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建言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本刊记者 李路阳

　　如何看待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发展中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对策建议？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回答了本刊的专访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先生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是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他在 发展经济学领域有不同凡响的造诣。5月13日至19日，他到中国访问，期间欣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就人们关心的人民币升值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中凸现的资源失缺、环境保护、制度及治理绩效、金融改革等问题，发表了其独到的见解，为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记者：人民币是否升值，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前不久世界银行曾表示，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放弃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做法，并赞同将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对此，世界银行还警告说，如果不将人民币升值，投机资本的流入就可能造成该地区经济不稳。对此，您能否详细阐述一下。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世界银行支持中国政府做出的今后使人民币汇率机制更具灵活性的决策，这种做法可以通过将人民币和一揽子货币挂钩而不是只与美元挂钩的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的方式实现，或者通过改变目前的汇率机制和汇率体系来实现。当然，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的。

　　建立这种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好处是，可以使中国政府更加有效灵活地控制货币政策，更加有效地掌控宏观经济，而且，也能够进一步减少投机资本向中国流入。至于人民币的价值目前到底是个什么水平，世行没有准确的估算，国际上的任何方面对此也没有达成共识。也许现在人民币面临着重新估值的压力；也许在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变得更加灵活之后，会出现资本外流的现象；也许这种灵活的汇率制度形成之后，会和现在的汇率水平相差不远。

　　记者：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您认为中国目前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您能否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当前，中国在3个主要方面面临着挑战，而且这些方面也愈来愈显现出它的重要性。第一个方面是，如何确保中国过去所实现的经济高速增长能够在今后持续下去？尽管有可能出现经济的小幅减速，但如何将经济增长的势头维持下去，这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第二个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限制因素已经凸现出来，中国如何应对这些严峻的挑战？第三个方面是，怎么才能确保经济增加带来的效益能够使大众得以广泛分享，如何解决目前日益加重的不平等问题？

　　中国高层领导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将它纳入“十一五”计划进行探讨。由于时间关系，我对这3个方面的问题只做一个方向性的简单建议。

　　第一，是如何保持经济增长？我认为，首先是城市化的进程应该继续发展下去，因为城市化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与此同时，可能需要重新定位市场，要将市场定位在国内，而不是依赖国外市场，这样中国就可以独立地做出很多决策。其次，应该转变过去靠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要把目标放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上，以此来拉动经济的增长，这就需要提高技术的应用和技术进步的水平。另外，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可以采取多种政策工具，比如，确保金融部门的良好运转，将资源有效地安排在正确的投资上；另外一个工具是提高教育水平，以保证生产率水平提高的目标和结果；最后一点是财政体系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有效地分配公共资源。

　　第二，如何通过政策手段来管理资源和应对环境方面面临的限制因素。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应该从产业政策着手，同时考虑节约资源的政策和如何应对农业领域出现的技术变革因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良好、合理的定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提高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资源的定价，就很难探讨提高效率，以及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问题。

　　第三，如何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效益，以及如何保证构筑和谐社会目标能够实现。我在中国的这几天里，有机会就此发表了一些建议。比如，如何改革教育体制，保证人人享有同等质量的教育水平，还有医疗体制改革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如何减少人口流动的障碍，确保农村人口获得摆脱贫困的机会；如何使更多的人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等等。

　　记者：正如您刚才所谈，解决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土地和水资源的缺失，空气和水污染问题等问题，良好、合理的定价是非常重要的，您能否具体谈谈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和国外可供借鉴的经验？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我刚才已经谈到如何管理资源和解决环境的限制因素方面的问题，这其中的解决办法，有的实施起来可能容易一些，有的就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变革。比如，解决能源稀缺和能源过度使用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提高税收和价格体制。但是解决水资源稀缺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如果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机制，解决起来就有一定难度。

　　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一些经验，比如在水资源管理方面，英国模式就是最为成功的模式之一。英国为此成立了河流流域管理委员会，这个管理委员会直接向省一级和中央政府报告，并由他们负责管理对用水权进行分配。他们将这一权力分配给企业、市民和农民，而这些用水权又是可以进行市场交易的，交易的基础是通过市场进行定价，这样就可以达到有效地对水资源进行监管的目的。

　　记者：按照世界银行CPIA指数，全球中低收入国家在1999年至2003年间，其制度和治理绩效的改善大大落后于经济管理方面的改善，您认为这一不平衡会导致哪些冲突？这一不平衡在中国表现也十分明显，您能否针对中国的情况就此谈一谈，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改善建议。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首先要探讨的是CPIA的定义问题，因为CPIA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制度成分，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变化，比之它的经济增长的绩效变化要慢得多。现在有很多人在批评CPIA指标的权重问题，他们认为，CPIA的计算方法没有给经济政策方面产生的影响以足够的分量。

　　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典范，机构制度的变化速度是相当快的，比如，在产权保护方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方面，私营部门发展速度方面，中国的投资环境质量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发展速度也很快，而所有这些都是CPIA衡量的标准。这些结果，使得中国保持了政治的稳定性，尤其是在地方一级，公众能够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当然，并不是一切都做得完美无缺了，政府高层领导意识到这一点，正在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加强财政的透明度，进一步提高改善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这些方面都是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方面。

　　记者：发展可以减少风险，但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您认为中国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最应该关注并应适时控制的风险是什么？您对中国的宏观调控怎么看？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建立怎样的预警机制？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关于风险问题，我刚才已经谈到了一些，比如环境、资源稀缺等等方面所面临的风险，但还有其他的一些风险，比如，如果不平等问题继续加剧的话，将来有可能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有可能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方面的风险明天就会发生，实际上，在消费与收入方面的不平等还有一定的余地，但是政府必须对此加以关注。

　　还有一种风险是跟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相关的，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使其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会表现出它的脆弱性。为了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更好地解决脆弱性的问题，就需要制定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有这方面的工具和手段。刚才我们谈到了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所能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定义就意味着它将可以吸收经济体的大部分外部冲击，但是中国金融机构目前的发展程度还不具备接受这种冲击的能力。为了进一步化解世界经济波动性的影响，中国政府还可以考虑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网的方式，来化解这种冲击。中国在城市搞的低保制度，效果非常好，但还可以将这种低保扩展到农村地区，因为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地区。

　　关于预警机制问题，这对预测经济和外部冲击是非常有帮助的，这将使我们可以及时采取方法应对冲击，但问题是中国现在的统计数据还有待提高。因为中国现在的统计数据处理所花时间过长，不能达到及时预测分析评价经济状况的有效目的。统计数据的搜集应该加快速度，而且覆盖范围应该更加广泛，应该具有更高的披露透明度，不仅提供给政府，还应该提供给银行、私营企业、普通家庭。只有及时搜集统计数据，改进统计工作，才能谈得上真正的预警系统问题。

　　记者：您对中国经济未来5年乃至10年有怎样的预期？能否具体描述一下。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我想，这个问题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个预期是经济增长率本身的问题，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仍然会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会比最近几年经历的经济增长率有所放缓。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5%，实际上大家都希望经济增长能够有所放缓，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过快造成的经济过热现象。

　　第二个预期是中国经济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目前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外向型经济，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可能是惟一经济开放程度如此之高的经济巨人，出口GDP达到25%~30%的水平。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将靠国内市场的拉动。这也意味着和中国各行业的结构变化相关。我预测，中国未来制造业的权重将有所下降，服务业的权重将有所上升，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农业份额的增长会落后于其他行业，但这只是过渡现象，因为中国目前的农业的构成，大部分还是以小规模耕作为重点，随着将来农业的整合和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记者：中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其原有优势是否会发生变化？其中由老龄化问题引发的风险在哪儿？发展机遇又在哪儿？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中国老龄化问题比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老龄问题来得早了一些，因为中国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年龄结构。从老龄化的风险来看，中国的赡养率，也就是现在的劳动力人口和已经退休的人员及被赡养儿童的比例，在今后几年会下降。这就意味着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有可能需要增加目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养老金缴费率，但这样做的结果意味着会增加劳动力成本，而增加劳动力成本又可能会对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减少养老金待遇，或者是减慢养老金覆盖的速度，但这样做的结果，对那些老年人来讲，就是一个惩罚的措施。其他一些国家针对这样的问题推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可供中国借鉴、思考。比如推迟退休年龄的措施；养老金基金采取部分积累的方式，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产生更高的回报。为了使养老金有更安全的回报率，可能意味着应将养老金的部分基金投放到国外资本市场去。这就涉及到中国金融改革问题。

　　记者：谈到中国金融改革问题，您如何看中国的资本市场，您认为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在哪儿？解决的途径应该是怎样的？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我觉得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是非常低的，很像欧洲资本市场19世纪的状况，大部分组成是依靠银行体系。这就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困难，银行本身并不具备最好的结构体系应对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的风险。但这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德国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成为问题。中国的问题可能就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的难点，那就是中国银行体系的运作方式。中国的银行体系目前主要还是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这里面就涉及到相应的薄弱环节，还涉及到国有商业银行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这些环境目前对商业银行的发展是不利的，一方面涉及到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一方面也涉及到银行体系的发展。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银行发展应该是个怎样的模式？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我们可以将历史上其他国家的银行发展模式提供给中国借鉴。目前中国的银行体系并不具有典型性，因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很大一部分是国有的。我是法国人，法国过去也经历过与中国一样的问题，二战之后，法国主要的大银行实行了国有化改革，银行全部归为国有，直接受控于政府，受政府管理，银行利率是严格控制的，信贷发放也是按照量化的指标而没有考虑企业的风险因素。这种做法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是感受不到银行绩效不佳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法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我们才明显地感到金融体系的运行是不当的。面对这个问题，法国对国有银行进行了私有化改制，取消了信贷控制，使银行体系全部转化为纯粹的市场化体系。当时正值欧洲改革，改革促使了欧洲的资本流动程度，这使法国银行体系不仅面临着来自国内银行的竞争压力，也面临着国外银行的竞争压力，正是在这样一个双重竞争压力下，法国的银行体系逐步变得现代化，并形成了现在的国际竞争力。当然，我并不是说要让中国效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不良贷款规模问题是当时的法国没有遇到的，当时法国的国有银行也有不良贷款，但是规模远远没有中国这么大。在这一点上，中国可能需要对资产负债表重新作出结构调整。

　　记者：前些时候，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布了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最新评级,引起业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传媒说，标准普尔将中国大陆银行全部定为垃圾等级,对此，您怎么看？结合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您认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应该如何与国际接轨？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这和我刚才谈到的问题是密切关系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标准普尔并没把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定为垃圾等级，而是定为低于投资等级。这个等级是说不愿意到这里投资。垃圾等级比它还要低一些。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没什么不同之处，因此，这个评级并不反对中国。

　　应该说，中国的银行未来几年面临着巨大挑战，因为按照中国对WTO的承诺，外资银行将在2006年或2007年全面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银行体系将会面临来自国际的竞争，因此，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对中国政府来说，应该是今后几年当中最重要的优先改革的领域之一，而且来自这方面的国际挑战是非常严峻的，中国政府应当考虑如何应对这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