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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兴庭
“如果世界综合平均发展成本为1，则中国的综合平均发展成本为1.25。”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组长牛文元日前指出，这就意味着在世界平均发展水平下，用1美元可以办完的事，在中国办成要花费1.25美元。
牛文元教授说：“当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达到中等发达程度的现代化国家时，发展成本有可能降低到1.15”。笔者以为，他的结论是在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但资源、环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得出来的。事实如此吗？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据国家环保局的数据，中国的万元GDP能耗水平是发达国家的3～11倍，到目前为止，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近极限。
经济增长和技术更新其实何尝又不是一把双刃剑。发展必须靠一定的资源基础和环境容量来支撑。人口的增加、经济和技术条件的改善、福利的提高都是以一定资源的消耗和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为代价来实现的。资源、环境等自然条件的恶化，必将滚入下一阶段的发展成本。
物理学中有一个著名术语——“熵”，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最初用它来描述热力学问题。化学教材对熵的定义是：系统倾向于取得最大的混乱度(或无序度)。 “根据熵定律，每当一定的有效能量被消耗掉，周围环境的混乱就会增加”。也就是说，能量转化的速度和数量越高，混乱程度也就越大。
在今天，随着美国社会学家J·里夫金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出版，“熵”理论已经无处不在。可以说，正是因为资源和环境的稀缺性，造就了这个“起火的世界”。这给我们的启示也发人深省，按照熵理论，资源、环境的消耗程度与社会的稳定程度是成反比例的。资源和环境消耗越多，社会发展的成本越大，而社会也越混乱。这不仅仅是生态系统的混乱，更是社会的动荡和不安。社会发展成本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其说是有识之士对未来环境污染的焦虑，还不如说这是对社会稳定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构筑一个和谐社会，归根到底也要看一个国家的环境、资源的消耗状况。在古代，自然灾害往往也是农民起义的重要因素。而到今天，“自然灾害”看起来是“天灾”，但其背后往往是“人祸”。和谐社会的发展成本，从这里来看，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正是这些包括环境、资源在内的“自然条件”。崇尚自然、主张生态和谐以及反对战争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重要代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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