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副市长北京危机公关 内贸也要以谈判解封杀

　　见习记者 李明三

　　北京报道

　　6月19日下午5点，潮州市副市长孙光辉登上了北京飞汕头的返程航班。

　　北京市场针对潮安凉果产品“封杀事件”的转机也从此开始。而这，距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下达封杀令只有5天，距孙光辉率协调小组抵京进行危机处理刚好24小时。

　　“我对磋商的结果比较满意。”在登机前两小时，孙光辉对本报记者说。

　　与来时的仓促相比，孙离开北京时的心情轻松多了。因为根据协调小组与北京方面磋商的结果，在北京市场遭禁的潮州凉果将分批解封，首批20余家名优果品两天以后就可与消费者见面，其余产品在经过检验合格后也可以重返北京市场。

　　“这个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估计需要15到20天。”孙说。在他离京后，协调小组的其它成员——包括潮安县分管副县长、潮州市食品监督局局长、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庵埠镇党委书记和潮安食品协会的正、副会长——将留下来继续处理技术性问题，直到事情全部解决。

　　在中国国际贸易摩擦日渐升温的今天，凉果“封杀事件”给国内统一市场也投下了阴影。尽管在与北京方面的协商过程中，孙自始至终刻意回避“地方保护主义”的说法，“我们与北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维护食品安全，保证企业健康发展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但在这个火热的夏天，人们还是感受到了国内贸易壁垒下的一丝寒意。

　　“封杀令”激起轩然大波

　　事情还得从北京食品安全办的一纸“退市通知”说起。

　　6月14日，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发出公告，责令多次下架的食品企业退出北京市场，其中包括广东潮安的12家果脯生产企业，原因是他们生产的果脯、蜜饯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在检查中多次被判为不合格食品。北京市食品安全办据此责令潮安县所有的果脯生产企业退出北京市场。

　　“封杀令”迅速激起轩然大波。

　　当地媒体用“区域封杀”这样的刺眼标题来报道食品安全办的严厉手段，并称这是北京市首次对某一地区的某类“拳头产品”实行分类分区域封杀。有关方面所做的专项调查则显示，61%的被调查者支持北京市的做法，认为食品不是普通的商品，必须以质量为第一准则；24%称这样做有些过激，应理性对待此事。

　　全县800家食品企业在京城惨遭封杀，千里之外的潮安这时还蒙在鼓里。直到6月16日上午，潮州市政府才正式接到北京禁令的书面通知，紧急磋商解决之道。这时，北京的“封杀令”已波及到重庆、成都等地，潮安凉果产品在各个超市里纷纷下柜。而在潮安素有“中国食品第一镇”美誉的庵埠镇，由于担心销量受损，许多凉果加工企业已经主动关门歇业，有的直接停产放假。一些急不可耐的企业则派人直赴北京进行危机公关，以谋自救。

　　广式凉果，这个占全国凉果产量70%、占有北京20%市场份额、年产值高达40亿元的支柱产业岌岌可危。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孙光辉受命进行危机处理。6月17日，他率潮州市政府协调小组进京，与有关方面当面磋商解封事宜。

　　地区封锁有依据吗？

　　针对北京市场的封杀令，广东、潮州方面做出了强烈反应。

　　就在孙动身赴京的同时，刚从潮安回到广州的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俊修紧急约见记者，直指北京市食品安全办不是执法主体，无权决定将潮安的食品企业产品逐出市场。

　　张俊修说，国务院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以任何方式阻挠、干预外地产品或者工程建设类服务进入本地市场。”北京区域封锁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他认为，北京食品安全办在执法过程中，没有按规定将不合格内容告知被抽查企业，并给出15天的复诉期，其运作程序也是不妥的。

　　当天的《南方日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区域封杀抵触国务院令”。文章引用了2001年国务院第303号令?《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直指北京市食品安全办的做法背离了这部法规。文章说：“他们的本意是为了让消费者吃上放心凉果，似乎无可厚非，但据此而‘封杀’在北京占有20%市场份额的整个潮安食品企业，就有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嫌疑。”该评论认为，个别企业的行为理当由他们自己来承担后果，因此而不分青红皂白，把绝大多数的无辜企业一棍子全都打死，不仅缺乏政策依据，而且是一种意气用事。

　　“谁说我们没有法律依据。”北京工商局消保处一位工作人员针锋相对地回击。他对本报记者说，“2003年开始施行的北京市政府117号令《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定》有规定，‘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不得生产、加工和销售。’我们在北京市场按规定采取措施，并没有错。”

　　但是，尽管执法单位振振有辞，北京食品办扩大打击面、进行地区封锁的做法还是招致了各方异议。

　　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谢惠定律师说：“一个人感冒，所有人吃药。北京的做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受损企业可以提出法律诉讼，要求赔偿。”

　　“企业的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应该个别处理，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张乃剑所长认为，北京封杀潮州凉果，以点代面，明显带有地方保护主义。

　　对此，消保处那位工作人员援引国际惯例来解释北京的封杀行为。他说，国内出了疯牛病，全国的牛肉产品都禁止出口，这是欧美国家在国际贸易的通行做法。“现有法规总是滞后于市场监管。一个地区的产品多次检查不合格，我们据此封杀该地区的同类产品，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张乃剑对这一说法持不同看法。他说：“中国宪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在处理国内贸易问题时，要执行国际惯例。现在国际上有些做法就带有明显的歧视性，是不合理的，不能一概套用。”

　　北京单方面对潮安果脯产品的退市禁令，给潮安果脯产业造成了破坏性的打击。孙光辉说，损失非常大，但目前仍无法准确作出评估，因为事情还没有结束，造成的影响有滞后效应，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

　　尽管律师有受损企业可以依法索赔的说法，但是，到目前为止，孙并没有听到有哪家企业提出赔偿要求，他们想要的是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潮州副市长北京危机公关

　　由政府官员出面，组团到北京给企业做危机公关，这在潮州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国内也并不多见。

　　孙的北京之行因而受到各方关注，而他本人则刻意表现低调。“有人将我此行比作不久前的中欧纺织品谈判。我不同意这一说法。因为中欧纺织品谈判是两个不同经济体的利益冲突，而我们与北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维护食品安全，保证企业健康发展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他说。

　　尽快解决问题，让企业恢复正常生产，是孙此行的首要目的。

　　“全市有1200多家食品企业，碰到这样的事情，如果由企业自己来处理，既没有代表性，也不会有多大效果。”作为危机公关的“全权大使”，孙自感肩上的担子不轻。

　　促使孙欣然衔命赴京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一个地方的同类产品多次出现质量问题，也说明当地政府在监管方面是有漏洞的。”他并不回避事发前政府对当地产品监管不力的责任。

　　来京之前，孙已公开表明自己对此事的态度，他说，北京方面关心食品安全是对的，但因极少部分企业产品有质量问题就擅自封杀整个区域的所有产品，则很不妥当，因为潮安800家食品企业中有许多名优企业。

　　在与北京有关方面的磋商过程中，孙将争论搁置在一边。“不管对错，我们的态度是尽快解决问题。”孙的务实最终促成了危机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的解决。

　　北京市工商局宣传处的王晓静处长对记者说：“他们的意见并不像此前有些媒体宣传的那样激烈。双方在商谈时态度都很诚恳，谈得很好，当天就达成了协议。”

　　在化解危机的同时，建立长效的沟通机制，是孙在北京的另一个收获。他认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损失已无可挽回，自己方面监管不力，首先要承担责任，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建立共同的食品安全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北京食品安全办公室对他的看法给予了认同。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以北京市工商局的食品安全监督协调办公室和潮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为主，双方建立长效沟通机制，互通信息，各自给对方定期通报市场监管和企业监管情况，出现问题及时解决。

　　但是，危机的化解，并不意味着潮安凉果产业就此没事了。“个别企业的质量问题给整个地方产业造成了破坏性的打击，以后政府在加强监管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监管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孙临行前对记者表示，改革开放初期的自由发展时代已经过去了，潮州的食品加工企业要重新整合。

　　“我们将对食品行业实施准入制度，垒高门槛，没有能力建立卫生的厂房、购配相关检测设备、配备专业检测人员的，要坚决退出市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