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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旭东 河北报道
6月4日下午，王淑荣一见到记者就叹了口气，“又是你们，真是有点疲了。”
王淑荣是河北省香河县五百户镇香城屯村人。她的出名，是因为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寄了一封信，直接促进了一部省级地方性法规的日前修订。“河北农妇上书全国人大”的报道
由此在各大媒体传载。
王并不介意“农妇”这个称谓，但她更喜欢自称“公民”，“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所有的人都叫公民，只要一出生就是小公民。”而对“上书”，她的准确叫法是“对……审查的建议”，“是《立法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一封信和一部法规的改变
传奇的最起初很普通。
2001年的一天，香城屯村的三户人家因养牛申请了三亩临时用地，镇上审批后收取了2500元／亩的费用，“依据说是《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后简称《条例》)第二十五条——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及未利用地从事养殖业，不建筑永久性建筑物的，应当按照临时用地办理审批手续。”
当时，王淑荣已经是村委会主任。她了解到，该《条例》与上位法《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有冲突。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第五十七条，只有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用地的要审批，搞养殖不属此范围。
初步电话问询之后，王就给省物价局物价举报中心写信。一段时间之后，总共16180元的钱款转了回来，其中包括用地审批多收的费用和计划生育批二胎多收的费用。
“事情是解决了，但我后来一直琢磨，别的镇或者村上很有可能还会遇到类似这种事。能不能找个什么办法杜绝掉。”由于在业余时间阅读了相当数量的法律资料，再加上受到一篇关于《立法法》报道的启发，王开始给国务院写信。
王告诉记者，她一开始是想在《河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后简称《办法》)上做文章。“《办法》的上位法是《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所以给国务院写信。”王还表示，在“研究”了一段时间后，她对一些程序性的东西已是有了相当的了解。
2002年8月10日写的信，次年的1月21日收到回函。但欣喜之余，王淑荣发现自己的疑惑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答。
于是，2003年5月1日，王淑荣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去了封信，是“对《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和《河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的审查建议”，信里还附上了国务院法制办复函和一份养殖用地收费凭证的复印件。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徐胜洪主任向新华社记者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到王淑荣的信后，经法律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和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共同研究，认为《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不包括养殖业，与《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确实有冲突。
200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致函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建议省对有关规定进行修改。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周明表示，河北省政府法制办会同省国土资源厅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王淑荣的意见正确，提出了议案。而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接到议案后，专门召开省市两级座谈会征求修改意见。
2005年5月27日，河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修正案》获得通过。对此，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周明也是感慨万千。
5月29日，新华社最先报道了此事，“一位普通农民同志的一封信，直接导致了一部法律的修订。在河北省是第一次，在全国肯定也少见”。其后，《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以及众多海内外媒体也纷纷跟进。
学法用法的坚定路径
王淑荣出名了。
采访中，临村的石辛庄村委会主任石印生到王淑荣家，第一句话就是，“《人民日报》上关于你的那个报道，看到了没有？！”
除了村委会必订的那些报纸外，王淑荣还自费订阅了《法制日报》和《河北农民报》，“好多年了，一直坚持订。”“特别是《法制日报》，帮过我好多忙了。”
在王淑荣的书柜里，保存着2002年7月15日的《法制日报》。第5版的《周一特刊》做的是个专题：《立法违法 告它去——写在＜立法法＞实施两周年之际》。上面有四篇文章，王在很多地方用钢笔下划了线。
抽出报纸，她指着《如何发挥现行机制的作用》一给记者念了几段，“公民可以直接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综合处……对于要请国务院裁决的，可以将材料交给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
王告诉记者，她是2002年7月16日看到这期报纸的，2002年8月初就写了信给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
王淑荣的儿子在一旁自豪地说，“她对法律很痴迷的，一般的律师根本说不赢她。”王淑荣谦虚地说，“人家是系统地学，我是用哪学哪，活学活用，重点学和咱们农民有关的法。”
记者发现，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王淑荣满当当的书柜里，除了一些医学的书，其它的基本上是法律书。关于自己和法律的渊源，王淑荣告诉记者，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父亲帮人家打过官司。但真正开始学习法律是1975年起，“在第7生产队的机器磨房当会计，旁边公社拖拉机站有很多报纸，每天去看，学到了很多东西。第二年国家第二部宪法出来了，我是出来(一部法律)就想一下。”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为了对国家的三农问题立法有一个吃透了解，从国务院1991年12月7日发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开始，王淑荣家三间房子的外墙上至今先后贴过七个法律文件的节选。
王淑荣表示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发现法律能保护自己。“但我也讲策略。先说理争取说服别人，不行了才找舆论、打官司。”
对于这个过程中听到的风言风语和冷嘲热讽，王也自有一套理解，“有人认为法不如权大。但我觉得，既然法律规定了，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去依法争取，不争怎么成呢？”
2000年村民直选，广受村民信任的王淑荣当选为村委会主任。赶在2001年6月18日之前，她又把官司打到法院，“1999年6月18日撤的诉，过两年就过诉讼时效了啊。”法院不受理，王淑荣说你受不受理得按程序给我发个“驳回起诉裁定”。但法院没有回应。
王不肯放弃。她研究了《行政诉讼法》，对“重大”案件，“中院可以一审管辖，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但‘重大案件’不应当只是以标的金额算，我们的案例标的小但涉及面大，涉及到全中国所有农民，难道不是重大案件么？”
后来她果然去到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还是因过了两年诉讼时效半天而不得。
王还对上访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该法院解决的法院解决，该(行政)复议的复议。新出来的《信访条例》也是这个意思。复议多好，都不用花钱。”
“一个理想主义者”
村官不好当。
从2000年直选上村委会主任，2003年连任，到如今已是五年。王淑荣说很多事情都难处理，比如：村委会和党支部的协调，与镇政府的关系，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停收后村务费用等问题。
尤其是土地问题。石辛庄村的石印生也是2003年直选上来的，他也同意王的说法，“土地承包关系30年不变了，但是小调整怎么进行？”
还有很多事不顺利，比如农网改造的事：22920元的变压器款，她认为按中央政策不应该由村民负担，她去电力局、物价局等部门论理，最后钱要了回来，但自己却成了“刺头”，以后的工作关系就是不好处理了。有农户事后还抱怨她因小失大，导致村里面的农田水电一直拉不上。
尽管非议不少，但她只要自己“问心无愧”，说着又拿出书柜里的一张报纸——《法制日报》2002年10月11日第7版周末专刊文章——《英雄从来不回头》，鲍尔吉·原野写的。她激情盎然地念了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段，“英雄不会让自己的心结痂，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淌血便淌血，他向世人展示的永远是那颗柔软温热的心。”
“我不是英雄，但我要向英雄学习。” 王淑荣说。她的哥哥和嫂嫂都是退休干部，一直是她坚定的理解者和支持者，两位老人刚刚从内蒙古过来看她，对这个妹妹，哥哥对记者说了七个字，“一个理想主义者”。
记者还了解到，王原来发过誓“这辈子不当官，只想当人大代表”。问她为什么，她笑说：“人大代表管官啊，能监督官。”
但无论如何，“理想主义者”王淑荣，或者说村官王淑荣自称还是有很多“大事”要做，比如，村里农业开发的事情——打井、办电、安管、种树、修路等。她最后告诉记者，等办妥了，就不当这个村委会主任了，要研究些问题，“写个回忆录，或者自传”，说着用手捋了捋满头白发。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这么一个案例：1998年中共中央出台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规定乡村统筹不能超过上年的标准。她拿着这个去镇上，硬是为镇上共3万7千个农民要回了每人被多收的10块钱。
王的儿子告诉记者，还有一件事很说明王的性格：
1996年，有人在村里办养牛厂，后来县里征了地但一部分土地款迟迟没有兑付。追讨无果，村里就把县土地局告到了法院。开庭那天，镇上把村里的代表叫了回去，“怎么能告政府？”很多人以为，这件事就此悄无声息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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