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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吴红缨 重庆报道
城口县农民张承国乘火车又换汽车，颠簸11小时赶到重庆主城，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送了一块刻着“司法为民”的匾。
在与农业银行城口支行的扶贫贷款讼争中，张赢得了二审并获得80万元赔偿。
然而，事情其实并没有结束。终审判决后，因总行方面的关注，农行重庆分行专程派人前往北京。2月里，再审申请被递交，“总行相关领导觉得这个判决很荒唐。”法规处处长张剑称。
5月30日，即张承国送匾言谢的一个月后，记者得到消息，重庆市高院已接受申请，不久将在城口举行听证。
“本案的意义重大，如果这个判决不得到及时纠正，会引发金融秩序的混乱，由此下去，银行将不敢接受任何贷款申请。”张剑说。
贷款纠纷
今年51岁的张承国19岁时担任过城口县岚天乡的乡党委副书记，1980年代里走南闯北，在河南灵宝山做金矿包工头，1999年返乡创业。张身边的朋友评价他，“很讲义气”。
农业银行城口支行是国家级贫困县城口唯一一家商业银行。近年来，支撑城口县财政快迅增长的锰矿业，就跟该行的支持不无关系。
在城口支行眼里，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刁民”：案件一审期间，因其出口相胁，该行特意为相关人员购买了意外伤害险。
导致双方“结怨”的导火索是一笔扶贫贷款资金。
1999年，张承国引进波尔羊项目，并成立岚天乡种植养殖场。张据此顺利从城口农行申请到一笔30万元的扶贫贷款。2000年，张又从外地引进黄竹草(一种牧草)种节苗作为波尔羊的配套项目。
第二年10月，城口县扶贫办批准其为扶贫项目。扶贫办相关文件规定“安排决定专项贷款计划30万元”。此时已近年底，城口气温转寒，黄竹草急需修温室大棚。张承国以其拥有的林地作抵押物，向农行申请扶贫贷款。
在张看来，“银行一直表现得很有诚意，说要支持，要解决，抓紧办，从未说过不贷”，但城口支行2002年1月8日的贷款调查报告和2月上旬的审贷会，却拒绝了张的贷款申请，表示张的抵押物有问题。
等待贷款的时日里，张承国900万节黄竹草在2001年12月25日冻死于一场突降的大雪中。
2002年12月27日，张向重庆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以城口支行“恶意磋商”，构成“缔约过失”为由，要求其赔偿其直接、间接损失共600余万元。
一审在城口开庭。“连开了三天，审判厅满满挤了100多人旁听。”张承国的代理人重庆悦成律师事务所主任柳军回忆说。
由于“缔约过失”在国内尚无司法审判先例，加上相关法律的规定空白，致使本案成为一场法理大辩论。这当中涉及众多陌生的法理概念，比如“缔约过失”、“先合同义务”、“信赖利益”等等。
一审判决认为银行方无过错，驳回了张的诉讼请求。张随后提起上诉。
二审焦点集中在银行是否及时答复。重庆市高院认为，对“及时”不能机械理解：张承国于1999年以同样林权抵押，获得了扶贫贷款，其有理由对获得贷款抱有更大的期待，而城口支行作为专业银行，在明知该项贷款使用的时间性非常紧迫的情形下，应当及时答复贷与不贷。
据此，1月28日，重庆高院作出二审判决，城口支行承担40%的责任80万元，即按法院认定的张实际损失200万元的40%计算。
谁的过失？
面对这样一个终审判决结果，农行方面称这是一场“飞来横祸”。
“这种判决和赔偿标准都很可怕。”4月25日，在城口，城口支行行长罗明清表示。而该行副行长熊思茂则告诉记者，多米诺骨牌效应已是出现：“之后，有两个人明确表示要依据这个判决起诉。”
农行方面还认为，作为“政策性贷款，商业性管理”的扶贫贷款，农业银行有权按商业贷款的程序审核发放与否。而既然按商业流程操作，《贷款通则》第二十三条规定“短期贷款不得超过一个月，中长期贷款不得超过6个月”，城口支行对张申请的贷款答复未超过6个月。
“1个月内和6个月内的答复期限何为及时，何为不及时，只能由银行自主判断。” 城口支行方代理律师、重庆渝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兴金认为，“法院如此判决是侵犯了银行的经营自主权。”
农行方面甚至认为，如果这个判决得不到及时纠正，会引发金融秩序的混乱，由此下去，银行将不敢接受任何贷款申请。张剑也表示，农行甚至有可能因此考虑将城口列为金融高风险区，不向那边投放任何资金。
但柳军的观点不同。他告诉记者，根据《合同法》、《贷款通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城口支行未能履行及时通知的“先合同义务”，理应承担责任，因而重庆高院对法律的理解是准确的。
80万的赔偿，张承国实际得到40万，另40万因其1999年那笔贷款未归还，尚处于诉讼中，被法院暂扣。目前闲居于县城的他虽然 “喜悦”地接受了“精神胜利”，但心中仍有不平，他反问：“为什么农行可以将扶贫贷款大额投给电力公司、锰矿开采企业，而自己这笔小额贷款却如此艰难？”
这个案件某种程度反映了扶贫贷款的现实。记者从该县扶贫办得到的一组数据显示：城口县是多年的国家级贫困县，2004年全年，城口县农民平均纯收入仅1839元。2004年城口的扶贫款额度为3000万元，项目申请成功率不到50%。
重庆市扶贫办公室项目处处长张正刚分析认为，一方面目前扶贫贷款申请难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农行也有他们的苦衷——扶贫办很难发表观点。
城口县扶贫办副主任方明国说：“扶贫贷款的本金全部由农行提供，政府只是贴息，农行有权决定扶贫贷款的贷与不贷，扶贫办无权干涉。”他还说，扶贫办能做的工作，就是跟农行积极协调，协调好一些，成功率就高一些，反之，就低一些，“全国都是这种情况”。
与此同时，扶贫办也对农行的做法表示理解。“银行不是慈善机构，它也是企业，必须考虑资金安全，他们更愿意将资金投向大户，是出于对日后监管及回收的考虑，越是小额贷款，意味着银行付出更大成本，承担更大的风险。”
“扶贫贷款的公益性质，与商业银行商业利益之间，永远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张正刚对此案的理性总结。
小额信贷扶贫的体制出路
农行的苦恼缘于具体的扶贫贷款还款现实。
扶贫贷款于1998年从农发行划转农行管理。从1998-2000年，扶贫贷款主要面向“千家万户”，由于量大、面宽，农户还贷意识薄弱，管理和收回的难度极大，使得农行形成大量呆帐。
2001起，扶贫贷款思路向“大扶贫”转变，即只要能间接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及基础建设，促进当地劳动人口就业的项目，都可享受扶贫贷款政策。其后，随着农行将县域基层网点撤并后，扶贫贷款完全停止对农村个体的小额放发，主要面对优质企业和农村大户。
这种转变产生了新的予盾，一些极需扶贫的项目或个体，难以申请到贷款，而享受扶贫贷款的，大部分为实力较为雄厚的企业或个人。
据张正刚介绍，重庆扶贫贷款政府贴息一年为6亿元左右，但扶贫贷款的发放并不均衡。他举例说，去年重庆有3个县，因无农行认可的项目，未贷出一分钱。“对此，我们也没有办法。”张说。
为解决这个矛盾，在农村乡、镇设有营业网点的信用社被纳入视野。
在去年5月，国家确定在重庆巫山、石柱、武隆等3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开展小额信贷扶贫到户试点，即信用社通过调查，将本地农户的信用划分为一到四级，根据信用等级而不是抵押担保发放贷款。
为保证资金用于指定项目，信用社采取了一些折衷的办法。如武隆县，信用社直接委托当地畜牧局购买种猪，然后交农户饲养。
“效果非常好，今年还要扩大试点范围。”张正刚称。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试点的3个县共有1.2万余户贫农户家享受到了3700万元的扶贫贷款。
此外，针对扶贫贷款中的一些难题，重庆准备学习江苏、安徽等地的模式，设“担保基金”。“担保基金”来源于财政扶贫资金，专款存入农行，农行按以1：3的比例提供本金，根据扶贫办确立的项目放发贷款。如果该笔扶贫贷款的回收率达到90%以上，由农行自行承担这部分损失，如回收率在50%-90%之间，农行可用担保基金弥补其50%的损失。相应地，农行对当事人的担保条件降低标准。
“‘担保基金’既降低了银行的部分的风险，也可以使扶贫贷款落实到一些农行不愿贷的项目上。”张正刚说。
这个操作模式，无疑也可解决张承国曾经面临的困境。
而沛丰中国(一个在中国扶持和推广小额信贷的国际非营利组织)的顾问勾长文则以为，真正关键点在于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的“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他表示，“国家对农行的扶贫款贴息在一些地方成了糊涂帐……出路在于国家能够把贴息款重新定位和使用，如‘谁能够扶持贫困户就给谁贴息’。”
无论怎样，张承国已经不关心小额信贷政策在未来的可能变化了。他决定了，“一个月后就离开城口，再去山西‘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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