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税负排名让人犯酸 中国税负到底高不高

　　近日《福布斯》发布“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高。随即引来一阵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税负排名不应该如此之高；另一种观点却认为，虽然福布斯的计算方法有片面性，但中国税负较高也是一个事实。中国税负是否真的很高？ 6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特邀业内财税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在人民网和网友就此问题进行了交流。

　　背景

　　让人“犯酸”的税负排名

　　近日《福布斯》发布“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高。相关报道在网上公布不过一天，各种声音旋即展开。财税专家也分成两派。系统内的专家对“报告”委婉质疑，系统外的专家对“报告”基本肯定且大都直言不讳。

　　其实在2004年，《福布斯》就曾编制了一个类似指数—缴税痛苦指数，当时中国排名第四。时隔一年，中国从第四位上升到第二位。据悉，《福布斯》编制“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的这种论断一个很明显的佐证就在于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两年来一直高于GDP增长速度，而没有税费的扩展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计算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情况时，计算方法是国家的税收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按照这个计算方法，中国的税负是25%左右。那么，中国的实际税负到底高不高呢？

　　有数字表明，近年来我国的宏观税负持续提高，从实行分税制改革的1994年的10.84%，提高到2004年的18.84%；特别是在1999年，我国税收收入总额突破1万亿元大关之后，年税收收入总额节节攀升，增幅也大大超过当年GDP的增幅。继2003年税收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增量突破3000亿元后，2004年收入再创新高，总量超过2.5万亿元、增量突破5000亿元大关。虽然在经济发展当中，企业净所得绝对额在增加，但是在增长当中，国家拿大头，企业拿小头，这也是财政增长超过GDP增长的主要原因。

　　今年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刘汉元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考虑到社会保障等因素，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将与发达国家持平，如果再考虑到大量非税负担，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则大大超过发达国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税负为何如此之高呢？国家信息中心有关专家表示，政府臃肿和庞大是中国税负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税制结构和税收手段的滞后也是导致中国企业税负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虽然我国税负指数高，但外资却源源不断地进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特殊现象？原因就在于我国对外企执行税收优惠政策。据推算，由于实行内外企业有别的税收政策，导致我国在外资企业方面每年大约少收入2000亿元的税收。加上我国每年对出口商品的退税，估计至少有3000亿的税源让利给了外资企业和外部消费者。

　　“简化税制，扩大税基，降低税率，提高效率”是当前世界税制改革的总趋势，目前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率为15%和24%。因此，税制改革已是必然。或许《福布斯》编制的税负指数更大的警示意义在于督促政府加快税收体制改革和税费改革，切实把降低国民负担水平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我们与其闻福布斯的“报告”心里“犯酸”，不如抓紧补齐改制的“短板”。

　　对话

　　中国税制改革：降低税率还是调整结构

　　主持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红茹

　　嘉宾：

　　刘尚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刘桓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陈庆振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周守华

　　中国会计学会副秘书长

　　福布斯计算方法是否合理

　　主持人：近日《福布斯》发布“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高。福布斯的计算方法，是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社保金、雇员社保金、消费税以及财富税等税种的最高税率加在一起，得出总税负。这种加总最高税率的计算方法是否合理？这一指标能否反映我国税负的真实情况？

　　刘尚希：把社保缴费和税收笼统搁在一起计算税收指数是有问题的，应该分开来考虑。因为社保缴费和税是不一样的，税应该是用于公共支出，企业和员工给社保缴费不是公共支出，所以把社保缴费归到税负负担里实际上不妥当。因为社会保障的功能是社会福利的性质，由政府来主持，这些钱与个人有很强的对应性，而税收与个人的对应性是不明显的。个人交税以后，能得多少并不知道，但享受了公共产品，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保缴费，养老金、失业保险等等这些与个人有很强的对应性，有的进入了个人账户。也就是说，由企业和员工交纳的社会保障费不进入一般的公共预算，不由劳动部门、社保部门统一使用。

　　对《福布斯》发布的税负指标评价体系不要太在意，是否适合我国的国情我们也要进行研究，税负的轻与重，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和经济制度、经济体制都有密切的关系。像北欧一些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很多都是政府包了，但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就像税收缴费一样，实际上跟国家的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有密切关系。如果社会保障制度起点比较高，保障面比较宽，或者保障水平比较高的话，肯定要交更多的社保金才能满足需要。如果定位在最基本的、最低的保障上头，缴费就可以降低，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体制具体评判。

　　刘桓：这个算法不太严谨，如果做分析，口径要有合理性。《福布斯》的算法是把企业的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社保金、雇员社保金、消费税和财富税搁在一起，中国目前的消费税和欧美国家不一样，我们是特种消费税，而欧美是普遍的消费税，它的税比我们重。财富税在中国没有，而增值税在他们国家没有，所以可信程度被大大减弱。

　　《福布斯》的算法，我不知道口径是怎么来的。口径计算过程当中涉及到对数字真实性分类的问题。中国目前的税收结构和美国、日本不太一样。因为美、日这些国家俗称以直接税为主的机构，以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雇主社保金、雇员社保金为主，而中国和欧美一些国家，OECT(国际经济与合作组织)国家是以双税主体和流转税主体，尤其中国增值税比较大，中国税制与美国、欧洲的税制不同，因此，《福布斯》目前排行榜发布的2005税负负担指数的计算方法是不科学的。

　　周守华：《福布斯》的税收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水平。《福布斯》税负指数之所以把社保金和企业财政税收并在一块，说明了这是强制性的，税收是强制收上来的，社保金也是强制性交纳的。还有一点，我们国家实际的税收水平和《福布斯》发布的税负指数水平还不一样，我们国家个人所得税尽管税率很高，但是占财政比例是很少的，去年占到6.9%左右。所以把税率简单相加，显然指标可信程度要画一个问号。衡量一个国家的税负指数，不能以税收比例最高相加，而应该看到税收负担的水平，也就是实际负担的水平，这是比较合理的。

　　如何判断税负轻与重

　　网友： 2003年在GDP增长8.5%的背景下，全国税收收入增长了20.3%，后者超过前者近12个百分点。2004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又创新高，达到25.7%，而GDP同比增幅为9.5%，税收增幅相当于GDP增幅的2.5倍。这是否说明我国的税负比较重？

　　刘尚希：看待税负的高低不能就税论税，不能孤立看税收占GDP的比重，也不能简单地和其他国家的税负进行比较，重要的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公共的需要，国家收这些税是为了公共的需要，解决企业和解决老百姓个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处于黄金期，是体制改革的转型期，很多方面都需要政府花钱，比如三农方面的直补、教育方面的力度加大等。如果不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联系起来，孤立看税负轻与重，我认为意义不大。

　　另外还有税基宽与窄的问题，以及税负负担均衡与否的问题。我们从宏观上看税负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不是很重，可为什么大家感觉很重呢？因为税基窄，税负负担不均衡。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税制改革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宽税基，税基窄了，税收尽管从整体看，负担不太重，但是集中在一部分里头，这部分人就觉得税收比较重，比如内资企业明显感觉税负重了，而外资企业就不会感觉税收负担重；工薪阶层会觉得税负重，而富裕阶层就不会觉得税负重。另外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也会感觉税收负担比较重。所以，重要的是在今后税制改革中怎样拓宽税基，均衡负担。

　　刘桓：中国目前的GDP增长百分之八九十，税收是百分之二十几，确实会引起争议。要肯定一点，中国的所得税总体在世界各国是稍微偏重一些，但是超过这么多的倍数，有以下几个观点是可以商榷的：

　　第一，税收的增长统计与GDP的增长统计是不一样的，GDP统计办法用的是定比，而税收增长用的是环比，税收增长用的是近期价格，所以会产生统计学上的误差。去年卖一块钱，今年卖一块二，基期价格高于近期价格，所以比GDP的指数要高出20%。

　　第二，如果在一定范围内，经济增长5%，税收增长10%或者8%，这是很正常的。但对一些企业来说，会感觉收的税比较重。目前宏观税负不是很高，但有学术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对于税负的承受能力和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好比一个人挣10块钱，是1块钱税收，可能三天没有饭吃；如果一个人挣10000块钱，收2000块钱的税，也一样吃得很好。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税负是18%、19%，而发达国家一般是20%以上，甚至达到25%、30%，为什么他们感觉不重？总体说还是因为中国还比较穷，我们负担比较重，他们负担比较轻。

　　陈庆振：我接触的企业都是民营科技企业，从我们企业的角度来看，感觉税负还是比较重的。首先税负重来自于不公。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是15%，内资企业是33%。33%分为国营和民营两部分。国营这部分，利改税以后不向国家交利润，但是国家拿了基本金投资办了工厂，国家不分红，只是要求交税33%。但是民营企业是贷款投资、借款投资或者大家集资，除了交税33%以外，股东是要拿出一部分分红的。这一部分人就感觉到既要交33%的税，又要拿出一部分利润进行股东分红，还要交银行贷款的利息，剩下的部分就少了，因此感觉税很重。目前经济发展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民营企业，很大一部分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没有抵扣这部分，所以实际的税负就比别人更重了。

　　周守华：我觉得税收的观念不一定到位。比如美国，美国一生有两个事情不能避免，一是死亡不可避免，二是交税不可避免。而中国人缴税的意识不够。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就会感觉我们的税负比较重。我们税率的水平，在工薪阶层这块交得比较多，对弱势群体、民营企业收得也比较高，而对外资企业，税负比较低，甚至还有一些免费的项目。所以，内资和外资企业税负的差距明显加大。

　　税收是否需要降？

　　主持人：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中，流转税(企业缴纳的流转税主要有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是大头，构成企业税负的主体。之前有专家提议，目前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太重了，应该是25%比较适宜。那么，在增值税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所得税要不要从33%降到25%呢？

　　刘尚希：其他国家的企业所得税有比我们高的，也有比我们低的，意大利、比利时都比我们高，日本比我们低，如何去判断是高是低呢？还是要根据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的总体情况来考虑，不能孤立看这个数字。根据政府满足社会公共服务需求、支出来考虑，以及财政支持的能力和企业支出的能力，很多企业认为25%是相对公平的，但关键是25%的税负是否能均衡落实到各个企业生产当中，是否能有一个均衡的税负？如果税负有的轻有的重，那可能还是会有人觉得重。

　　税基宽才能低税率，我们以前是税基窄，税率就相对比较高。随着经济发展，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有必要的。既然现在没有征那么多税，就不必要维持名义上33%的税率，不如直接降到22%左右，甚至更低，但这要经过非常严谨的科学计算以后才能确定。降税同时伴随着增值税转型，如果增值税转为消费税，整个税率就会降下来。在税制改革当中，税制合理了，税基更宽了，税率更低了，征管更严了，老百姓和企业也都感觉税负可能更合理。因此，不要强调一个税率是多少，要考虑增值税以及其他的税一致执行，才能有一个均衡和科学的搭配。

　　刘桓：所得税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把税负降下来，从33%往下降，这是国际趋势。美国以前所得税是46%，现在降到不足30%。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的税制也要改。从税负来讲，所得税要加强，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但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是否意味着税负低收入就下降呢？不是的。企业所得税本来是33%，实际是24-26%之间。造成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的差异，主要有很多优惠减免政策，还有逃税、避税的情况，我认为这叫老实人吃亏。如果按照33%交，就吃亏。如果不交，被抓的概率很低，所以既要有优惠政策，还有人不交税，造成的结果就是老实人吃亏。

　　陈庆振：交税是任何国家赖以运转的基本手段。但是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企业到全球竞争，如果把税负搞得比较重，企业的底子本身就很薄，在全球竞争当中就会失去优势。我国资源有限，而要拥有全球的资源，我们必须走出去，但现在为何又走不出去呢？企业所得税税率内资是33%，外资是15%，这样就不平等，和跨国公司竞争，我们显然有问题。因此，国家应该从扶持企业、增强企业竞争能力的角度实施减少税负，这对国家是有利的。

　　税制结构是否合理

　　主持人：目前的税制有利于财政的增长，对企业增收部分相对薄弱。因此有人呼吁我国应实行以减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您认为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是否合理呢？

　　刘桓：谈一个国家的税收是否合理要从多方面看。目前我国的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核心，这个税制结构改变在近期完成可能比较难。因为发展是有限制的，人员构成比较多，公司雇员比较少，形不成所得税的核心结构。长期以来，我们要坚持以流转税为核心的，这不能变化。另外，1994年我们形成的所得税结构，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核心的税制模式，当时中国经济在低谷期间，然后向高峰期间进行转换。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时候受到的影响比较大，无论是增值税还是所得税，是以考虑政府收入比较多的因素决定的。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税制核心竞争力在于是否有利于微观主体，要看能不能把企业激活，把民间创业的激情激活。这个调整要以政府为核心转到以政府和经济发展双重核心为目标，这样审视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陈庆振：从企业角度来看，我认为目前税制有很多不合理的情况。目前国家宏观调控主要是限制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发展。而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的都是科技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就是要有高的投入研发，要冒险，失败的几率比较高。就增值税这一项，如果成功就会很高。但如果失败，就不管了。我认为这样一个税率对于技术性含量比较高的企业实际上是抑制，是扼杀，而不是鼓励。比如软件企业，软件第一不产生污染，第二不耗能，不影响交通，这是我们国家应该发展的。但这部分企业的增值税很高，达17%。如果企业利润高，收17%还可以，但企业60%是人工成本，一个工程师最低工资是三千元，最高是六七千元，如果工资的成本不能计税，要所得税以后才能发工资。这样的税制对于我们国家所倡导的高技术企业极为不利，应该改，否则不利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周守华：我国的税制分布很不均衡，比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不均衡，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间又不均衡，不均衡就导致了对税收的调整、结构和方式要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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