的水平，并最终从中受益。”萨巴拉曼说。

　　对于刚刚履新的曾荫权——这位被其夫人称之为“外表冷峻而内心充满激情”的60岁男人，这位在竞选演讲中盛赞“美丽香港人”、立志奋力划动“香港龙舟”的新特首，一切还刚刚开始。

　　(本文刊于6月27日出版的《财经》2005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