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中国纺织业面临的不仅仅是贸易战争

　　□本报记者　余力　肖华　　

　　最近的纺织品贸易争端不仅是一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较量，而且是中国纺织业自省之由头。纺织业面临的问题其实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缩影，能否在外在压力下转变增长模式，更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全局性挑战

　　粗大的蒸汽管道蔓延在收割后的稻田上空，更粗大的、色彩明亮的排污管沿着公路一直起伏到几十公里外的处理厂，在浙江绍兴这个名叫齐贤的小镇，5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处处显现着中国农村走向工业化的痕迹。

　　所有的一切都与纺织有关，数百个密布在公路两侧和稻田之间的印染和织造厂是小镇经济增长的引擎。

　　齐贤生产的服装面料大部分输往海外，许多工厂的办公室里都悬挂着世界地图，这标志着小镇的眼界。

　　今年5月，欧美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重新设限，给小镇投下了阴影，生长于斯的7万多人都可能被波及。“肯定有一些企业要倒下。”一位当地工厂主感到了压力。

　　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6月5日，记者试图进入路边一家工厂，被冷淡地拒绝，这已经是一周内第20家拒绝采访的浙江纺织厂。千里之外的山东，这样的情景也反复上演了十多次。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众多的中国纺织企业主管都给门卫下达了将记者拒之门外的指令，原因是“现在是敏感时刻，我们不方便发言”。

　　当中国政府正在全力维护本国纺织业之时，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本应为自身利益据理力争的这个群体，在公众面前选择了缄默？

　　但缄默并非无为，记者在采访中隐隐感到，中国纺织业中一次更为深刻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

　　“倒逼式”变革

　　自5月开始的中国和欧美纺织业贸易争端正愈演愈烈，这一明显的外来压力已使中国众多的纺织企业产生逼迫感，并试图另辟蹊径。

　　“设限之后，美国的牛仔裤订单少了1／3。”徐先生是少数几个坦率承认受到影响的从业者之一。他是江苏的休闲服出口商，今年头5个月向欧美出口了500万美元的休闲裤，其中美国市场占其一半份额。

　　美国商务部4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裤子达到7410万条，同比增长1521%。这种剧增使美国在5月13日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棉制裤子重新实行配额限制，进入美国市场的数量今年最多只能增长7.5%。

　　徐先生感到自己遭受到无妄之灾，“年初我们已经在克制，没有接更多订单。”他的出口与去年相比，仅增长了10%。但面对这样的结果，他正打算与美国客户商量，“能否绕过去”，如果不行的话，“只能不做这些品种了”。

　　而在浙江绍兴数个小工厂里，自救的行动早已开始展开，小工厂们灵活地掉过了头。在齐贤镇一家印染厂，一幅幅刚刚染成靛蓝色的牛仔布正从高高的定型机上不断滑落，工人们忙碌如常。知情人士说，这家工厂的面料现在大多运往中东迪拜，通过这个著名的自由贸易港转口，这样欧美新政策就“管不着了”。

　　在江南一带，遍布着几千家这样的小工厂，他们要么不去碰设限的产品，要么通过其他市场进入欧美。还有一些规模更大的企业走出国门去柬埔寨、越南、孟加拉等地开设工厂，那些地方劳动力价格更便宜，而且在市场上受到的限制远不如中国严格。

　　与他们相比较，大型企业对欧美举措并不感到意外，它们准备更充分，产品更为多元化，抗风险能力也更强。

　　“设限早在预期之中。去年，当许多人都在为后配额时代即将到来欢呼不已时，我们已经预感到事情将不会那么顺利。”山东兰雁集团进出口公司经理姬光成说。

　　兰雁是中国最大的牛仔布料和成衣生产商之一，为应对可能的设限，从去年开始，他们着重培养非配额地区的客户关系。今年1-4月，兰雁出口3000万美元，同比增长72%，但对设限国家的出口仅增长15%。

　　生产衬衫和西服的雅戈尔是另一个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大企业，但尽管如此，阴影已然投下，他们也已开始思考对策，打算调整产品中棉的成分，避开全棉以及含棉量在50%以上的产品。

　　这样的应对之策也许只能收一时之功，但仍然无法使我们走出低端陷阱。

　　在整个产业普遍进行调整的同时，记者不断听到业内人士关于为何屡屡遭到贸易壁垒的反思。如果不考虑政治原因，纺织品为什么会成为欧美特保的目标？这个行业本身是否也有取祸之由？

　　太多的产能集中在低档次产品，是大家共同的回答。以出口来看，目前我国出口的绝大部分都是贴牌产品，而且大多档次不高价格低廉，2004年针织衬衫每件平均单价为2.17美元，裤子为2.89美元。“谁都心痛，可谁都没有办法，”浙江中大集团副总裁胡小平说，“这次欧美拿着棒子在敲了，说不定能打出点变化来。”

　　同样的敲打曾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身上。当时迅速崛起的日本制造业使美国感受到强大压力，遂使日本成为全世界遭受反倾销最频繁的国家。而恰恰是这种外部压力，使日本企业成功地进行了产业升级，“日本制造”从而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

　　同样的历史也曾在韩国上演。

　　在纺织业内，产品质量并不是难以逾越的天花板，真正困扰行业的是附加值。国外的著名服装品牌各季的时装发布会，往往引领世界潮流，他们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对于中国服装企业来说，这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这样的梦想并不仅仅属于纺织业，所有的“中国制造”都在憧憬———会不会有一天，我们提供给世界的，不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创造”？

　　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去年底完成的一项浙江“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里，这种方式被称为“倒逼式”，并被认为是这里的经济进行转型最有希望的方式。“活不下去了，只有求变。”浙江大学副教授黄先海说。

　　仿佛是在印证他们的判断，无论是在浙江还是山东，记者都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在齐贤镇，小工厂主们开始在饭桌上热烈地讨论如何做出一两个特色产品；在山东兰雁，去年增加的800多个品种中没有一个常规品种。

　　徘徊于得失之间

　　从表面来看，中国的近百万家纺织服装企业似乎正在世界上创造奇迹，拥有锐不可当的竞争力，并养活了1900万产业工人。但在繁荣背后常为人所忽略的是，中国纺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条上仍处于末端。

　　1990年代，曾一度凋零的中国纺织业被彻底放开，逐渐形成了两种发展模式。这两种模式缘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与资金实力，双双具备了在世界上的竞争力。

　　对于民营企业占90%的浙江来说，竞争力来自于产业集群。在齐贤镇一个纺织厂，记者看到，车间尾部出来的一匹匹白色坯布经由一辆辆小斗车，被工人们推到了一路之隔的一家印染厂。在印染厂腾腾的蒸汽里，小斗车里的白色坯布变成了深紫色，并印出了漂亮花纹。经过整理、包装，这些布匹被小货车运往距此两个多小时车程的上海港、宁波港，装进集装箱；或者是在宁波、杭州等周边城市的服装厂被缝制成衣再漂洋过海。

　　“我们这里特别方便，所有环节都不会超过两三个小时，”一位工厂厂长告诉记者，“在这个链条上，无论你想要什么都能很快找得到。”即便是本地没有的棉纱、化纤等原料，通常也不用他们自己操心，因为新疆、湖南等地各家上游企业大多都在长三角设有办事处，看样订购后打个电话就可直接发货。

　　与这里密布的产业集群不同的是，在山东，魏桥集团则是一个庞大的企业帝国：从棉纱到服装，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分布在5个工业园区，5个自建的热电厂保障它的电力供应，15万员工去年生产了54万吨棉纱、12亿米坯布、1.3亿米牛仔布。

　　魏桥的前身是一个油棉加工厂，1989年棉花销售的困难使他们决定进入纺织业，最初的生产能力仅1.6万纱锭。仅仅用了不到15年时间，魏桥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棉纺企业之一，目前产能600万锭。

　　“这是一个奇迹，但其实我们没有秘诀，”集团一位中层管理者说，“我们的发展就是不断扩大规模，不断引入新设备新技术。”

　　无论是浙江还是山东，一个共同的优势是中国1900万综合素质较高而价格相对低廉的产业工人。目前他们劳动的工资是0.69美元每小时，而在欧美，这个数字是6-7美元。尽管在印度，劳动力的工资是0.57-0.59美元，孟加拉、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甚至更低，但一位曾经在那些地方设过厂的人士告诉记者，文化背景与传统习惯的不相同给工厂带来了很大麻烦，比如孟加拉工人一到斋日就不工作，非洲国家许多工人则是即使给加班费也不愿意加班。

　　“现在每个月能挣一千多块，比原来在蜡烛厂700块好多了，”在齐贤镇印染厂车间里，30岁的女工小王告诉记者，“而且比较自由，想歇一歇也没关系。”而在山东青岛，一位十多年的“老纺织”说，他在90年代初的每月收入约在300元，15年过去了，现在这个行业的平均工资是670元。

　　在杭州近郊新华工业园一家工厂里，莫总经理指着一件全棉的男T恤告诉记者，在宁波港装上船时的价格是27元，而在英国，这种绣着一只仰躺鸟儿的“死鸟”牌T恤售价大约合160多元。如果标上POLO等名气更响的牌子，成本顶多高个十几二十元，但售价则可能高达五六百元。至今为止，中国纺织行业的利润率为3%-5%，服装行业则为5%-8%。

　　此外，纺织机械的大量进口也将巨大的利润留在了海外。在莫总经理的工厂里，只有几台最便宜的缝纫机是国产货，其他全部进口，耗资一百多万。她说自己的工厂属于这个工业园里最小的，越大的厂，进口的设备越多、越高档。

　　一个业界的共识是，在纺织品产业链条中，中国只是赚取了10%左右的加工费，90%以上的利润是掌握在国外品牌商、渠道商和零售商手中。即使是雅戈尔这样的国内服装业龙头企业，国际化路途也并不顺坦，目前外销仍以贴牌为主。“这条路很漫长，与国力、世界分工都密切相关，”雅戈尔集团主管出口业务的副总经理孙云彪说，“我们在有生之年也不一定看得到。”

　　中国纺织业的这一境况似乎可以用比较优势和全球产业分工理论来解释，但是否就真的无法改变？

　　静默与喧哗

　　近期来访的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说，布什政府并不赞成贸易保护主义，但不得不对来自国内纺织行业的压力作出让步。

　　此次纺织品设限，主要推动力量是美国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其成员全部由企业主或工人组成。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让美国对中国袜子设限，美国制袜业协会组织工人向国会议员写信、聘请专业游说人士展开院外活动，委员会成员甚至驱车数百公里赴华盛顿请愿，时间恰恰在总统大选之前。

　　但在中国，故事演绎的版本截然不同，对公众，企业普遍选择了缄默。“不知道政策会怎么变化，我们担心表错态。”一位大型纺织企业的宣传主管如是解释他们的沉默。而在山东，一位纺织行业管理办公室的官员恳求记者不要对他的谈话进行报道。

　　更多的中小企业则如江苏的徐先生所言，“说了也没用，不作徒劳的努力”。纺织工业协会曾在网上征询意见，但反应并不踊跃。

　　而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本应成为行业利益代言人的行业协会还没有具备足够的影响力。青岛服装协会副秘书长郑明梅承认，“行业协会还没有成熟，我们能起的作用有限”。“作用有限”与其没有赢得企业的普遍承认有关。目前的纺织行业协会由过去的纺织工业部变更而来，而进出口商会则直接隶属外经贸部，他们都是全额预算的事业单位，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行业组织。

　　尽管对于这次设限感到愤怒，而且觉得单个企业毫无办法，但江苏出口商徐先生仍不愿意加入任何行业协会，“信息不从他们那来，研发能力也不具备，对政策的影响力我们也感觉不到，为什么要加入？”

　　据悉，一些地方政府已下发文件，要求行业协会褪去官方色彩，改由企业会员构成，但这个过程还是刚刚开始。

　　同样，关于纺织品的国际博弈也仅只是开始。《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规定，如果进口国市场出现可以被证明的“扰乱”，且此种“扰乱”与来自中国的进口有因果关系，则进口国可以采取限制措施，并可重复申请使用。“不仅仅是特保、设限，其他的各种贸易保护措施还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出现。”山东兰雁集团进出口公司经理姬光成说。

　　这是纺织行业的普遍判断。不仅仅是纺织业，鞋业、家具、玩具，种种中国制造业都将面对同样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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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袜厂在贸易问题上分歧严重

　　在一座不起眼的白色大楼里，沃伦·尼科尔斯(Warren　Nichols)经营著世界最大的袜业公司之一。这家名为Renfro　Corp.的公司每天生产100多万双袜子，4，500多名员工分布在从北卡罗来纳到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世界多个地方。今年晚些时候，尼科尔斯还计划将他的制袜业务扩展到中国。

　　但由于布什政府对产自中国的袜子实施了进口限制，Renfro从中国运回美国销售的袜子将达不到原来计划的数量。使尼科尔斯更为恼火的是，带头要求政府对中国产袜子实施进口限制的正是他在美国的亲密同行kkAlabamaFootwearInc.的查尔斯·科尔(Charles　Cole)。

　　尼科尔斯说，你要么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要么成为一位孤立主义者，就看你怎么选择了。他认为布什政府的举动“背叛了我们”。科尔则回应说，“需要有一个平衡装置”来帮助美国人与中国竞争。他说，“我可以将业务转移到洪都拉斯，这样我的饭碗就保住了，但我美国工厂里的76名工人怎么办？”

　　尼科尔斯和科尔的争论可以使人见微知著，看出贸易和全球化是如何波及到美国的一项产业，并使该产业出现分化的。美国好几个产业协会都出现了内部分歧，分歧的一方是那些将生产业务外包出去的跨国公司，另一方则是那些被海外生产商抢走订单的小供应商。

　　美国制袜业的这场内部争斗发生在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管理人士和那些执意要使生产业务留在美国的经理人之间。它还为人们了解反华情绪在华盛顿的兴起提供了一个窗口，这里的一些政客正呼吁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实施贸易限制，并迫使北京允许其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除了对产自中国的袜子实施进口限制外，布什政府近些天来还对从棉纱到内衣的一系列中国产品施加了进口限制。

　　尼科尔斯今年67岁，科尔今年58岁，他们都土生土长在美国南方的纺织业小镇。但这两个同根之人却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尼科尔斯时常穿着做工考究的Brooks　Brothers牌休闲职业装，坐在Renfro一间整洁的办公室里经营这这家公司。他20年前就曾到中国考察过当地的制袜业，还曾在哈佛大学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接受过3个月的脱产培训。

　　Renfro在1921年创办时只是一家小型家庭企业。尼科尔斯于1959年加盟这家公司，从他1990年被任命为公司的首席执行长可以看出，该公司已经脱离了家族控制，不过它至今仍未上市。Renfro的袜子品牌包括Fruit　of　the　Loom和Odor-Eaters等。

　　Renfro的总部位于演员安迪·格里菲思(Andy　Griffith)的家乡芒特艾里(Mount　Airy)，这里现在已经成了该公司全球业务的神经中枢，但该公司的袜子却没有多少是这里生产的。去年，Renfro在其芒特艾里工厂裁减了280人，裁员的部分原因是公司扩大了在墨西哥的生产规模。

　　尼科尔斯称，他对此次裁员“感觉复杂”。“我对美国人民是有感情的，但更重要的是，我要对公司的业务和股东负责，”尼科尔斯说。

　　而科尔则经常穿一件高尔夫球衣，下身是卡其布裤子，脚穿一双网球鞋。在他那间零乱的办公室里厂房内的声音清晰可闻。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镶框招贴画，画面的内容是庆祝他的母校亚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Alabama)1992年夺得了全美橄榄球联赛的冠军。而办公室里陈列的推土机小模型则让人想起他经营一家矿山时的岁月。

　　科尔23年前靠着25万美元创办了Alabama　Footwear，为了贷款他还押上了自己住的那所小房子，这家公司目前仍为科尔全资拥有。与北卡罗来纳州一些较大的制袜公司不同，75家中小型工厂构成了亚拉巴马州制袜业的主体，这些企业相互之间都有协作关系。科尔说，这里的袜厂专门生产白色运动袜，它们的产品以自有品牌在沃尔玛(Wal-Mart　Stores　Inc.)、Target　Corp.和J.C.Penney　Co.等零售商处出售。

　　科尔自己的工厂专门从事编织这道工序，也就是用棉线织成袜子。其他工厂则负责最后几道工序，如袜子的染色、缝合及打包等，接下来产品就可运到零售商那里出售了。如果这些企业中的一家迁移到中国，受损的不仅是该公司的美国员工，这一协作网中的其他公司也将受到损害。

　　有人说那些寻求对进口产品实施限制的公司不能适应这个变化中的世界，科尔对此说法感到愤怒。他指出，Alabama　Footwear在过去5年中花了450多万美元来进行设备的升级改造。其中包括从意大利进口了130台织袜机，不用工人动手，这些机器就能自动将棉线织成袜子。在装备了这些先进设备后，科尔逐渐将他工厂的工人从105人缩减到76人。

　　在美国制袜业协会(Hosiery　Association)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它一直能代表大小制袜企业的利益。即使是上世纪90年代该协会在大型制袜企业的主导下开始接受自由贸易理念时也是如此。当美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1994年决定在10年内逐步取消纺织品配额时，美国的制袜商们并没有表示反对。

　　当2000年有人提出允许让加勒比国家的纺织品免税进入美国时，美国制袜业协会内部开始产生意见分歧。当时已在洪都拉斯设有一家工厂的Renfro希望将袜子包括进上述免税进口的纺织品之列。美国制袜业协会同意了这一要求，并聘请了游说人士来推进这项工作。

　　科尔称，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并未太关注过美国制袜业协会的立场。他担心从加勒比国家进口的袜子可能会损害到Alabama　Footwear一类在海外没有工厂的企业。科尔开始向他在亚拉巴马州的制袜业同行们宣传自己的观点。在美国制袜业协会亚拉巴马分会的一次月度会议上，科尔向同行们解释了美国制袜业协会的自由贸易立场与亚拉巴马制袜业的利益存在何种抵触。

　　他记得自己曾对约50位制袜业同行说，需要改变这种局面。科尔组织了一场向国会议员写信的运动，4，000封来自亚拉巴马州制袜厂工人的信涌向了华盛顿。科尔亲自驾驶自己那辆6座Cessna牌汽车搭载著亚拉巴马制袜业同行开始了华盛顿之旅。

　　在美国制袜业协会的全体会议上争论变得更加激烈，据说亚拉巴马的一些制袜业者开始积极活动，希望迫使长期担任该协会主席的希德·史密斯(Sid　Smith)辞职。2001年夏天，史密斯宣布计划退休，但他表示这与亚拉巴马州业者施加的压力无关。2001年10月史密斯最后一次作为协会主席主持了该协会理事会的会议。会上理事会推翻了协会以前的自由贸易立场，决定不再支持任何贸易立场。制袜业协会内部后来成立了一个由科尔牵头的委员会，专门代那些希望将生产业务根留美国的小企业展开游说。

　　贸易立场上的转变导致协会出现了严重分歧。会前，尼科尔斯曾试图说服其他制袜商他们无法阻止贸易自由化。他说他当时向他们表示：“看看，自由化正在到来。”科尔说：“尼科尔斯就像某些人一样，在我们认为能对全球外包做些事情时，他们选择将头埋在沙子中。”2002年到了Renfro选择是否续签美国制袜业协会的会员资格时，尼科尔斯选择了不续签。

　　美国国会最终在2002年末决定，给予产自加勒比地区的袜子有限的免关税待遇kk这是尼科尔斯的一个胜利。但更大的战斗还在后面。根据美国制袜业协会的数据，随着旧的贸易控制逐渐淡出和中国大幅提高产量，2004年美国制袜商在美国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从2001年的64%下降到31.4%。

　　佩恩堡的经济发展部门称，这种趋势和效率更高的机器导致当地制袜厂的就业人数从3年前的7，000人左右降至了4，400人。

　　2003年，科尔开始游说起草一部新法律，要求所有在美国出售的袜子包装上都需具有明显的原产国标记。每个标记都需有类似“美国制造”或“中国制造”的文字，字体大小同表明袜子规格的字体一样大。Renfro为这项规定给其在世界各地的工厂增加的成本深感恼火。

　　科尔还决定寻找办法直接限制从中国进口袜子。尽管美国曾在2004年底同意取消所有配额，但仍保留在3年内实行年度保护的权利，以免受蜂拥而入的中国进口产品的影响。2003年初，科尔开始会见院外游说人士和政府官员推行这类保护措施。他尤其卖力说服伦纳德(Jim　Leonard)，后者是美国商务部(Commerce　Department)纺织政策的主导官员，政府内部处理保护诉求的负责人。

　　2003年9月，伦纳德访问了佩恩堡，在两天的时间里会见了工厂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在头天的晚宴上，伦纳德阐述了布什政府正在采取的促进贸易的措施。

　　第二天，伦纳德访问了几个工厂。他对工厂主正在安装的新机器和工人努力提高生产率深有感触。他说，他们做的是正确的，他们在尽可能地提高竞争力，因此能够生存下去。伦纳德说，布什政府也听说了企业界对贸易问题的另一面看法。

　　2004年6月，美国制袜业协会中由科尔牵头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限制从中国进口棉制、毛制和人造纤维袜子。几周后，政府同意考虑这一请愿。至多有90天的时间做出最终决策kk最后期限正好在11月2日的总统大选之前。

　　10月22日，布什政府批准了请愿，对从中国进口的袜子进行为期1年的限制。国会随后在11月19日通过了一项贸易法案，其中加进了强制标记的条款。布什后来签字批准，政府现在正准备加以实施。

　　截至5月12日，袜子进口量达到了去年10月设定的上限，这意味着将禁止从中国进口袜子，直到10月份重新审议为止。尼科尔斯减缓了在中国的发展速度。他说：“我们不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前进了，我们降低到了每小时50英里左右。”

　　但尼科尔斯认为，美国阻止进口的做法最终将显示对遏制全球化生产无能为力。他说，除中国外，还有许多地方可以廉价生产商品。事情是不断变化的。你阻止了中国，产品将会来自其他地区。这是愚蠢的做法。

　　即使部分佩恩堡的袜厂也同意必须面向海外。今年2月份，科尔的兄弟、Prewett　Associated　Mills的总裁博比·科尔(Bobby　Cole)宣布，该公司很快就会开始将生产外包到海外。4月份，Prewett开始逐步关闭一家工厂，导致大约50人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