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历史贡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陈云传》副主编曹应旺

　　开国之后四十多年，一次又一次财经决策的出台，一个又一个财经疑难问题的解决，一场又一场财经战役的胜利，一项又一项经济建设的成就，无不凝聚着陈云的心血、才能和智慧。他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立下了赫赫战功，创下了彪炳业绩，留下了深远影响。他为什么能在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中取得那样大的成功？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的思想方法对头。

　　陈云对建国之初经济恢复的贡献

　　新中国的财经工作是从战争废墟上恢复经济开始的。陈云主持经济恢复工作表现十分出色。

　　他以上海为经济恢复的关键性地点，赴上海解决煤粮两荒问题。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长江流域的“巨龙”之头，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稳不住。陈云自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之日起眼睛就盯着上海，指导处理上海的经济问题，参与指挥了“银元之战”。1949年7月初，邓小平奉命西征，离上海到北平向中央反映了上海煤粮两荒等经济困难的情况。中央决定委托陈云去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找出支援战争和稳定上海、武汉经济阵地的办法。陈云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赴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研究解决上海煤粮两荒问题，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财经工作。陈云主持召开的上海财经会议以及他在上海的调查研究，解决了上海最急迫的煤粮两荒问题，稳住了上海，对稳定全国发挥了重要影响。

　　他以制止物价猛涨为解决经济恢复的关键性问题，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稳定物价是关系到稳定人心、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新政权的大问题。物价猛涨的主要原因是军费开支浩大，票子发行过多，同时与投机资本家的兴风作浪、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长期通货膨胀所形成的心理影响也有一定的关系。陈云是用什么办法稳定物价的呢？从大量的文献材料看，陈云采取了标本兼治之法。所谓治标就是抓住粮、棉、煤等物资适时抛售，并与紧缩银根、严格财政收支协同作战。这种办法最要紧的是掌握好抛售的时机和方式。所谓治本包括两方面：一是财政开源上发公债和增加税收。陈云说：“税收不仅是一个财政任务与经济任务，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一个县里最重要的是那么两个人，一个是县长，一个是税务局长。”二是发展生产。中财委自1949年11月5日起用了三个月时间召开各种专业会议，对被战争破坏了的农业、工业、铁路交通业制定了以恢复为主的方针和重点恢复的计划，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动员并调整了人力、物力，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做了必要的准备，也为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做了必要的准备。此外，从体制上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克服了收支机关脱节，粮、税都在省、县之手，中央只出不进，靠发行钞票的被动局面。到1950年4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

　　他以统一财政和发挥地方作用为经济恢复的关键性政策，调动了两方面的积极性。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重大经济困难，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集中统一。另一方面，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稳定物价，在体制上离不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1950年初，陈云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一决定。《决定》的实施推动了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1951年4月，陈云又主持起草了《政务院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这一决定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中央与地方共同分担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责任，积极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经济恢复工作的进行。

　　他以收购土产和加工订货为经济恢复的两项关键性措施，搞活了工商业。陈云称这两项措施为解决工商业困难的两路“救兵”。对于加工订货这路“救兵”，1949年底，陈云解决上海工商界困难时已开始运用。1950年4月，他又用这路“救兵”解决武汉工商业者的困难。5月、6月调整工商业后，各大城市普遍采取加工订货的办法。关于收购农产品，陈云说：“中国农民经济的经营方法是小生产，所以农产品进城是一件大事。”他把城乡交流看成中国经济的钥匙，将农产品收上来，城市工业品销下去，作为1951年财经工作的第一件要事。结果以百分之九十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带动百分之十的工业经济转动起来。采取这两项措施后，有些城市的工商业家反映，当时市场的活跃和繁荣，为抗战以来10余年所未有。

　　他以恢复铁路交通、兴修水利、恢复纺织业为三大重点，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开国之初，经济恢复，千头万绪，不可能百废俱兴。陈云先从这三大基本的和重点工作入手，经济恢复时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他说：“修整水利，力争丰收，这是农业工作中的第一个问题”，“是百年大计”。他还说，“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他反复强调运输是一件大事，是全国经济的杠杆。这三个方面的恢复与发展，不仅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而且为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

　　陈云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贡献

　　三年经济恢复的任务即将完成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这之后，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再创辉煌。

　　他主持制定与组织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进行了五次。除第四次外，其余都是在陈云主持下编制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编制，从1954年2月到1955年，前前后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陈云付出了大量心血。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是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为中心而展开的。这156个工程项目是分三批定下来的，第一批50个项目，第二批91个项目，第三批15个项目。对第一批50个项目，陈云具体负责了聘请苏联设计组的工作、审查设计的工作、确定对苏联的订货单的工作，还组织领导了有关项目的厂址选择工作。“一五”计划的实施，使中国在不能制造一辆坦克、一架飞机、一门先进的大炮和一辆汽车的情况下，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重型机器、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的制造等，为中国打下了一个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他比较八种方案，选择统购统销，解决了大规模建设开始后出现的粮食供不应求的问题。八种方案是：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陈云是比较来比较去，反复权衡利弊，最后选定又征又配即统购统销方案。实行统购统销后，遇到了核定农民的粮食余缺缺乏具体办法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陈云两下江南调查研究后，提出了农村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意见。粮食“三定”政策出台后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

　　他担任中央对资改造十人小组组长，具体领导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1955年秋，经过全面比较、反复思考，陈云逐渐形成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六点意见：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各个行业内部，必须有或大或小的改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应该推广定息的办法；组织专业公司；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六点意见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和平赎买、和平转变方针政策的具体化。他冷静地分析和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高潮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保证了高潮之前他提出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六点意见的实施和进一步完善，对停止盲目合并、盲目集中的趋势，对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率先提出了改进体制的设想。党的八大筹备过程中，他提出：对部分商品变统购包销为选购自销，变统一价格为放开价格；在生产和经营方面改变过于集中和统一计算盈亏的管理形式；在农业方面给农民以搞副业的经营自由，以个体经济补充集体经济。他说：“苏联十月革命后，市场完全死了。我们今天也把市场搞得很死。若不注意解决这一问题，天下就会大乱。”八大会议上，他又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八大之后，他主持制定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这些尝试为20年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他针对建设速度上的冒进倾向，正确处理了建设和民生的关系；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兼任商业部长，领导了商业工作的改进。这两个方面都是在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解决生活消费品供应紧张、人民不满意的问题。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重建设、轻民生的做法，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他采取了解决粮食、猪肉、油脂及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一系列办法。比如，为解决猪肉供应紧张问题，陈云一是做发展养猪生产的工作，二是做调整猪肉供应的工作，三是做减少猪肉等副食品出口的工作。这些对指导1957年的经济建设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陈云对解决“大跃进”之后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贡献

　　“大跃进”中，为尽可能地减少损失，陈云进行了三大努力：抓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降低1959年钢铁指标；设法缓和市场紧张状态。“大跃进”之后，我国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陈云是解决困难局面的主要谋划者，经济调整的主要理论家。

　　他的解困对策之一是进口粮食和实行高价糕点等政策。进口粮食是1960年9月至12月，陈云到冀、鲁、豫、皖、苏、沪、浙调查研究回京后提出来，并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采纳的。这一对策既缓解了大城市缺粮的燃眉之急，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是十分重要的救急之策。出卖高价糖果、高价糕点，办高价饭馆的办法，对缓和人心，补充热量，回笼货币，也发挥着重要的应急作用。

　　他的解困对策之二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人口。这是调整国民经济、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一条关键措施，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办法。陈云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困难与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进行了比较研究，两难相权取其轻，认定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缓解了农业困难和粮食紧张的局面。

　　他的解困对策之三是工业支援农业。他从插秧机、胶轮手推车、农船风车、小型发电机到拖拉机，一一予以关注，并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需要设法予以解决，有的地方通过增拨拖拉机开垦荒地增加粮食，有的地方通过支持小型发电机抽水灌溉增加粮食。特别是对加速发展氮肥工业，他倾注了大量心血。虽然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决策不像进口粮食、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那样立即起到了化解燃眉之急的作用，但却是长远起作用之策，后来它在发展农业、解决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上，越来越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

　　他的解困对策之四是调整农业政策。恢复和发展农业的任何重要措施都要通过农民来发挥作用。陈云说：“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他把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作为国民经济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看成解决粮食紧张问题起基础性作用的对策。1960年秋冬，他在冀、鲁、豫的调查研究中开始纠正共产风，对《紧急指示信》的出台产生了重大影响，《紧急指示信》的下达，是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重要开端。1961年夏，他在青浦农村等地调查研究，提出母猪私养、增加自留地等主张，扩大了调整农村政策的内容。1962年夏，他又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提出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可惜这一主张当时未被采纳。

　　陈云对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贡献

　　1973年随着外交格局的变化，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着发展的机遇。这时，周恩来委托陈云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陈云毅然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围绕“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引进，研究了如何通过出口商品赚取外汇以保证支付能力。他进行进出口贸易的调查，以经济战略家的眼光，及时地提出并开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对国际市场价格和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以指导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当时，他的一些主张，开日后对外开放思想之先声，其具体做法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新时期，他和邓小平一起登台演主角，成为经济调整的决策者、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现代化建设的谋划者。

　　陈云是1979年至1981年经济调整的决策者和组织者。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存在着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为此，陈云率先提出了经济调整的主张，并在邓小平支持下组织领导了1979年至1981年的经济调整工作。经过三年的经济调整，突出地抓农业和轻工业，调低积累率，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市场消费品丰富起来，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这不仅使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

　　陈云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倡导者。改革经济体制，是围绕着调动农民、职工、企业、地方的积极性搞活经济这个要求，从农村起步的。陈云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提出的放宽农村政策、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搞活经济的主张，是农村改革的思想先导；而农村改革中涌现的包产到户的做法，自一开始就受到了邓小平和陈云的支持。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他起草的《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究提纲，率先强调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他关于“鸟”、“笼”关系的论断，不仅对当时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指导作用，而且对纠正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地向个人和地方倾斜，制止乱上基建项目、乱铺摊子的倾向，集中财力物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开办特区，扩大开放，他也是倡导与大力支持的，并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怎样开放的问题上。

　　陈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谋划者和战略家。他对于目标与步骤、整体与局部、当前与未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与民生、计划与市场、基础产业与金融和财政等，有许多重要论述。他关于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的观点；关于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观点；关于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的观点；关于“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观点；关于协调建设与资源、环境、人口的关系，保护资源、防治污染、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观点；关于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的观点，等等，不仅在当时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当前的建设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陈云做财经工作的方法看他对财经工作的贡献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字的方法，是陈云在延安总结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学习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陈云不仅在延安和东北党的建设工作、群众工作、军事工作中开始运用这十五字方法，而且在他主持陕甘宁、晋绥边区财经工作，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和接收沈阳的工作中，也可随处寻觅到这十五字方法的踪影。建国后，纷繁复杂的全国财经工作，为陈云运用这十五字的方法提供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舞台。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实践活动，又使陈云不断丰富和加深着对这十五字方法的认识。为解决财经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陈云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60年代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三次阐述十五字方法。陈云做财经工作始终反对从原则出发、从书本出发、从外国出发，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所有重大决策的出台都经过了交换、比较、反复的过程。这十五字方法起着统领作用，是他做财经工作获得极大成功的奥秘之一。

　　正确处理调查研究与决策的关系。他每解决一个重要的财政经济问题，每作出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事前都有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过程。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期间，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调查研究的事例。他对二者的关系有许多重要论述。首先，陈云指出了调查研究与制定政策之间的本质联系。调查研究在先，制定政策在后；调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全面的实际情况，才能作出科学的决策，制定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其次，陈云指出了调查研究与制定政策之间量的关系。领导者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花在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上，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制定政策。第三，陈云指出了调查研究的方法。这个方法概括起来就是要向敢于向你讲真话的人调查研究，以求掌握真实情况。

　　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避免决策失误。陈云认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他听汇报常说一句话：“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他每一次调查研究的活动，都要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让大家敢于言、尽其言。陈云所作的决策所以很少失误，是由于他注重调查研究；而他的调查研究所以能成功、能掌握真实情况，在于他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正确处理目标与步骤的关系，“摸着石头过河”。他重视目标要选准，但更重视在向目标前进时要有步骤，要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前进。他重视做什么的问题，但更重视怎么做的问题。从我所接触到的陈云文稿看，建国之后，陈云讲“摸着石头过河”，至少讲过5次。“摸着石头过河”，有步骤地前进，其中心思想是一个“稳”字。稳扎稳打是陈云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建国初期，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通货、稳定市场、稳定经济、稳定民心、稳定民生等，在陈云的著述中随处可见。1956年反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陈云和周恩来是主要代表。反冒进的正面要求就是既积极又稳妥地前进。60年代就如何克服财经困难，他提出要“稳扎稳打”。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陈云也是一再强调一个“稳”字，强调“步骤一定要稳妥”。

　　从基础出发、从基础做起。为解决上海刚解放时的困难，曾一度设想把工厂搬出上海。陈云到上海调查研究后否定了这一设想。后来，他说：上海的许多工厂都是联在一起的，要造成一个大的工业城市，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工业打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行。“沙漠里头就不能有喜马拉雅山，一定要有西藏高原才行。”这体现了他从基础出发、从基础做起的财经工作方法。陈云认为经济与政治、军事、文化之间的关系，经济是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生产力是基础；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农业是基础。在各产业部门中，除农业之外，陈云把水利、交通、地质工作放在基础的位置上，强调其先行作用，认为国家建设必须从基础做起。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与他善于从基础出发、从基础做起是分不开的。

　　从平衡中求生存、求发展。1950年5月，陈云就如何处理调整工商业与稳定金融物价的关系，打了这样一个比喻：“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1951年5月，陈云在会上谈抗美援朝与稳定市场的关系时打着比喻、做着手势说：“同志们！现在是这样：这边一个杠子，那边一个杠子，中间一根铁丝，我一只手拿着一个沙袋在铁丝上走，很不好走！走不好就要翻掉！”1953年粮食供不应求时，既要处理好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又要实行征购，这是一对很难处理的矛盾。对此，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挑两筐鸡蛋、走钢丝、挑一担炸药等比喻，表达了陈云在处理财经矛盾时，反对抓住一面而不注意另一面的片面做法，主张采取协调两方面的关系，从平衡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方法。最高决策层中，陈云是最早系统地论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问题的理论家。他关于从平衡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方法，与他的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的经济理论是完全一致、息息相通的。

　　从战略上考虑财经问题。陈云多次讲在财经工作中，要向过去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商人学习，踱方步考虑“战略性问题”。新时期，他讲过两次。一次是1982年1月，他对国家计委负责人说：“我过去讲，‘瓜皮帽，水烟袋’，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关，不大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计委就是要管这样的事情，有先有后，有重有轻。哪是重点，哪是轻点；哪些先办，哪些后办，这些问题计委要考虑。”另一次是1990年6月，陈云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讲到“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人，他们是专门考虑战略问题的”。陈云建议中央负责同志“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这是晚年陈云的嘱托之一，也是晚年陈云传授他主持财经工作的基本经验之一。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以来，一直重视从战略上着眼考虑财经问题。当时中财委的工作很多，光是电报一天就一大堆。他总是把眼光放在战略问题上，开动脑筋考虑要紧的问题。陈云说：“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我们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呆在地下室。”陈云从战略上着眼考虑财经问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建设与民生、计划与市场等关系上。毛泽东称赞陈云“看问题有眼光”。陈云所以能在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岗位上作出出色的成绩、取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是经济战略家。

　　从细微处着手解决财经问题。陈云是登高望远的经济战略家，同时是关注细节的经济管理家。他重视算大账，同时也要求算小账，是精于打算盘、善于算账的财经领导者与管理者。60年代初，为解决人民生活困难问题，陈云提出每月供应三斤黄豆和半斤鱼。这是他从细微处入手解决财经问题的一个具体的例子。1961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云在青浦农村调查得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种小麦不如种蚕豆的结论。这是他重视细节、从细微处入手解决财经问题的又一个例子。陈云在贯彻落实战略决策时，总是重视通过一个一个的细节去发挥作用。比如，为实施粮食统购统销，他抓了定产、定购、定销等细节。陈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充分掌握细节，这是其决策成功的重要基础。他在执行中注重细节的落实，这是其决策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原因。

　　“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了从根本上稳定金融物价、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挤牛奶”，就是尽力增加可能增加的财政收入。“削萝卜”，就是尽量削减一切应该削减的支出。这是陈云对开源节流财政原则的运用和发展。他依然反对搞赤字财政、走多发钞票的路。1985年2月，他批评：“现在钞票发行失控。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1988年10月，他说：“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

　　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陈云有句名言：“七分经济，三分政治。”他认为，做经济工作的人，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就很容易产生事务主义。如果不注意扭转，就会变得目光短浅。他也反对离开经济这个基础去搞空头政治。他指出：“倒过来，‘三分经济，七分政治’，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总之，“只要我们按照‘七分经济，三分政治’长期做下去，有可能保证工作不犯大错误。”“七分经济，三分政治”，是陈云主持财经工作的指导性原则之一，虽是针对如何改进商业工作提出来的，但却适用于指导所有财经部门的工作。“七分经济，三分政治”，既指出了经济是基础，政治对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同时量化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这是陈云经济智慧的特点之一。

　　陈云说：“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他的财经工作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他卓越的财经智慧的突出表现，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