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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明霞 北京报道
一些因年龄问题退休的中央企业“一把手”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复出，他们有可能近期空降7家试点董事会的中央企业，担任外部董事。
这意味着首批7户央企建立规范董事会的试点进入实质运行阶段。一位不具名的国资委
官员说，7家试点企业的外部董事还将包括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与香港的专业人士。这些外部董事最早7月份就会进驻试点企业。
来自试点企业的消息称，国资委此次对董事会的授权大大超过了企业的预期。
国资委空降外部董事
“大概在7、8月份，国资委选定的外部董事就会进驻。”
7户试点企业之一的中国诚通集团董事会秘书苗卿华女士告诉记者，一周前国资委刚刚组织完成了一次对7户企业内部董事的培训，“现在我们在抓紧制定董事会运作规则方面的规范文件，随着外部董事到位，新董事会就可以运行了。”
引入外部董事进入央企董事会，一直被国资委认为是试点工作最核心的部分。而谁是最合适的外部董事、外部董事从何而来等等相关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这也是从去年6月启动的试点，本应在当年底就完成，却一再拖后的原因之一。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曾表示：“优秀的总经理不好找，优秀的董事、董事长更难找，这是我们搞董事会快不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参见本报5月9日报道《试点央企新董事会即将亮相》)
国资委目前已经基本圈定了首批外部董事的来源。
国资委企业改革局的一位官员说，国资委会邀请一些来自海外的专业人士担任央企董事会的外部董事。“比如淡马锡的人、以及香港的一些专业人士。”
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成功运作国有企业的模式深得国资委认同。今年1月底，双方还共同成立了一个合作小组，合作的内容正是“中国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建设”。
有试点企业内部人士称，一些知名央企的原“一把手”，也有可能空降这7户企业的董事会担任外部董事。
本报记者获悉，在国资委前两周为加快、顺利完成董事会试点工作而举办的培训会上，除了李荣融及国资委各司局负责人、7户企业的内部董事们参加外，10余位已卸任的原央企领导人也被邀请参会。其中包括因年龄超过60岁，而在去年陆续被国资委免职的原中粮集团董事长周明臣、原五矿集团总裁苗耕书、原武钢集团总经理兼董事长刘本仁等。
记者未能联络到这些人以求证此事。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人在大型国企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和出色的经历，对于国资委要求外部董事应“具有较强的决策判断能力、识人用人能力，以及10年以上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资本运营的工作经验”等等方面的要求，这些原“一把手”都是符合条件的。
上述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官员说：“国资委一定会派自己的人进入董事会担任外部董事。”但有试点企业的内部人士却表示：“第一批试点企业的外部董事好像并没有国资委官员担任。”
中国的《公司法》规定，国家公务员不能当董事。不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李兆熙认为，在认定国资机构不是行政机构，而是政府特设机构，所以其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的情况下，国资机构可以派出董事。
他在5月中旬举行的“2005公司治理政策对话会”上说：“这类国资机构直接派出的董事在人数上要尽可能地少。”
李荣融坚决放权董事会
据了解，在上周董事培训会上发言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在7户企业的董事会都建立起来后，国资委“要坚决地把权力交给董事会。国资委以后只管监督评价董事会。”
中国诚通集团董事会秘书苗卿华说：“国资委会将现行股东的部分权利授权给董事会行使，确实是充分信任并授权董事会。比如，企业的重大投融资事项的决策权、经营者的选聘及考核权，国资委都会逐步下放给试点企业。这也意味着企业董事会和董事责任加大。”
这也意味着，7户试点企业将不再由国资委未来组织公开招聘企业高管、与企业“一把手”签订经营业绩责任书等，这些都由企业的董事会自主安排和决定了。
国资委之前两次为所辖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招聘高管的做法，曾激起了各方批评。批评者认为此举并不是作为股东的“出资人”应当做的事，而是国资委越位干涉企业自主权的行为。与近180家企业“一把手”签订经营业绩责任书，也被怀疑因为双方难以达成充分的信息对称，而难以起到督促“内部人”的作用。
李荣融曾在多个场合解释，国资委如此做法是因为所辖企业都未建立起规范的董事会，一旦建立起来，他就将充分放权给董事会。
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高级企业重组专家张春霖先生认为，国资委成立后，已经大大加强了国企所有者的地位，但企业董事会的地位仍然非常薄弱。
他说:“如果不能在董事会治理上尽快取得实质性进步，国资委将不得不由于工作量过大无法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或者就是事必躬亲、陷于具体事物不能自拔，变成人们广泛担心的‘婆婆＋老板’。”
李荣融曾多次表示，国资委不会成为“婆婆+老板”， 在这次的培训会上，他也说：“这(董事会试点)不仅是对企业的一种变革，更大程度上也是国资委监管方式的一次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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