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5000亿元温州民间游动资金困境调查

　　文/本刊记者 仲志远 浙江温州报道

　　温州人敏锐的市场嗅觉与精明的投资眼光不得不让你惊叹。炒房产、炒煤炭、炒商铺、炒棉花、炒石油、炒油田、炒车、炒电、炒汇……什么都敢炒，就是不炒股；一旦浮现什么赚钱的机会，就会有温州人捷足先登，虎视眈眈；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温州人的身影，他们悄然而至，蜂拥而上，不动声色，一掷豪迈。

　　自1999年起，温州民间资本开始陆续进入上海、杭州等地。2001年8月3日，温州晚报牵头组织的第一个购房团驱车奔赴上海，第二批、第三批迅即尾随而来……，就在人们尚未察觉之时，沪、杭等地的房价已经节节飚涨。此后，温州晚报与另外两家报社——温州商报与温州都市报纷纷推出的购房团犹如旋风席卷全国，北抵外蒙，东进辽沈，西拓边疆，南至越南……此举仿佛13世纪成吉思汗统领的蒙古军团，足迹所至，人心惶惶，普通工薪阶层闻之丧胆。

　　2004年，就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出笼前后，游离于温州之外的大部分民间资金已经悄悄撤出了价格已经岌岌可危的房产楼市，追寻一切可乘之机，转战其他市场，山西掘井采煤，新疆探油炒棉……，踪迹飘忽，令人惊悸。

　　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东奔西突的各路“温州军团”所裹挟而来的风潮早已覆盖了整个中国大陆，所到之处立刻物价飞涨，民怨沸腾。眼下，在对温州人的评价中，此起彼伏的指责与诘难早已掩盖了人们此前对“温州人精神”的景仰与褒扬。

　　谁能断定那些出手大方的温州人怀里究竟揣着多少钞票？是坊间传闻的5000亿呢还是官方核定的3000亿？他们的巨额资金究竟从何而来？其搅动中国大陆各大区域市场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是否与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有相当程度的类似？带着诸多的疑惑，记者南下千里，只身探访温州这片曾经创造出许多奇迹的土地。

　　一、温州：5000亿游资困境

　　“你路过柳市镇上园村的时候大叫一声胡总的话，马上可以听到楼房窗户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村里每个人都会探出脑袋，以为你叫的就是他，——上园村开办企业的人太多了，而且都姓胡”，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高级顾问卢友中向记者描述这一日常现象，而他的老总胡成中就是这个村的。

　　“过去温州很穷，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1961年出生的胡成中读到初中时父亲就叫他辍学学裁缝，他觉得不太体面，也极不情愿。1970年代的温州，跑推销特别来钱，这个不安分的小裁缝喜欢天天到车站去看那些外出回来的推销员的表情，那种情怀时时激起他出去跑推销的强烈冲动；16岁时，也学裁缝的姐姐借了他200元，他的第一桶金是17岁时一笔2000元的业务，利润是1000元，跑的是低压电器，到1984年开始做实业，和弟弟胡成国以及正泰集团的南存辉一起借了5万元高利贷，股份是兄弟俩3万元(占60%)，南存辉2万元(40%)”，卢友中说。——温州乐清柳市镇的德力西集团从那时一直走到今天，总资产11亿多元，总产值已达40多个亿。

　　浙商和徽商不一样，徽商只做流通，而浙商除了做流通，还投资创业。1970年代末，温州人纷纷创办家庭企业，起步的资金多半都是借的，除了亲戚朋友以外，创业者可以很便捷求助于当地民间相当盛行的互助会。

　　1、民间经济的传统

　　温州地处浙南，毗邻闽东，手工业历史悠久，尤以瓯绸、皮革、纸伞、草席、瓯绣等享誉海内，南宋时手工业已经颇为发达；1920年代以后，温州的轻工业从制茶、棉纺、肥皂、针织拓展到火柴、电池、印刷、制冰、制糖等等门类，仍然以纺织、食品、日用轻工为主，影响较大的仍是手工业。

　　诞生于此的永嘉学派以事功之学著世，敢于批评政府“抑末重本”，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举”的谋事哲学与功利思想；温州民间素有外出经商、跑供销的传统，也与此不无关系。

　　1949年至1979年，国家对温州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仅有5.95亿元，不及同期宁波的1/4。温州人谋求生计，多半从小家庭作坊起步，“挂户经营”；从跑小商品开始，农民购销员“十万大军”走南闯北，不仅仅在周边省市走街串巷，甚至撒遍全国，原始的资本积累不吝细流。

　　“温州民间经济早期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街道小作坊；1980年代，这一潮流从市内蔓延到郊县，创办家庭企业蔚然成风”，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谢健生于斯长于斯，而且撰有多部专著透视温州的民营中小企业，对当地社会的流变相当熟稔。现在，温州人对自己的精神颇为自豪，温州市区偶尔可见的就是发扬“温州人精神”的标语横幅，在微风细雨中猎猎作响。

　　“温州早期的工厂，基本上都是手工家庭作坊，只需要一笔小小的资金就能办起来。”康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郑秀康这样回忆他的创业史。1970年代末期，温州的家庭小作坊蓬勃兴起，传统的手工制鞋行当一时成了热点。郑秀康辞职后想注册“红象皮鞋制作工场”，卖了家里的缝纫机、自行车、衣料、手表仍然没有凑齐1000元的注册资金，第一次开口向邻居借了500元。“那时候私人企业融资十分困难，我执意让亲戚朋友参股合作，这一招很见效，资金不足的问题解决了”。到了1987年，郑秀康的家庭皮鞋企业已拥有了500万元资产。

　　1980年代后期，手工作坊出品的温州皮鞋因为假冒伪劣而被国人付之一炬，背负恶名的温州鞋业开始与上海、广东等地的厂家联营；而已经赚到了相当资金的个体老板除了专注于自己家庭企业的技术改造之外，也寻思产业转向。

　　“温州资本积累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开始寻找出路，这很正常；不过，在温州本地却没有合理的投资渠道，既没有投资基金，也没有产权交易；而炒房炒楼，往往是既不规范又得投入相当的精力与时间；这一点远不像西方的购买系，既有专门的投资基金，又有理财专家为之接手操盘；温州连原始的产权交易(购买企业的股权，使投资企业者可进可退)也没有，上市公司的量又少，更多的是柜台交易，民间的地方性的产权交易中小企业较难获得，握有巨额资金的个人更没有自己的用武之地，所以，温州囤积了大量的游资”，谢健教授说。

　　号称5000亿的温州民间游资就由此而来。然而，企业的开创与衰败总是循环往复交错进行的，创办任何一家企业都会经历初创期、扩展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几个阶段，而初创期、扩展期、成长期的资金需求最为旺盛，其渠道主要就是外源融资，亦即民间金融和银行贷款(内源融资依赖自身积累的资金)，尤其是中小企业，其最初的启动资金或再次创业的资金因为银行的门槛太高而求告无门，据统计，1998年温州国有部门的贷款占官方合法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80%(其产值不到温州国内生产总值的6%)；而占90%以上产值的非国有部门所得到的融资不超过7%。

　　“可以说，在温州，整个官方金融系统(包括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在内)基本上没有为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解决资金的融通途径；民间金融借贷对民营企业的贡献大于企业自有资金与银行资金”，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程蕾教授以统计数据如此断言，“温州地区的官方融资基本上是单一的融资体制，80%以上的资金掌握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手中，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地方重点建设项目，很少为本地经济领域中占据很大比重的民营经济提供相应的融资渠道，这在全国其他地区也非常普遍；一直到了扩展期或成长期，企业有了抵押能力与信贷记录，其与银行的关系随之变化，银行对民企的支持才逐渐显现”。

　　1990年代官方金融系统对温州个私企业的贷款比例

年份	1990	1991	1994	1995	1998
比例	3.9%	3.87%	5.1%	5.49%	6.87%

　　敢于冒险、勇走四方的温州人在举国经济尚未破蒙之时已经掘得了第一桶金。“据统计，早在1990年代初，温州的民间游资就已经高达300亿元，并且形成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民间资本积累机制，大多数企业能够依靠自有资金和民间资金完成经营活动”，程蕾对温州民间金融的来龙去脉很是了解。

　　温州的民间借贷曾经一度在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抵达了它的鼎盛时期。当时，温州大约有200多家基金会，170多家信用社，民间月利率常常高达3分左右，亦即年利率为36%；而月利、年利飙高之际，恰恰就是温州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之时。

　　温州民间利率走势与官方基准利率以及浮动利率的对比

年份	民间贷款利率	一年期特别利率	浮动利率
1978	42	-	-
1980	34.8	12	12
1983	26.4	12	12
1985	36	12	18
1988	45	17.28	18
1990	34.8	17.28	18
1995	30	14.93	与全国统一
1998	26.4	7.56	与全国统一

　　高额的投资回报激发了温州民间金融的勃兴。民间贷款利率明显高于官方基准利率和浮动利率，资本的趋利性使温州民间金融在法律、制度的一再管制以及官方金融机构的多重围堵之下安然无恙。

　　2、民间资金的诸多版本

　　究竟是5000亿游资，还是3000亿游资？——社会各界关注温州民间资本的传闻与猜测早已沸沸扬扬，抑或甚嚣尘上，而且对其奔突于中国内陆各地乃至边陲小镇在极短的时间内所搅动的炒作旋风颇为咋舌。不过，即使那些追踪这一动向多年的学者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

　　“这两个数字都说不准，都只是一种推测”，谢健教授如是解释。“是否包含企业的短期贷款也难说，无论是人民银行还是银监局，数据都不准确，现存的金融体系是无法统计的，民间资金完全是私下的交易，流到外地买房炒房的更是无法控制；游资仅仅是民间借贷，会跟企业发生间接关系，几千亿游资里有一些是企业的”，他补充道。

　　“温州有形的资本市场有银行信贷、证券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产权交易、投资基金、拍卖、典当、租赁等活动，而民间无形的资本市场只能根据有关资料作一些初步的粗略的推测”，温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诸葛隽副教授在她与同事的论文中这样表述。“人民银行2004年的观点是3000亿，这还仅仅是表皮的东西；实际上，私营钱庄、地下票据、炒卖外汇、民间借贷是统计不出来的”，此外，她顺便还列举了温州市文成县地下外汇市场的买卖情况，“就个人外汇的交易量来说，温州超过了上海的一半之多，但多少也很难估计”，她说。

　　不过，有关资料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出自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权威统计数据。2004年12月，以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副行长蔡灵跃领衔，与其同事刘守谦、陈明衡所做的课题《温州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引导研究》就温州民间资本规模所得出的匡算结果是：2003年末，温州民间资本规模2770亿元，而资本积累仍在加速进行。毫无疑问，这一结论现在看来当然已经过时。该课题的研究对象限定为温州区域内的民资，而不包括其潜隐外流的绝大部分。据称，这是至今为止温州官方对当地民间资本最全面的一次“摸底”。

　　人行温州支行以资本项目加总法匡算的结果是，2003年末温州区域内的民资存量为2797亿元；而以资本产出比例的方法来计算，2003年温州实现生产总值1226.4亿元，其中民营经济占据了79.9%，即980亿元；采纳国内多项研究的经验数据(温州的资本产出比率为1：2.8)，得出温州民营经济主体的民资为2744亿元。

　　两种计算方法取得的民资估计数相差53亿元，误差率仅为2%，两个结论基本吻合，以上匡算还给出了民间资本存在形式的基本结构：货币资本占35%，实物固定资本占42%，实物流动资本占23%。课题组认为，“2770亿元较好地反映了2003年末温州民间资本的真实规模，到2004年底，温州民资将笃定超过3000亿元”。“温州市内民间游资3000亿的观点就是这样来的”，诸葛隽介绍道。

　　据温州市银监局统计信息科副科长池方鹏介绍，2004年5月份温州的官方金融机构作过调查，得出的数据肯定较为保守。游资也好，民间资本也好，量有多大？他觉得，掌握在民间的游资，影响不了经济，温州人民银行认定温州区域内的资金在1500亿左右，跨区域流动370-400亿左右，即使将2004年年底的固定资产也算进去，近2800亿左右，是保守呢还是准确？他自问自答，应该说还是准确。不过，卢友中认为，3000亿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数字，“你看，一个家庭妇女到上海炒楼，手一挥就将几套楼房揽下，官方的数据岂不很值得怀疑”？

　　“温州的民间资金总量究竟是多少？这根本没办法统计，人民银行推算为3000亿，包括各种资本：固定资产、流动资本……，结果还是估算的；而温州有100多万人在外面做生意，他们手上的资金有多少？即使在温州碰上面，他也不会告诉你，民间游资是没办法通过统计学的方法来计算的”，温州市委党校的朱康对教授快人快语，直截了当地对温州支行这一估算结果表示自己的质疑。“2004年人行测算说，民间资金外流的速度减慢，而规模增加，这也是估计，游资与资本根本就是两回事”，他补充道。

　　实际上，早前就有业内人士预测说，温州市拥有5000亿元的民间资金，这一说法流传至今甚为广泛。据说，其中约有2000亿在温州地面上进行各种实业投资或民间借贷，并非以存款的形式放在银行；外流到全国各地的资金则在3000亿元左右，譬如驰骋全国各地以投机炒作、短期套利而著称的“温州军团”就是其中一个颇具意味的象征。

　　“温州市银监局2004年的统计资料说，温州的民间资金大致是3000亿，加上温州流向外地的资金，官方统计将两块相加，得出的数字就是5000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这样表示。身为会长，他经常与温州的头面人物来往密切，对这一数字并不陌生；而人行温州支行的监测与匡算结果表明，仅温州地域内的民间资本2004年年底即已突破3000亿元，可见温州外流的民间资金更是无法预测。

　　“不管是5000亿还是3000亿的游资，温州肯定是有的，虽然统计局没有也不可能拿出确切的数据，主要是民间资金无法测算，但显而易见的是，2005年春节前十来天通过银行汇款带回来的就有100多个亿，其中还不包括那些自己揣着现金回乡的温州人”，温州总商会副会长戴星火不温不火，言之凿凿。

　　浙江省社科联新近完成的课题《温州隐性经济现象研究》更令人震惊。这一调研报告的执笔者、温州市委党校的任晓估算，从1990年到2003年，温州市隐性经济规模平均占GDP总量的44.7%，1995年最高达到50.72%。14年来，隐性经济绝对量已从1990年的35.87亿元跃升到2003年的514.12亿元。

　　“任晓的估算结果偏于保守，在《温州论坛》发表那篇关于“地下隐性经济”的部分节选之后已经遭到温州学界人士的质疑”，朱康对教授说。

　　“民间资金这东西，不认爹不认娘，谁都说不准，数据来源不一，版本也相当多；即使是所谓权威机构的人民银行也只能抽样调查；逐利的本性使之到处乱窜，外流的资金就更是难以统计。2004年宏观调控之后温州的民间利率在升高，而温州人一向讲的都是民间信用，讲的是个人道德素质，温州市政府用心良苦，推出1号工程筑巢，吸引自己的资金，但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当然，我说的只是‘牛论’，也就是温州话的‘散讲’”，温州市商业银行办公室副主任江小建向记者解释，一位银行界的资深人士这样说话，自然有他的道理。

　　民间资金就在温州人亲戚朋友这样极小的圈子里流动。由民间中介人牵线搭桥所筹措过来的资金来去无影，任何一个明眼人都无法捕捉；“这种中介人在温州的地面上很多，他们最大的能耐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筹借到一笔数额不菲的巨资，温州人称之为‘银背’”，谢健教授说。

　　“不过，你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判断出来，温州人历来相当敏感，国家宏观调控前后他们在上海炒房的资金很早就开始往回撤了，2004年下半年温州楼市价格突然猛涨，应该是民间游资撤回本地的一个信号”，谢教授分析。

　　温州人的投资行为一向让外界无法理解。“所谓的‘炒房团’、‘炒煤团’、‘炒油团’、‘炒油田’等等号称‘温州军团’的阵容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较为松散的联盟，一般都是相互熟悉的亲戚、朋友、同学联合起来结伴而行，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风险自担，与素有历练的操盘手大不一样”，对温州人的投资行为做过专门研究的谢健教授对此了如指掌，“其联盟的最大好处就是压价，他们往往轮流派出一个人先探行情，其他人随后成群结队地赶来”。

　　3、借贷潜规则

　　“民间资金是市场经济的先驱”，自称与几位名人素有文字来往的温州市商业银行办公室副主任江小建说得颇为自得。

　　1970年代末，温州手工业就是遍地林立的家庭作坊。温州产业的特点一向是小轻工产品见长，譬如服装、鞋帽、打火机、制笔、包装、印刷、汽配、保洁用具、编织袋、纽扣、造船(小吨位)、皮革、制革等等行当，附加值小，而且大多数是传统手工业的延续。

　　“创业时借高利，几乎100%的温州企业都是如此”，德力西集团董事会助理、高级顾问卢友中说，“1986年、1987年，柳市电器的名声不太好，德力西集团的前身求精开关厂需要延请上海的技术人员组建检测中心，最初的预算是30万，这一看似冒险的举动可能导致倾家荡产，因为所借的高利贷月息多达3分，连父母都反对，但胡成中果断拍板，成立了温州惟一的一家电器检测中心，产品质量随之稳步上升——这是德力西的一个历史转折。

　　借贷在温州早已司空见惯。“温州的民间借贷最初脱胎于自愿出资而建立的民间互助会，俗称台会；早先是松散的，互助的，利息是1.2分至1.5分，后来演变成了牟利的工具”，温州商业银行办公室副主任江小建如此解释。“资金互助会曾经风行于1980年代，出资人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五六十元)交与台主，由台主(亦称为会主)负责放贷，出资人每月可得到一点利息”，诸葛隽说。后来，放贷就成了某些人的职业，像台主、会主这样社会能力较强的金融中介就被人称之为“银背”，专事在放贷与借贷之间背钱，即短时间内给借贷者筹措出一大笔巨额资金。

　　“过去银行根本谈不上贷款，惟一的来源就是民间借贷。十三大以前，银行没给民营企业贷过款；十四大以后才逐步放开，十五大以后银行才给民营企业贷款，2004年宏观调控之前德力西就得到过建行1.2亿固定资产投资贷款。1980年代，柳市有人私自成立了民间的东风信用社，融资放贷，后来被政府查封；乐清的一个台会会主以高利做诱饵，四处放贷，结果资不抵债，引起民愤而被枪毙”，曾任虹桥镇基层官员多年的卢友中说。

　　“温州人挨家挨户办企业，最需要就是资金；而民营企业既得不到国家的鼓励，也得不到银行的支持；银行的门槛高不可攀，民营企业自然会求助于民间借贷；民间资金乘机集结为台会，组建起民间银行，既是时势所迫，也是顺势而为；即使乐清‘会主’1980年代被枪毙，好像也无法遏止民间资金的市场行为”，江小建说。

　　“温州地下金融掮客的能量不可轻觑，1000万可抽取10万佣金，也不需要履行什么即可办妥，银行一整套的手续根本就没有，这种私营钱庄完全靠的是个人的道德信用，既没什么抵押和担保，也很少有赖账的现象，与亲朋好友之间的借贷没有多大差别，交给‘银背’的利息一般为1-2%，是官方商业借贷的数倍”，诸葛隽说的都是实情。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实，“温州的人情味非常浓，而银行一向轻视中小企业。即使官方金融机构开始向民间企业发放贷款后，温州民间企业的资金来源也仍然只有大约30%来自银行，而70%之多仍然来自于民间借贷；虽然民间融资机构(银行中介)利率非常高，是银行的3-4倍，但手续简便；不过，民间借贷毕竟没有法律保护，其所收取的数额不等的利金，也增加了民间企业的成本，何况民间借贷还没有什么依据”。

　　温州总商会副会长戴星火非常明白地告诉记者，“温州99%都是非公经济，基本上没有什么公有经济；既然官方银行固守政策，民间借贷又属于违法，那总商会作为桥梁与纽带，出面组建担保公司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现实却令人有些尴尬。据周德文会长说，2001年，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向政府施加压力，提出组建担保机构的方案(最初是两家)，温州市政府也提供了财政支持，拿出2000万作为启动资金，但是，14家担保机构成立至今两年时间累计担保资金20亿，根本无法满足民营中小企业的需要，温州市共有三区二市六县，单鹿城区一区至少也得有30亿才能满足，要建立中小企业社会担保体系，市属各县至少需要一至两家贷款担保。虽然担保公司免费为中小企业牵线搭桥，而且收取的利息也类似于当初的互助会，即千分之一点二至一点八，但还是无法满足中小企业迫切的融资需求。

　　“温州市总商会下面所属各会2001年就成立了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力图解决中小企业的金融困境，中小企业促进会就是其中的一例”，总商会副会长戴星火说。担保公司纯粹属于非金融机构，虽然起的作用不小，但还是有限。温州人民银行的调研报告说，温州担保业务的规模总体偏小，难以发挥规模效应，建议担保公司增资扩股增加担保基金，或招募战略资本投资。

　　温州民间企业无论初次创业还是再次创业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即使运行再好，也同样需要资金。卢友中说，柳市人敢冒险，胆子非常大，也有品牌意识，负债率达50-70%，而邻近的虹桥也办企业，但规模没有柳市那么大；虹桥人不愿意做广告；不冒富，也不露富，负债率仅为7-10%，但不可否认的是，民间借贷在当地依然风行。

　　4、流窜全国的温州游资

　　“温州的民间资金很雄厚，银行利息又太低，所以，寻找投资出路也在情理之中”，总商会副会长戴星火说。

　　自1996年5月起，人民银行连续数次下调存贷款利率，这一因素迫使温州那些握有巨额资金的个人倾向于寻找回报率更高的机会。除了在当地放贷之外，流窜全国势出必然。

　　1990年代末，民间资金开始明显地突破温州区域性的重围，流向全国；最初只是零星的个人市场行为，直到2001年，温州的三家报社开始猛播沪、杭等地的房产消息，着手组织温州购房团，民间资金规模性的出走借助媒体的放大进入了国人的视野。购房团演变成“炒房团”之后才激发出人们的恐慌。

　　“温州的第一代企业家穷，但穷则思变；富裕之后就让第二代送到杭州、上海甚至国外去接受最好的教育”，戴星火会长说。“最初温州人到上海买房也不是纯粹为了投机炒作，而是子女的教育；看中了上海的教育资源，要落脚就得买房，顺便也可弄到上海的绿卡；温州人齐聚上海的最初目的也是出于偶然的机会；上海楼市获得成功之后才转向各地”，谢健教授与很多家长接触过，觉得有钱人把孩子送到沪、杭等地上学，是教育投资之后才炒房的。

　　“股市低迷，谁也不敢买股票；外汇呢，专业性很高，百姓难以操作；相反，炒房的信息较易获得，炒楼也较易把握；温州人的投资理念较传统，而买楼就是最传统的行为，就像农民赚了钱就是盖新房、安家置业一样”，谢健教授补充道。

　　“一方面是温州炒房团频频出击各地，有的人一出手就买了20几套；另一方面是各大中城市纷纷到温州来发布房地产推介会，利益和需求一拍即合；而且房价是永远是朝上的，波动虽然也有，但走向如何谁也无法预知”，戴星火说。

　　“温州炒房团热遍各地，温州几家报社是始作俑者；没有他们的炒作，温州商人的投资行为恐怕更为隐秘”，温州市委党校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说。

　　“前几年温州晚报组织购房团，后来炒房就演变成了自发性的个人行为；温州三大报社专门组织购房团在全国各地转悠，协助投资者各地看房，报社每年可以拿到数千万元的广告费；这种自发性的炒房，往往是三五个人一个小组，譬如上海吧，往往星期五晚上去，星期日回来，这都是上班的”，房产投资顾问胡冬明说。

　　“温州人外地炒房，主要就是以短线操作为主，在上海套现的时间较快，温州本地也一样，房价比上海、北京、杭州都高，目前依然坚挺，1.6-1.8万(市城区一带花园)每平米很常见；温州有它的特殊性；总的来说，温州人还是相当理性的，最初频频出击各地，但绕了一圈下来，也不轻易地下手炒作了，他们主要在上海、江苏(南京、无锡、苏州)、北京等等一线城市操盘，二、三线城市不多，西部城市更少些，前段时间澳门楼盘来温州推介，购买的人并不多；海外的楼盘诸如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成交的也不多，因为当地房市早已成熟，价格已趋稳定，升值的空间不大；倒是外地房地产开发商无论什么楼盘都敢拿到温州来推介，甚至别有用心者居然利用温州炒房团来炒作自己的楼盘，抬高房价牟取暴利；2004年温州人开始对外地楼盘不感兴趣了，温州投资商上了当就不大理会了”，房产投资顾问胡冬明说。

　　胡冬明身为投资顾问，也是房产中介公司老板，前几年代理外地楼盘较多，炒房经验积累了不少。2002年、2003年，温州炒房团铁蹄踏遍全国，他也往各地跑，耳闻目睹，对温州炒房团的操作了然于胸。

　　“炒房队伍的资金来源绝大多数都是个人的，少部分是借贷的，自己炒房谁也不会高利贷去做，要做也只能做短线的，正因为后续资金多，就不怕时间的长短；炒房团一般都是几个朋友筹个股，合资吃进一批房子，包装后出手；大家都比较精，银行利息还是民间利息分得特别清楚”，胡冬明说。

　　2004年以后，温州炒房团之外，炒煤、炒油、炒棉等等温州兵团驰骋全国，出手之阔，包揽之巨，已被人们爱恨交加地称之为“温州蝗虫”，不管你诅咒它也好，唾弃它也罢，都无济于事；市场经济时代，民间资金引领一切，又不是政府行为，它投资炒房，采煤探油，都有它自己的理性。温州民间资金游荡在中国大陆各地，宛如幽灵，也在某种程度上扰乱了人们平静的生活，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政府力量的阻击。

　　5、炒作在政策边缘

　　2004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未及出台，温州炒房团中已有敏锐的投资者悄然抽身离去，回报率曾经在5%、8%、10%之间踊跃跳荡的情景似乎已成明日黄花；2005年，新八条出台，“国家的宏观调控，就像一道又一道金牌，诸种打压迫使温州炒房团大量抛房，上海的房产均价已经跌了3000块”，周德文会长说。

　　“大批资金还困在楼市，空住率很高；大量房子套在炒家手里，没有变现；上海楼市目前的交易量大幅减少，会影响其他地方；目前温州人的投资渠道很少，债券、外汇、黄金，还有不动产，新的机会相对较少，适合个人的投资不多”，谢健分析道。“温州人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信不过虚无缥缈的股票，也对基金公司的几张纸片不感兴趣，必须要看到实物，投资办厂、购买设备……”，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叶育登深入剖析温州人的禀性，“何况当时在上海购房还给户口呢”。

　　“温州民间资金寻找出路的渠道不畅，本地已经饱和，发展同类产业竞争又太激烈，游离于生产经营之外的资金自然流窜到全国各地炒房地产，而房地产无论升值还是跌价，都无法遏止资本的逐利性，炒煤矿、炒油田、开矿采油，虽然各种炒作带有投机行为，不是根本出路，而且宏观调控将其逼回了温州，但仍然很难找到出路，它仍然会寻找一切时机兴风作浪”，周德文会长说。

　　“炒房饱含高风险，若投资成本，则血本无归。温州人在上海投资炒房，手上十几套二十几套的并不多，60%甚至80%，我是指工薪阶层、公务员中有固定收入的人群的60%-80%，在温州都有一两套房子的，哪个手上没有一套两套的？三、四套比较正常，他们炒房是副业，纯属玩票的性质，几个人凑股吃下某个楼盘，短线操作，回报比较丰厚，外地楼盘短线操作较难，抽不回来只好多交两年的全额营业税了”，房产中介、投资顾问胡冬明说，“打压之后被套住，资金扔在那，人回来，大量资金拿回温州的可能性很大，炒作的成分60%，自己需求的往往只占小部分；政府调控，压低房价，上海的平均成交价(成交均价下降3000块)，其实没降多少，我们都很清楚；过两年后再抛，就不受营业税的限制了，对于6月1日将要出台的政策，我们没有任何震惊，温州人的承受能力、抗风险能力很强，心理素质很好，主要是有资金支撑，资金不雄厚的会抛出低价房”，“炒煤集中在苍南，投进去回报较快，苍南去年炒煤赚得甚至比炒房还高，赚了几千万，碰上事故顶多赔点钱了事”，胡冬明补充道。

　　“炒房、炒煤的是自然人，纯属个人行为，媒体组织的“太太炒房团”也是自愿加盟，老百姓的钱总想增值，资金扩大化，现在来讲可能是违规的；温州人抓住机遇就赚钱，只要我的资金能增值就行，过去说是投机倒把，现在不这样提了；国家宏观调控很及时，就像香港1997年金融风暴那个时候，泡沫泛起，公司破产，银行也照样得倒闭；而政府的房地产税收一向很大，现在价格没下去，上海很多人急于抛房，温州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戴星火说。

　　温州民间资金似乎已经陷入窘境，困兽犹斗，实际上并不见得如此。想要了解哪些人炒房失手被套也不容易。“平阳炒煤，乐清炒油；股票没人理睬，房产仍旧红火；短期套现带有投机色彩，长期经营则为投资实业”，诸葛隽总结温州民间资金的各种行为，颇有感慨。

　　温州的民间资金游荡内陆各地，在人们的想象中撒豆成兵，抱团出击，实则各自为战。温州的学者们对这一松散的联盟没有表示任何褒扬或贬低，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究竟会使它出现何种变数也未可知。在学者们的眼中，温州游资似乎只是一种自生自灭的现象，极其正常，不值得为之大惊小怪。

　　二、财团：高调之后的尴尬

　　中瑞财团的董事长郑胜涛躲避媒体已经将近一年了，只有在温州市总商会例行会议之时或许才能够找到他，平时倒忙得不可开交，很少能见到他的踪影。这位拉板车出身的董事长在流行企业家当会长的年代里就做了温州总商会的兼职会长，至今依然。

　　“在温州的地面上，擦皮鞋出身、裁缝出身的老总数不胜数；温州民间企业起步之初都是家庭企业，甚至还是以家庭作坊居多，夫妻、兄弟共同执掌，中瑞财团董事长郑胜涛的神力集团就是一家老公老婆式的企业，距离国际性的现代企业尚远，要做大做强，肯定还有阻力。只有德力西已经走出家庭式的运作。说老实话，温州民营企业中规模大的不多，附加值也不很高，还不习惯请职业经理人”，温州总商会副会长戴星火与大多数老总关系熟稔，如数家珍。

　　2004年6月16日，中瑞财团控股有限公司盛情相邀各地媒体，举行开业盛典，发布《中瑞宣言》，宣称其将整合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构筑民营投资控股的经营与扩张平台，以实业投资、商业贸易、资本运作为三大方向。中瑞财团的创始资金为5580万元，9家股东均分集团的股权，而且以货币的方式出资，财团发言人宣称其可运作的项目资金超过100亿元。

　　与此同时，另一家类似的财团——中驰财团也悄悄露面。至今，这两家财团在“谁是中国第一财团”样的字眼上做足文章。“中瑞是中国第一财团，现在行事低调”，中瑞财团董事会秘书杜剑小姐如是回答；而中驰财团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李成文则声称，中驰在国家工商总局核准的时间要比中瑞早，但中瑞的挂牌时间在自己之前，但这也无须争执，温州商人不习惯说别人不好，只说自己好，从不互相拆台是圈内的游戏规则。

　　1、两大财团的现实处境

　　“固本温州，面向全国”曾经是“中瑞宣言”中颇负感召力的目标，现在则已在温州人的心目沉寂了一年。

　　“中瑞财团是温州民间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糅为一体，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也是一种冒险的探索，更是制度上的一种创新；组建之初温州的几家银行主动找上门来，授信就有100多个亿，温州市政府当时的报告也对其作了正面的评价，称其为温州模式的创新，是一种新的尝试，避开了单个企业的局限，资本密集便于选择项目，具有抗衡国际财团的能量”，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中瑞财团高级经济顾问周德文评价。

　　中瑞财团高调组建之前，温州的各大银行纷纷以不菲的授信额度鼎力相助，财团发言人宣布其可运作的资金有100多亿之巨，而且将在金融资本领域一展手脚，7月份就将申办民间建华银行的报告呈交到了温州市政府，这一系列豪言壮语引起了银监局的密切关注，也为自己艰难的处境埋下了伏笔。

　　“中瑞的名气远远大于中驰，而一纸筹建民营建华银行的报告，就等于把自己推进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再也无法挪动脚步，申请报告递交到温州市银监局就给挡住了，而且还被中国银监会点名严密监控，现在处境极其尴尬；其号称足以运动100多亿的资金，但成立一年来也只能囿于房地产领域；组建纯民间性质的建华银行，是对金融制度的一种创新，但报告转呈上去，人民银行、银监局都不敢批，至今石沉大海，民营银行在官方的惯性思维里依然算是民间集资，是非法的；温州虽然是全国金融改革试点城市，但这一举动让银监会盯牢了中瑞；的确，中瑞的思路超前，想动用温州的民间资金与实业结合，现在被国家限制进入金融行业，国家银监会按兵不动”，周德文会长细说中瑞的现实。

　　“建华银行的报告，2004年7、8月就从温州市府转达到了银监局，中瑞的股东都是在本行业做得较好的，想跨行业发展，组建投资联合体，但并不了解财团的本义；虽然国家工商总局也只核准了两家，是无区域的，请了北京的专门机构作策划，开业典礼也搞得特别隆重，但那只是工商部门核准的，没有涉及金融行业，银监会并未表态；民营企业单独组建银行，民营企业本身也是金融企业，是破天荒之举；各大银行许以授信额度之后，温州银监局向各银行发出了风险警示；中瑞财团号称100亿，只能说其相对资金实力有100个亿，他们自己应该是筹不出100亿的”，温州市银监局统计信息科副科长池方鹏解释中瑞的来龙去脉，“中瑞财团的实质就是投资公司，仍然是做实业的，投资集中于房地产、水电项目、旧城改造等等；银监局给市政府提建议，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反面的角色；后来，中瑞方面也感谢说，多亏了银监局的提醒，因为中瑞组建之际，正好是德隆垮台之时，有人说中瑞就像是第二个‘德隆’，现在两大财团处境尴尬，业务也局限在房地产项目，但不可否认，中瑞的炒作颇为成功，声名远扬。”

　　与中瑞不同的是，中驰财团虽然早早在2004年初通过了国家工商总局的核准，并于当年5月19日在乐清工商局注册正式成立，但至今一年多仍未举行任何仪式，悄悄地在柳市柳青路中信实业银行的5楼挂牌。“不宣传的目的是中瑞宣传多，大张旗鼓地亮相，而我们并不跟风；没做什么事情，就不想宣传；各地政府来温州请我们去投资，来我们这里招商引资，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中驰财团总裁李成文这样陈述他的理由。

　　此外，中瑞与中驰两大财团在尚未挂牌之前就已经遭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的猛烈指责，称之为“高级炒房团”，董事长郑胜涛一年来对此抨击毫无回应，几无辩白的意愿。“被指责为‘企业炒房团’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他作为学者自有他说话的理由，发表论文的权利，中瑞方面不发言的本身就有很多的涵义，你问我有什么看法，我实在抱歉”，郑胜涛似乎有自己的苦衷，回答的话语柔和而委婉。

　　“中瑞搞房地产开发而不是蓄意炒房，中瑞打出房地产的招牌，不仅在温州有神力集团的神力大厦、21世纪、欧洲城等房地产项目，外地也有很多；中瑞财团无区域无限制，各个行业都可以进去，范围不限，但目前它最成功的还是房地产”，温州总商会副会长戴星火说。

　　中驰财团总裁李成文特别为此澄清，“华通从2000年开始进入房地产投资，开始与中驰现任其他股东在房地产项目中的合作，参与国企兼并重组等等，那时确实感到单个企业力量不够，强强联合的想法在2003年初就有了，开始组建财团则在2004年年初，强强联合可以规模经营，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我们参与房地产投资，但并不炒房，炒房团大多是民间的资本，尹中立博士可以发表他的意见，但我们不可能炒房，而且炒房动用的资金也不好做账”。

　　2、敏感之处的神经

　　中瑞与中驰两大财团背负着“高级炒房团”的恶名，一直没有直面回应尹中立博士以及社会各界的指责。究其原委，郑胜涛与李成文的两大财团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曲径通幽之处恰恰就是民间金融资本的运作，炒房的批评对两大财团来说，仿佛只是隔靴搔痒。

　　筹建民间建华银行的申请搁浅之后，中瑞财团的锐气消磨了不少，董事长郑胜涛一直回避记者的追问，对民间融资一事颇为敏感，生怕卷入多事的漩涡，“你问我中瑞民间融资的情况如何，我只有无可奉告”，言语中透露出一点不耐烦。

　　温州市商业银行总行办公室副主任江小建评价说，“中瑞走出了中国的第一步，但筹备民营建华银行就不现实了，不过，创新精神值得赞美，他们的底细我们都很熟悉；民间资本不大可能收编为金融资本，本质特征是小，而国家金融机构就是大象”。

　　“温州人对政策的敏感性很强，身上有钱，握有实业，如果没有与国家政策抵触，当然无可厚非；中瑞宣称三种资本的运作与管理，弄得挺像共产主义理想似的；中瑞开业以前曾经向浙江省银监局请示，引起了银监会的关注，上面的指示是：一要扶持，二要注意风险防范，企业家让银行给宠坏了，以为操作民间资金易如反掌，因为中瑞曼哈顿的项目，社会上就风传其变相集资；不过，温州市银监局也给中瑞出过主意，只要没有超出法律规定，可以办理个人委托，完全按照个人委托的方式操作，一对一可以，多对一就是不可以的，那是变相集资；民间借贷往往逃税，各种税多达27%，出了风险怎么办？房地产信托200份死掉就死掉，银行制度的设计还是合理的，两大财团可以股份制筹集民间社会的闲散资金”，温州银监局统计信息科副科长池方鹏说。

　　中驰给人们的印象是较为低调，声称只搞房地产，不搞资本运作。李成文说，“中驰没有与民间资本发生任何的联系，7家企业以股份制的方式共同组成紧密型财团，总资产26亿元。当然，吸收管理人员也是一种融资。1980年代，温州人开始做小本生意，前店后厂，从亲戚、朋友、社会筹集资金，开个门市部，然后成立公司，成立集团后就有了银行贷款；把企业做好，就是我们的立足资本；我们还没有动用民间资本，目前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以后也没有，可能财团会吸收大企业，与之合作，对民间资本还没有思路”。不过，李成文早前就说过，“资本流向的指挥棒是市场和利润。有了中驰这个平台，可以使温州充裕的民间资金有一个新的投资渠道”；而在中驰财团提供的简介(草稿)中，记者注意到相关字眼已经有了变化：“(中驰)将致力于公共设施、房地产、现代物流、高新技术、金融、国企兼并重组等项目，以投融资、兼并、收购等多种资本运营和管理方式来发展壮大财团。投资方向主要是第三产业。财团将充分利用温州地区民间资本充裕的优势，以规范的股份制形式，募集社会资金，联合自有资金充足的企业，积极拓展新的投资领域，抢占新的制高点”，“只要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禁止的领域，民营企业都可以进入。”对于控制风险的问题，他答得较为爽快，“大家都是生意人，做了几十年，经验比较丰富，项目的了解、调查、研究之后由董事会最后拍板定夺，况且我们做的也不是高风险项目”。

　　“中瑞财团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房地产开发，譬如购买温州东方造船厂做开发，光地皮就花费了15.3亿的巨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行债券的迹象”，谢健说。“现在并不知道中瑞有没有发行债券，成功的企业家办法是很多的，虽然国家对融资控制得比较严”，戴星火副会长倒是一点也不隐讳。

　　发行债券募集民间社会资金，如果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来办理，利金肯定低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还能吸引多少民间游资呢？看来，两大财团，或躲而不见、委婉回绝，或顾左右而言其他，都有难以启齿的理由，而刻意回避民间游资的话题并不仅仅是明哲保身。

　　三、温州资本军团的新宠

　　温州的民间游资要么固守本地，要么流向外地。固守温州的游资多半投向了实业，即便是温州的房产，也已经炒得居高不下，甚至高出京、沪、宁等一线城市的平均水平；而外流的游资则在全国各地伺机而动，无利不往。温州恰在西太平洋沿岸，海岸线长355公里，系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大工业经济区交汇的区域。1980年代以来，沿海运输量激增，沿江沿水都造船。乐清的造船游击队挂靠在大企业之下，技术有很多创新，最大的1万5千吨，虽然质量有问题，但需求量较大，订单不断，甚至国外的也不少。出事之后，18艘船被勒令验收，不敢轻易放行，厂家急于交货也没办法。

　　“乐清造船业的蓬勃兴起也就是近几年的事，周期至少得两年，但所赚不菲，多在千万以上；造船业由股东共同投资，技术人员则外聘过来，以项目入股”，谢健说。“造船所需的资金都是来自于温州的民间资金，民间金融机制自己可以解决”，朱康对教授说，“出事之后市政府很重视，市府专门研究造船业的规范化管理，但国家只知道控制，不知道引导”。

　　固守温州本地的资金也将温州人自己炒作了一把，现在则已从房产转移到了造船，而乐清的造船业目前似乎也在重复着当初温州制鞋业的历程。

　　“游资的流动性是很强的，甚至就是短期的操作，而即使投资于实业(譬如造船)也仍然是民间资金，只是说法有点不同，非要在学理上加以区别，就说不清楚了，如果国家政策一有变化，你看它还会不会抽身而逃？”温州商业银行一位资深人士这样说。

　　温州资本到处乱窜。“温州民间资金，是自下而上的一种市场需求，而国家的办法却是自上而下”，朱康对教授说。不像美国还有“梧桐树协议”吸纳外流资金，国家的严控与管制效果有多大呢？谁也无法预知。

　　温州民间资本选择向外投资的因素较多。除了炒作于各地的游资，内陆各地方政府纷纷推出了包括税收、资源价格、技术进步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温州民间资本前往投资，温州的政策劣势已经转变为政策优势。

　　“温州人是务实的，他们会理性地把握自己的投资机会；民间资金的流动乃至借贷，严格来说，不属于银监局监管的范畴，应该加以引导，除非非法集资；多年以来温州政府一直在思考，但没有找到办法，信用社的尝试，总的来说还是不成功的；政府方面应该以‘地瓜理论’看待这一问题：藤到了外面，大的果子还留在温州”，池方鹏副科长说。

　　温州的民间资本把温州模式推向了全国。“温州市政府也要作出改革，拓宽民间资金的投资渠道，金融试点的步伐要更快一些，譬如股票、企业债券、中小企业的产权交易……”，谢健教授的建议与温州市委党校几位经济学教授的想法不谋而合。

　　2、温州人的脑子

　　“温州人的脑袋很适合市场经济，首先发现哪个领域更赚钱，资金也随之一拥而上，几近疯狂；温州人的脑子比较灵，走在别人前面，在商言商，即使国家发生任何事，温州也基本上没什么动静；温州企业家的最高觉悟就是在商言商”，温州总商会副会长戴星火说。

　　“股市一直在跌，资金总要寻找一个出口；温州人脑子精明，敢冒险，能吃苦，资金积累一旦充裕，民间资本也随之四处出击；——温州人善于在夹缝中生存、发展，也从来没有红眼病，只有我超越你”，一位温州商业银行的资深人士说道。

　　温州人与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有没有可比性？索罗斯是国际投机资本的代表，任何一次重要的国际金融风暴似乎都能找到他的身影，而温州人近年来在中国内陆各地纵横捭阖的作风莫不与之相似，投资炒作，低买高卖，温州旋风让中国脆弱的金融系统和幼稚的资本市场防不胜防，如履薄冰；索罗斯从双鹰基金到索罗斯基金，再到量子基金，一次又一次的蜕变使之所向披靡，尽管也有过折戟沉沙的鏖战，既像魔鬼又像天使，让各国政府首脑为之头疼，而温州军团也屡屡让各地政府爱恨交加；索罗斯1992年成功地阻击币值高估的英镑，使之退出欧洲汇率机制；1997年狙击东南亚等地的货币掀起亚洲金融风暴，投机活动也达到巅峰，震惊世界；而温州军团的铁蹄也踏遍了中国，令当地政府暗喜，民众叫苦连天……索罗斯1999年以后连连背运，成了无奈的“英雄”，而遍地开花的温州“索罗斯”似乎也在国家宏观调控之下身陷重围；索罗斯是一个精通金融的专业操盘圣手，单枪匹马，如入无人之境，而温州军团则是松散联盟之下的一群游击枪手，全凭市场嗅觉横冲直撞……

　　惟一的共性就是投机。不过，市场行为有赚有赔。索罗斯难免碰上厄运，温州军团也不是所向披靡。

　　温州民间游资的特性是见利就上，无空不钻；个人行为，适当抱团；炒高之后就立刻出手，弱点是缺少宏观判断，谢健认为。

　　有钱才体面，这就是温州人秉承的一个观念。温州人喜欢投资实物，而不喜欢股票、基金之类的虚拟资本，诸葛隽说。

　　3、逐利，还是逐利

　　温州民间资金的流向始终牵动着人们的关注。炒房、炒煤、炒棉、炒油、炒车、炒电、炒汇之后，温州军团的征程又将指向何方？

　　“温州远离金融中心，民间资金的炒作(投资)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挤压之后，职业炒家都比较迷茫，开始转向古董、珍玩、字画的收藏，新一轮的‘购宝团’已经露出端倪”，华通机电集团副总裁李世昌说。

　　“温州1980年代就搞个体经济，而且一向走在全国前沿，20来年的积累，民间资金已经相当雄厚，炒房的钱也只是毛毛雨，他们不会把所有的钱都投在房地产上，现在政策一打一压，期房或套现或被套牢，资金倒流回温州也不是很明显，温州人也许暂时收缩阵线，静观市场变化，卖涨不卖跌，手中的游资又会寻找时机，伺机反扑资本市场”，熟悉房产中介的投资顾问胡冬明觉得，温州人虽然文化素质低，但是敢冒险，有耐力，心理承受能力良好。

　　温州人又打算炒什么呢？不得而知。“太太炒房团”依然在热情地招募加盟者，详情可请致电。温州的报纸、网络仍然在不遗余力地传递最新的资讯，街面上的鞋业广告依然目不暇接，在这座迅猛崛起的城市里，你惟一难以探询到的是：温州人究竟在想什么？又将要奔赴哪个行当演绎一番投机者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