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数据显示，银行业系统性的危机，将会吞噬掉一个国家10%-20%的GDP财富，这个事实在过去10年中从阿根廷、泰国、印尼、韩国、日本等国都得到了典型的例证。我国在金融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为整个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法律环境，但是随着金融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加深，金融法制建设越来越迫切，建立一个良好的金融法制环境，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同仁不懈的努力。在6月16日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金融法制(2005)》年度研究报告首发暨理论研讨会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就中国金融法制
建设及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做了主旨演讲。
刘明康认为，银行业的失败和支付系统的中断，对于各国经济乃至社会稳定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和冲击。即便在最自由的经济体也不会对银行业、金融业放任自流，必须寻找一个法律框架，对其活动予以规范和约束，对违法行为给予惩戒。刘明康提出，银监会今后的法治建设将会更加重文化、重理念、重国际视野。
2003年银监会成立以来，已经基本确立了我国银行业法制的新局面。刘明康认为，法制建设的目的是要推进一些新文化、新理念、新规范。一个正确和先进的理念是良好法制的灵魂，是良好法制的根本。经过两年的努力，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为核心，以外资机构金融管理条例等为主体，金融司法解释作为补充的银行业法律体系，而且监管执法的依据和标准也更加明确。
随着金融工具、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场的日益复杂，国际赛场上的标准也会越来越复杂。刘明康提出，新巴塞尔协议中一些新的监管准则条款、国际会计准则中新的IRS39条款和《塞班斯法案》中404条款在国际上的广泛接受与应用，对于日益敞开国门的国内金融业界将是巨大的挑战。这些在国际上影响深远的改革法案，将使我国必须重视发展与培育国际一流的信用评级等中介机构，银行业在改革中必须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强化资本监管和风险监管等。刘明康认为，《塞班斯法案》中强化审计质量的条款，应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并且在监管工作中逐步加以运用。除了以上三项国际标准的重大挑战外，刘明康认为，与银行业监管和改革关系密切的还有巴塞尔银行监管有效核心原则以及OECD公司治理的原则，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值得我们跟踪和更新。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现代金融业更是在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制、调整、促动和保护下运行的经济活动。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我国金融业的运行、改革和发展，原本就是金融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金融法制(2005)》年度研究报告就是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十分重视金融与法律交叉领域研究的首批研究成果，它也是金融研究所编写的年鉴性出版物之一。其要旨在于从宏观上梳理中国金融法制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脉络。针对我国在金融立法、金融司法以及金融运行、金融监管等领域中发生的热点和难点，展开较系统的理论分析，以期为革除阻碍金融发展的法律障碍、确立促进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提供理论支持。《中国金融法制(2005)》年度研究报告认为，目前我国金融法律体系仍有大量法律、法规亟待制定和完善。其中包括尽快制定《破产法》等。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应改革监管方式，实现机构型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转变；应建立一个高于一般部委规格的金融协调委员会，负责制定金融业监管的有关政策，确定金融体系的重大问题和发展趋势。在保护金融企业客户利益方面，应强化对损害金融企业客户利益的司法救济；加强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深度和广度等。
2004年我国在健全和完善金融法制、以法律手段落实宏观调控、打击金融违法犯罪、改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等各项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2004年可以说是银行业的风险控制年，是证券业的改革创新年，是保险业的转型调整年，是信托业的监管规范年。与会的央行以及三大监管机构的专家学者普遍提出，立法中应坚持“三性”原则，即法要发展，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法要有严肃性，同时，必须加强法制环境的建设。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中争取主动，需要我们迅速学习、理解、研究国际准则和规则以及法规最新的发展和它们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并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找到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标准的做法，在国际标准实施的复杂性、高成本等羁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一个与时俱进的时间表至关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