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需要绿色责任 专访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

　　本报记者 房煜 北京报道

　　潘岳坚持着，做他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应该做的事。

　　从年初的环评执法行动到圆明园的听证会，这位国家环保总局的副局长一直处于风暴中心。他的坚持赢得的不仅是掌声，随之而来的还有非议甚至抵制。然而他依然坚持并且 更加坦率。在很多时候他像一个布道者，他出现在各种公众场合，他的的主题词只有一个：绿色。6月17日，潘岳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经济观察报：作为环保总局的副局长，您强调环保问题不奇怪，但是也有一种声音，觉得您这么强调环保有些过了，其实，在年初的环评执法行动后，就有人认为，国家环保总局在借势国家宏观调控。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潘岳：我想说的是，不是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太过火，也不是我们环保局与大家过不去，而是世界大势所迫。谁提前采取绿色战略，谁就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占据主动。

　　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曾经一波三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学苏联，走的是低就业、低消费、高消耗、自我封闭的重工业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并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再加上政治动荡，走了一段就走不下去了，使我们延误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八十年代，我们又学欧美传统的发展模式，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模式追求资本生产率与利润最大化而忽视资源利用率与环境损失。二十五年后，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成了世界上自然资产损耗最严重的国家。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时，出现了发达国家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污染。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15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时，污染负荷也会跟着翻两番。

　　坦白地说，前几年，大家都自豪地欢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我也算其中一个。什么是“世界工厂”？现在看来，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如我们生产一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飞机，这值得高兴吗？中低水平的制造业，必然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增长代价，尤其是印染业，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生产一亿条裤子的环境损失要比制造一架波音飞机多得多。如此算来，我们廉价出口的不光是裤子，还有资源和环境。

　　如果说中国在特定国情下不得不走这条痛苦之路，那我们今后绝不会再走下去。我们正处在未来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今天的选择，将面对祖先、面对子孙、面对历史。

　　经济观察报：所以您一直呼吁走绿色发展道路，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潘岳：什么是绿色道路？就是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如今，全球所有发达国家都抛弃了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而走向生态工业的绿色发展道路。

　　应该看到，21世纪经济的主旋律是绿色生态经济，包括绿色产品、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市场、绿色产业等内容，这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对经济生活的具体要求。政府必然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环保措施和环境标准加大企业的环境成本，也会出台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绿色生产。

　　所以，中国的国情需要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国际大潮流也迫使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社会责任更要求企业走绿色道路。

　　经济观察报：你说走绿色道路，相信大家都认同，但是现实地看，企业也会有疑问，今年以来，因为环保问题叫停了那么多项目，你总强调环保，我们还怎么发展？

　　潘岳：问题的核心是这条道路中国能不能走？我想完全可以。但我认为，还应该加上注重社会公平的分配体系和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中国企业家们能否走或者说如何走这一条路？的确，除了东部各省，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让他们心悦诚服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我觉得这还需要一系列制度政策去支撑。

　　第一是坚定不移地进行把绿色GDP与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各种实践。第二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不同政策去平衡不同的利益群体。第三是保障环境公众参与，以推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种种尝试。第四是发展循环经济。

　　经济观察报：正如您上面提到的，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资金本来就是有限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多赚点钱，具备足够物质手段之后再来治理污染？

　　潘岳：原因很简单，第一是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了。

　　欧、美、日在发动工业化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通过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积累起雄厚的工业资本，即是说，他们起飞的资源环境成本是全世界买的单。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定与分割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只有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我们没有本钱跟人家拼消耗。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我们所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中国只有不惜代价提前解决环境问题。

　　经济观察报：就我们的观察，当中国企业在国内面临更多的环境问题考验时，他们在国际上也同样面对着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

　　潘岳：确实如此。环境的急速恶化导致西方环境政治的迅速崛起，“环境无国界”继“人权高于主权”之后成为国际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在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利用环境概念设置了大量的绿色贸易壁垒。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环境标准与发达国家差得很远，绿色壁垒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制约将越来越大。

　　经济观察报：我们注意到，您把企业面对的环保问题已经上升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层面上，为什么？

　　潘岳：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环保属于公共事务，关系着所有人的切身利益，最易达成社会共识和共赢，是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最好切入点。如果能够由此着手，我们将培育出中国企业家新的公益形象，将塑造出独具东方特色的现代企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