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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点报记者 刘金松
城市的管理者必须以周边城市的发展来判断城市本身的发展，否则，该城市就会有被“边际化”的危险。
一个脱离现行行政区划之外的中国经济新版图正在重构，伴随着这种版图重构的是城
市定位的重新洗牌。
中部也许并不一定只有一个中心，也可以有两个中心。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类聚与集群几乎是所有事物生存的优先和必然选择。自1957年法国学者戈特曼提出“大都市经济圈(带)”以来，城市集群，日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正是缘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所焕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城市集群创造了无尽的历史奇迹，从美国的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到日本大东京区、坂神区、名古屋区，再到新近崛起的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等三大城市群，无不在演绎着城市集群的神话。
虽然从集群化程度上来考量，中国的三大城市群与前两者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大城市、大城市群日益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竞争的主角的趋势，在中国已然成型。
正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的判断：“21世纪是大城市带的时机！”虽然目前中国还未形成更多的城市群，但他认为，未来的中国必须建立众多的城市群，这是大势所趋。城市的管理者必须以周边城市的发展来判断城市本身的发展，否则，该城市就会有被“边际化”的危险。
城市集群的模式选择
对城市群概念的一般定义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目前在中国，像这样的城市“集合体”至少有42个之多，其中既有长三角、珠江三角、京津唐这样的一级城市群；又有辽中南、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二级城市群；更有广西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中心和云南之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跨国旅游带、东亚经济圈、新欧亚大陆桥经济带等跨越国门的合作……
一个脱离现行行政区划之外的中国经济新版图正在重构，伴随着这种版图重构的是城市定位的重新洗牌。
早在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祖德就与人合写过一篇《上海的发展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文章，文中提出长三角经济区是“以上海为经济活动中心，沿沪宁、沪杭铁路线，包括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杭州、宁波、绍兴、南通等中小城市”。
这可谓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概念的最早萌动。在这个长三角经济圈概念范围内，不仅聚集了上海周边的中小城市，还包括了南京、嘉兴两个省会城市及苏州、杭州等城市。而在第五次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议上，又有安徽的合肥和马鞍山、浙江的金华和衢州、江苏的盐城和淮安等6个城市先后向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递交了加盟申请书。
同样的一幕也正在珠三角上演，在广东、深圳的带动下，珠三角经济圈已席卷了整个中国南部，形成了横跨多个省区的“泛珠三角联盟”。
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崛起，为中部城市的聚集提供了一个范本。
打造中部城市圈，加强城市间协作的意向，在中部六省取得了一致认可。
郑州和武汉也都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阐述他的“新武汉观”时说：“作为中部地区唯一一个特大型中心城市的武汉，理应在中部地区崛起中有所作为，在中部地区实现率先崛起，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支点。”
4月底，在郑州举行的一场“促进中部崛起高层论坛”上，郑州市市长王文超用三个“特殊”表明了郑州在中部城市群建设中的态度——“特殊地位、特殊使命、特殊作用”。
对城市群路径的不同选择，在郑州和武汉之间出现了分歧。
也许两位市长的表态并不是针锋相对的，只是颇具外交辞令的说辞。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敏感的媒体还是嗅到了其中的玄机，一场关于龙头之争的炒作，迅速从两地媒体走向全国。
这场发轫于媒体的争论，也开始逐渐扩散，到市民、到政协、到政府部门。
龙头之争的背后
最早关于中部龙头的报道，是在温家宝总理初步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后的2004年12月14日，郑州一家媒体以《中部五省角逐城市群》为题，对各省的城市群建设作了描述，并在文章中提出了中部“龙头城市”的概念，文章分析的结果是：郑州是当之无愧的龙头。
经互联网传播，这个观点很快得到了武汉的回应，《中央首提“中部崛起”武汉得龙头机遇》、《武汉市政协委员建言：武汉应勇当中部龙头》……只要在百度中输入“中部崛起，龙头之争”，就可搜到8000多条相关信息。
“落寞的武汉终于找到了交流的对象。”在武汉当地网站“汉网”上，一位网友对武汉的积极曾如此评价，他还在网上跟帖说，武汉在早几年就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只是中部的几个省没有人接话茬，弄得武汉一个人在那里喊，也很没意思。这一次，郑州跳出来争龙头，终于让武汉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
高调的争论背后，有评论者指出，对中心城市的争夺已超过了对中部崛起本身的关注，中部崛起在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前就陷入龙头之争，其结果很可能最终难以确立中心城市的地位。更有媒体辛辣地评论道，中部区域“龙头之争”，像是一出“自导自演的大戏”。
不少专家分析认为，中部龙头之争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希望从中央获得更多优惠政策，从而在本区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如果(中部)龙头的地位得到外界的认可，是可以得到一些实际的利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成勋分析说，“除了经济上的利益，还可以利用自身知名度的提高吸引更多外部资金往它那里集中。”
喧哗过后是平静，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在地理意义上的中部六省，已是分崩离析：湖南和江西已加入“泛珠三角”经济圈；安徽已掉头向东，积极融入“长三角”经济圈；山西在争取进入西部大开发无望后，已加入京津唐经济圈；剩下的也就只有河南和湖北了。
“中部处于一个相当分散的格局，对中部来说，更重要的是探求协同合作的契合点。”湖北省社科院长江经济研究所所长郭庆汉认为，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可以通过沿长江产业带相互连接，河南和山西联系更为紧密一些，也可以通过建立沿黄河经济带，建立区域经济间的相互协作。但如何把沿江产业带和沿黄河产业带连接起来，需要两地认真思考。
双核心蓝图
而在6月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报告，对“十一五”期间内地区域划分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传统的东、中、西区域划分方法被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代替，并可将四个板块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
山西、河南和陕西、内蒙古一起被列入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定位为最大的煤炭开采和煤炭深加工基地、天然气和水能开发基地、钢铁工业基地、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奶业基地。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划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产业定位是以水稻和棉花为主的农业地区专业化生产基地及相关深加工工业；以钢铁和有色冶金为主的原材料基地；武汉“光谷”和汽车生产基地。
国务院智囊机构的设想和民间的观点不谋而合，南北两大板块的衔接问题已成为各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中部六省产业上有雷同，但不是绝对的雷同，其中还是有差异的，有互补合作的余地。”郑州市副市长孙新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表示。他分析说，六省都有自己的汽车工业，但武汉都市工业圈是以卡车和轿车为侧重点，一是东风汽车，一是富康轿车。郑州城市群核心主要是客车，目前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客车生产基地了。江西则是载重汽车。郑州现在也已在寻求和武汉的合作，比如在汽车产业方面，郑州日产就有东风的股份。
“中部也许并不一定只有一个中心，可以有两个中心。”孙新雷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提出了他的“双核心”观。
从对城市群的定义来说，孙新雷的观点显然具有可行性。即使在操作上，也有可参考的体系，如珠三角的广州和深圳，京津唐的北京和天津。
如是，“双核心”大概可以为龙头之争画上一个句号。
南北互动
从地图上来看，在中部地区102万平方公里的范围里，郑州和武汉犹如这一椭圆形区域的两个极点。
但若从经济指标来衡量，郑州这个极点在目前相对于武汉来说，还有点弱，GDP总量只相当于武汉的70.2%，人口相当于武汉的50%，只有财政收入比武汉稍高一些。
“目前，不管是武汉还是郑州，还没有一个城市具备辐射全中部地区102万平方公里的能力，中部崛起很可能在近期形成双核心——郑州和武汉——共同来带领中部地区的崛起。”李成勋认为，对于两个城市各自的功能定位，武汉可以在中部的偏南地区发挥作用，郑州则在中部的偏北地区发挥作用。
对于郑州和武汉的格局，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陈义初认为，就目前来说，武汉还是老大哥，但郑州和武汉将来的定位，还要看自身的发展，尤其是看谁能争得发展的先机。
在他看来，经济圈不能局限于行政区划，要看它和这个经济圈有什么互补，融入这个经济圈是不是能更好地促进当地的发展，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河南应该鼓励南边的信阳、南阳等向武汉经济圈靠拢。
这种靠拢已经产生了效果，像南阳的西峡，围绕襄樊的二汽生产配件，现已发展成中国重要的汽车配件生产基地，生产汽车水泵、进气管、排气管等各种汽车配件240多万套，占全国销售总量的32%。
“仔细研究一下，中部六省的城市群之间在经济上还是有互补性的。”陈义初在接受《经济视点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他分析说，河南和山西同为高铝矾土的主产区，可以在氧化铝工业上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河南的平顶山、焦作、义马都是煤炭基地，但煤炭资源的储量比不上山西，像焦作的煤炭资源基本上已经开采完毕，这些地区能否和山西加强在煤炭开采方面的合作；江西的冶金工业很发达，可以和郑州的工业制造形成产业上的互补；江西人也很羡慕河南的食品加工业，陈义初认为，河南的食品企业可以很好地利用江西的农业原料，甚至可以到江西去开设工厂。
“中部六省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产业互补，资源共享对资本、企业、当地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陈义初认为，商品流动，产业的合作早就存在，像武汉汉正街的商品早就流到河南市场，郑州的一些知名食品品牌像思念、三全等，也早越过长江，销往全国。“只是过去我们没有鼓励这方面的流动，在提出中部崛起之后，我们就应该更多地往这方面引导。”)T
【冷 思】
□刘金松
中国的城市正在进行一场纵横捭阖的重组，一个个或大或小，甚至跨地域、跨国界的经济圈正在重构中国的经济版图。
甚至有人认为，都市圈这一经济意义上的版图重构，正在成为中国和谐崛起的一条希望之路。一如广西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中心和云南之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跨国旅游带、东亚经济圈、新欧亚大陆桥经济带等。
资本要素的逐利而行，在自由经济下，其威力要远甚于行政区划框架的约束。有人甚至预言：中国经济将真正从“行政区经济时代”进入“城市经济时代”。
中国城市已然在转型，在市场化的今天，它日益转变为经济实体，无可选择地面临酷烈的市场竞争。
在城市圈经济成为趋势的前提下，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如何在竞争中胜出，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对问题求解方式的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上海都市圈在大上海的吸引和辐射下，已发展为全球第6大经济带；广州和深圳的驱动，带动了蓬勃的珠三角发展。
但也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城市圈的时尚或成绩，一纸规划出台，几个毫不相关的城市，被捆在了一起，犹如国企的捆绑上市，明知不可而为之。经过痛苦的磨合之后依然是痛苦，最后只得不欢而散。
安徽的规划就经过了多次变更，从2000年的大合肥都市圈，到2002年的“合肥—芜湖—安庆城市带”，2003年，又撇开安庆，致力于打造“合肥—芜湖都市圈”。
合肥的屡次构想基本无疾而终，当地的解释是“省内其他城市各有盘算”。但有关人士认为，为保合肥而强行组团才是最终根源。
在抛却合肥之后的2005年，一个沿江产业带终于和长三角实现了对接，当年从长三角吸引来的投资占到了全省的一半。
合肥的现象值得思考，一个不恰当的经济圈不但不会带来1＋1＞2的效果，甚至会把自己给圈住，这无疑是从一个圈又跳到了另一个圈，从行政的束缚转变成城市之间明争暗斗的内耗。
经济圈本应是市场化的产物，是对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追求，是当地自然地理特点和经济的内在联系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经济圈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应该明白自己的角色，找准自己的定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宏观的规划上，政府更多的应该是因势利导的指引，正如湖南为拉近长沙和湘潭的距离，甚至将省政府机关集体南迁15公里一样。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应表现在公共经济领域，更多的是规划、调控和监督，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而不是直接参与竞争。
链接：
中部崛起路线图
●2004年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作为国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提出。
●2004年7月25日，来自我国中部地区30多个城市的60余位城市科学研究专家会聚河南省会郑州，参加了由河南省委、省政府举办的“中原与中部城市发展研讨会”。
●2004年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部崛起”的提法，首次出现在次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之中。
●2005年1月8日，山西、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五省政协领导人低调入郑，和东道主河南省政协相关领导人相聚黄河迎宾馆，召开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联合研讨活动”，共商中部崛起大计。
●2005年2月23日，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中部六省发展研究中心的20多位官员和学者，在安徽合肥研讨中部六省崛起方略。
●2005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中部六省联合提交了《关于促进我国中部地区崛起、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八条提案。
●2005年4月28日，河南省委、省政府在郑州举办“促进中部崛起高层论坛”，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研究司副司长刘应杰应邀出席，来自国家和中部六省的大约200位专家学者和官员参与讨论。
●2005年5月14日，“2005中部崛起战略论坛”在武汉开幕，进一步研讨中部崛起。
●2005年5月26日，中部六省政协主要负责人再次会聚郑州，召开了第二次“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联合研讨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罗豪才率多位全国政协常委莅临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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