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显山露水

　　（一）拍卖 重庆钟表厂拍卖一分钟的谢幕

　　信报记者 胡斯然 林华强 廖青兰 报道

　　拍卖全程一分钟

　　虽然先前舆论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在重庆钟表厂的拍卖现场，并没有足够的气氛来衬托这个曾经享誉全国的老牌国有企业应有的份量。

　　哪怕它的标的达到1.3亿元，是重庆市规定涉讼经营性国有产权必须进场交易以来，最大的一宗国有破产财产处置；哪怕它有显赫的身世，曾以“山城牌手表”的金字招牌，成为重庆近代轻工业的标志产品；哪怕它尚有庞大的家底，约149亩土地及6.7万多平方米厂房等坐落在重庆主城的黄金地带，但在拍卖现场，记者和工作人员显然远远超过了拍卖参与者。

　　5月31日11点，联交所。非常平静。一次竞价。一槌定音。全场只有9号牌的周姓男子举手应价。在毫无竞争的情况下，他以1.3亿元起拍价，1分钟内买走其拍卖资产。

　　情况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在5月30日出现的两位竞争者没有举牌！

　　根据联交所的负责人介绍，此次拍卖，对竞买人的门槛设置得非常高：需缴纳6000万元保证金，创下重庆拍卖业的最高纪录。尽管如此，5月30日上午9点，仍然有3位交了6000万元保证金的买家进场。

　　没有人知道竞争者的真实情况，他们在拍卖结束后，就率先离去。而9号牌的周姓男子经过签字画押后，也没有理会在现场的任何记者，匆匆离开。

　　全过程不超过5分钟。

　　买家是谁？钟表厂的资产又将如何处置？

　　资产处置仍是谜

　　几经周折，记者从联交所处得知，这位不愿透露任何信息的买家是重庆渝富资产公司代表。这是一家国有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18日，一直从事我市不良资产处置，并具备土地储备功能。

　　随后记者从渝富办公室秦主任处得到证实。不过，他没有透露所购资产的用途。

　　据市联交所人士介绍，5月31日进行的拍卖，涉及重庆钟表工业公司破产财产的无形资产、土地和房产。其中，包括近10万平方米土地(约149亩)，以及6.7万平方米厂房、仓库和办公楼、库存钟表(估价47.1万元)及400台机器设备等，资产评估总价为1.25亿元左右。

　　“显然，此次拿下近10万平方米土地，是渝富的意图所在。”业内一人士揣测着说：“虽然目前该地块属于工业仓储教育性质的划拨地，但由于毗邻石桥铺，周边社区和配套都比较成熟，改变性质后，将是很好的商业和住宅开发用地。”

　　记者调查获知，重庆钟表公司附近的商业用地，一般价格在100万元/亩左右。“149亩地当值1.49亿元，仅此一项就超过拍卖底价。”

　　渝富资产管理公司有关人士在非正常场合也透露，拍得的土地将作为储备进行整治，至于机器设备、存货、无形资产，会在近期进行研究处置。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确认。

　　6月3日，记者以购买者身份询问渝富公司钟表厂资产相关处置情况。一位自称姓周的负责钟表厂项目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钟表厂的资产处置方式暂未确定，等开了相关工作会议后再定。到时候你可以打电话来询问。”

　　而对于更多有关钟表厂资产处理情况的细节，他表示不便透露。

　　“没落贵族”早蒙尘

　　被成功拍卖的消息迅速传到重庆钟表厂，石桥铺兰花村1号。

　　破旧的大门，“重庆钟表工业公司”几个字依稀可辨，大部分厂房都挂上了一些与钟表毫不相干的招牌。

　　6月3日，记者到达现场，看到厂房大都已经分别租赁承包给私营业主，生产摩配、塑胶等等。据长住钟表厂家属区的职工家属介绍，由于钟表厂早已停厂。为了增加收入和不让厂房闲置，多数厂房都租给了一些个体经营者，仅获得微薄的租金。

　　记者沿钟表厂的两个厂区而行，厂区里非常安静，曾经最繁忙的办公楼大门前的玻璃早已残缺，内部更是破败不堪。记者来到二楼会议室，透过玻璃门看见桌子、椅子杂乱堆放着，上面铺满了厚厚的灰尘，显然是很久都没有人来过。办公楼的境况在钟表厂算最好的，其它厂房的境遇就更加惨淡。几个曾经在钟表厂的发展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厂房如今也是被野草围住。一名在钟表厂某厂门门口生产零件的小工告诉记者，他已经在此工作一年多。“但不是钟表厂的人。”

　　而在此时，虽然拍卖的事情尘埃落定，但在以重庆钟表工业公司为中心的住宅小区内，人们仍不由自主地聚集在一起议论此事。

　　曾经辉煌化成灰

　　80岁的刘建成老人在获得这个消息时，更是悲伤。他似乎放心不下一些事情，带着记者在钟表厂的几处老厂房里绕着圈。

　　“我于1952年3月3日从区政府到钟表厂报到，8月份进厂。”据老人介绍，那时候他去的地方是钟表厂的前身，但并不生产钟表。“当时厂里是以生产乐器为主，直到1955年，厂里才做出第一块钟表。”

　　钟表厂从此开始了它的辉煌。特别到上世纪80年代，辉煌一时。当时，山城手表的年产量曾达到近200万只，重庆钟表工业公司发展成为资产上亿元、下属10多家企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山城”牌手表、“金山城”手表及“舵牌”三个耀眼商标，曾经与上海牌、海鸥牌手表齐名，纵横国内。

　　即将惜别与钟表厂共渡的第53个年头，刘建成老人一遍遍细数着早已出租给别人的厂房，不止一次地表示不舍。但他明白，“厂里差了国家的债，卖了厂还债也是对国家有个交待。”

　　几十年过去了，钟表厂经历了大起大落，最终也走到了它“宿命”的终点。

　　情感依恋犹难舍

　　对于见证了光耀与荣誉的“钟表人”来说，一些情感上的依恋远大于了对拍卖场上价格的追求。

　　卓振友老人亦是钟表厂在创始之初的“老领导”。他17岁便进入钟表厂前身珊瑚坝飞机码头做工，钟表厂是他一生共处最长时间的老友。

　　“当时周亚厂长借了三万块钱在珊瑚坝飞机码头买了厂房，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的做起来，直到后来做到1987年的时全厂职工7000人，‘内八厂、外八厂’的庞大规模。”忆起往日的辉煌，卓振友提高音调，引来了几个路过的年轻“钟表人”。

　　“五十多年过去了，曾经为钟表厂辛勤劳动过的同志有的已经告别人间，健在者大多数已到暮年。”这是记录钟表厂创始人周亚人生方志里的一句话。卓所提到的飞机码头厂房和周亚厂长，对于钟表厂来说都是历史中无法抹掉的一轮。

　　1952年六月10日“全厂员工”的一张合影显示，当时整个厂里不过46人，《秉森韵志》(记录周亚生平事迹的一本方志)中周亚本人也无法想到今天的钟表厂会关系到数千人的命运。

　　在以后的五十年中，钟表厂渐入辉煌，直到最光辉的1980代末，有了在江北、沙平坝、渝北、杨家坪等地大建分厂的“盛世局面”。

　　“1987年，钟表厂在现在的厂区建有八个工厂，在外面同时建有八个工厂。”卓振友老人为记者描述“内八厂、外八厂”的来由。

　　“那个时候厂里买了12部大客车，专门接送厂的里职工上下班，人们只要知道你是钟表厂的职工，都会敬你三分。大家都把手上戴一块山城牌手表当着一种荣耀。”

　　而今天，即使在这批老钟表人的家中，也很难找到一块“山城牌”手表。刘建成老人认为这是在1980年末的时候，工厂生产的质量跟不上形势，电子表和进口表大量涌入造成的。“市场开放后，大家都去用价钱便宜功能多的电子表，工厂里的表一下子就滞销了。”

　　“钟表厂由辉煌到没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市场变化了，人们对手表的需求量减少；企业包袱过重，无法抽出足够资金投入新产品研发，产品结构单一等。另外，还有管理、人才等等因素。真是一言难尽啊。”一位熟悉钟表厂的人士对记者说。

　　据卓振友回忆，到1998年时，当时厂里的职工就从7000人减到了4000人。“厂里职工的工资都在200元左右。”他认为从这个时代开始，钟表的荣耀已经不存在了。

　　“重庆钟表公司破产财产处置历时3年。”老人不堪回忆这段迅速走向衰败的历史，“2002年2月17日，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宣布重庆钟表工业公司破产。2003年，该企业曾进行过一次拍卖。当时处置的包括1200台套闲置机器设备，以600万元成交。”

　　在以后的几年里，日子都是在一些传言里度过的，除了偶尔和朋友一起回忆起昔日的辉煌外，卓振友和刘建成这批钟表厂的创始人开始担心诸如住房公积金等问题。尤其是在2001年负责钟表厂破厂的清算工作组进入厂里以后，刘建成更是只要“有机会”，就适当地寻问清算工作组相关情况。

　　清算组不会退场

　　几经波折，在钟表厂的一处老式办公楼内，记者见到了这位“常驻钟表厂”的工作组的一员——廖善颜，他是从江津造纸厂抽调过来的。他表示，工作组虽然成员多达14人，但常驻钟表厂处理日常工作的一共有三个人，他是其中之一。

　　据悉，清算组的具体职责主要是：全面接管企业，负责破产企业的财产、账册、文书、资料和印章；依法对破产企业的财产进行清理；提交财产变现和分配方案等。

　　虽然钟表厂已经成功拍卖，但工作组的工作在短期内不会完成。据了解，工作组由市一中院组织，其成员包括经委等相关部门的代表。工作组自2001年10月30日进场以来，“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现在，更是到了关键时刻。

　　6月6日上午10点30分，有人通知原钟表厂的部分职工因为住房公积金等问题又在和轻纺集团交涉，他不得不又一次面对“压力”。

　　对于钟表厂卖给渝富公司后的具体走向，廖不置可否。对于钟表厂的资产管理，廖表示在拍卖之前，应由工作组管理，拍卖以后，就应由渝富公司管理。“由于拍卖离现在仅有几天时间，资产仍没有移交。”他表示移交给渝富公司后，工作组仍不会退场。

　　（二）诠释 渝富公司介入政策性破产企业

　　“重庆模式”浮出水面

　　信报记者 胡斯然 报道

　　两个背景:2008年大限， 拿捏平衡度

　　如今，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只要重庆有丁点风吹草动，就会受到全国范围内方方面面的人士关注。

　　重庆因为近两年做出的斐然成绩，被冠之“重庆模式”而闻名。

　　5月11日，在重庆召开的一个为期三天的国有企业改制与产权转让工作会议，为国企改革指明的两大方向。这两大方向是：2008年之后，国有企业将不再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而政策性破产最终将由国家财政来“埋单”，这是国家支持国企改革的优惠政策。另外，当前的改制和产权转让必须把规范放在突出位置，需要拿捏好推进改制速度与保持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度。

　　这让进行正酣的全国改革推动者在重庆找到了新的改革模式。

　　“我们关注重庆钟表厂，并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希望能够从中窥得全国闻名的‘重庆模式’一些操作手法。”6月6日，陕西国资委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更希望了解的是，根据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钟表厂在拍卖前，截止2001年10月30日，该公司评估资产总额仅为9586千万元，但负债总额达到4.61亿元，资产负债率为481.12%。这样的企业在拍卖之后，先前的负债将如何处置？

　　而对债务的处理手法，正是“重庆模式”的成败关键，也是其社会关注所在。

　　一个经典案例：概括“重庆模式”

　　去年11月底，重庆市首批117户市级国有企业共80.1亿元的中国工商银行债务已实现买断，第二批70多亿元区县企业不良债务正在处置之中。

　　该案例的核心是，市政府联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打折的方式对该市债转股和债务剥离后的不良资产进行处置。

　　它的关键点是，市政府得到国务院特批以20%左右的回购率，对重庆市国有企业在工行157亿元的债务本息进行了打折回购。

　　它的一大亮点是，市国资委以自己属下一家注册资本为10亿元的资产管理公司为操作平台，用国家开发银行的17亿元贷款，从工行手中回购了重庆市117家企业的80.1亿元的工行债务，让这些企业的土地、房产、设备得以解押。

　　通过以上操作，重庆国资委提供的数据显示，665户企业在工商银行150亿元的不良债务处置完成，使得这些企业整体的资产负债率下降了10%，而重庆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也从去年的26%下降至13%。

　　在上述操作中，处于核心的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就是重庆钟表厂的接手方：渝富公司。

　　虽然目前对钟表厂的资产处置方法，以及债务的清偿方式尚不能从权威部门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就是上述故事的继续。

　　“不仅是钟表厂要这么做。重庆市市级国有企业目前的国资存量约有2500亿元左右，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它目前的不良资产在15%左右，估计总量应该在375元亿左右。这些债务的处置，应该都遵循这条思路，才能保证改制速度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重庆某管理公司的总经理黄景文博士分析说。

　　两条阳光轨道：联交所与渝富公司

　　渝富公司因为在毫无竞争的情况下拍得重庆钟表厂的整体财产，再次受到外界的关注。

　　“它作为重庆模式的操作核心，实质性介入破产企业的拍卖，不是没有理由的。”黄博士分析说，“并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渝富公司并没有事先做好资产处置的完全准备，政府赋予它的，应该是另外一个使命。”

　　“这就是作为破产企业转让的一个轨道而存在。”黄非常肯定地说。

　　这种说法和渝富公司总经理陶俊不谋而合。“渝富就是一个专门为重庆国有企业减轻债务负担、筹集改制成本，以及为企业下一步发展做投资和融资服务的平台。”

　　2004年3月18日，该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余亿元。定位是对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的不良资产进行重组；推动各种企业资产重组，如打包烂尾楼、重组破产企业资产，使国资不流失；帮助企业实现转制；实施战略性的收购投资。

　　这家公司的运作方式是：首先由重庆市政府划拨一块土地给渝富，再由渝富以这块地作为抵押品，向重庆市商业银行贷款12.5亿元，渝富公司用这笔贷款直接购买重庆市商业银行账面价值12.5亿元的不良资产，然后再进行资产处理。

　　这正是“重庆模式”中最具创新与核心意义的部分。在运行一年来，已经帮665户重庆市属国有企业处置掉了150亿元的不良债务，与其他80多亿元的各种其他不良债务。渝富将这些不良债务做分类整合打包后，通过更专业有力的谈判分别以很低的打折价购回这些资产包，然后渝富成为这些债务的债权人。

　　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渝富公司既是轨道，也是平台。

　　与此同时，另外一条轨道也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就是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不是巧合，它的成立时间和渝富公司仅差一天。

　　2004年3月19日，交易所正式挂牌。 它为国有独资的股份制企业法人，由13家单位(以市国资委、科委、经委系统的企业为主体)作为发起人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是为全社会所有产权包括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交易服务的综合性交易平台，为国有产权有序流转、非国有产权合理流动和各种科技类的无形资产、有形资产、知识产权的交易等提供一个产权交易的大超市。

　　按照相关规定，此后的国资产权交易，必须进入交易市场，否则将会被视为“违法”。

　　果然，通过这条国资交易的“阳光轨道”，在成立当年的9个月里，实现交易项目338宗、交易额12.2亿元人民币，其中竞价转让的项目成交值比评估值净增了17%。随着下一步交易范围的拓展，重庆联交所有望在两年内实现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产权交易市场。

　　而渝富公司处理这些不良资产的途径即是将其交给重庆市联合交易所。

　　只不过在钟表厂的处理中，处理方法恰好相反。

　　但从一条轨道转到另一条轨道——本质并没有改变。

　  两种操作：组建投资集团,加速企业破产

　　重庆市市级国有企业目前的国资存量约有2500亿元左右，而中央所属大企业在重庆还有1000亿元左右的国资存量。这样算来重庆需要改革的国资就达到3000亿元以上。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量。　

　　黄奇帆把重庆的国资重组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了促进资源更加合理配置的优化型重组。既包含各企业集团间的资产重组，也包含企业集团下属子公司间的重组。

　　第二类是为了企业实现产权多元化的转制型重组。第三类是为了促进上市公司做大做强的发展型重组。

　　按照这种思路，重庆国资委着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对重庆的企业进行了大规模重组，其目标是在重庆建立10个100亿元企业集团。

　　从2002年开始到今年的10月，重庆市相继重组了城市建设、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水务、地产、电力投资、水利投资、外贸集团、商贸集团、煤炭等十大国有建设性投资企业集团。其中，前八大集团的资产总额现在已经高约1000亿元，融资总额超过457亿元，投资总额390多亿元。

　　重庆市政府的官员曾公开说，这些投融资集团，实际上就是担当了政府融资平台的角色。

　　另一方面，有了这些强大的融资平台，就可以比较从容地推动各个企业间的破产和重组。根据来自国资委提供的资料，自1997年以来，我市共有126户企业纳入计划实施破产，资产总额70亿元。目前已经有117户进入破产司法程序。重庆无线电厂、重庆轮胎厂等81户企业完成破产终结。

　　但不管如何，在这一切的操作背后，必须有政府和企业的信用作支撑，才能顺利进行。

　　在重庆市企业投融资改革和资产重组经验交流会上，重庆市政府有关官员强调：“政府和企业都要不断增强自身的信用。”

　　该位市领导认为，企业借了银行的钱如果不还本付息，上市后又总是亏损，不仅资本市场无法融资，商业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你，你就是有好项目，也融不到资。

　　他说：“讲信用重庆，社会和政府的信用最终要落实到融资信用上，体现在金融资产的质量上，表现为这个地区金融不良资产率的下降。如果重庆不良资产率往下降5个百分点，我相信银行给我们的待遇是增加几百亿的贷款。这几年，重庆市之所以能够有比较大的融资规模，之所以得到商业银行的巨大支持，和重庆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双下降有关。而重庆之所以实现双下降，又和我们推动信用重庆、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努力用市场方法处置不良资产的措施有关。”

　　(三) 质疑 海派经济学家：重庆模式有四大缺陷

　　信报记者 李星辰 报道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进入关键的阶段，而重庆的并购和打包回购模式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面对这一国企改革的最前沿模式，有经济学家指出，重庆的国企改革模式存在漏洞，但是理论上完全可以修正，现在的改革现状不理想主要是执政能力有待提高。

　　风靡全国

　　重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老大难问题，但是从今年5月起，重庆国企改革模式大有如日中天之势。

　　2003年9月，国资委挂牌时，重庆市原来重庆市属国有企业集团约30多个，以前有1000亿元资产，但由于有负资产，净资产只有十几个亿。当时的相关负责人曾经对外宣称，重庆国有企业困难重重，其中主要表现在国有经济总量不大、布局太散、结构不尽合理；国有企业规模不大、管理链条太长、空壳公司太多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改善；企业资本结构、组织结构和社会负担结构不尽合理。

　　2 004年7月23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会议上，重庆市负责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领导披露：通过“渝富”——国资委旗下的一家公司，重庆市政府用30亿元打包打折整体回购工商银行150亿元的不良贷款。至于具体操作细节无从得知。渝富公司在没有花政府一分钱的情况下，通过合法程序打包缩水，核销掉工行150亿元，其中市级80亿元，区县70亿元。

　　2004年底，重庆市属国有资产总量达到3600亿元，按照“重点发展产业、优势产品和产业链的延伸，推动资产、资金、资本向优势企业、优秀产品、优势产业集中”的规划，重庆市国资委力争用3年时间发展形成8—10户资产规模上100亿的重点企业集团，培育4—5户销售收入上50亿元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集团。

　　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有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大背景下，重庆却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让国有资产增加了2000多亿元，强烈的反差导致国企改革的重庆模式风靡全国。

　　四大缺陷待修正

　　然而经济学界对此的看法也并不一致，在一片叫好声中，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6月5日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程教授告诉记者，无疑，重庆的国企改革在全国走在了前列，而且卓有成效。但是目前重庆国有企业改革模式仍然存在着四大缺陷：一是，国有企业之间的并购，原则上是可行的，政府当然也可以促进，但拉郎配的现象也可能造成国有企业的大量内耗，特别是表现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后，新的经营领导班子的产生仍然是通过行政命令来任命，这很难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的传统局限；

　　二是，在并购重组的过程中，政府相关的职能部门并没有实现民主决策，政府要做到科学决策，首先要民主决策，但是目前缺乏民主决策的基本条件，也缺乏透明性；

　　三是缺乏对国有企业重组并购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研究，特别是缺乏远离这些国有企业经营发展的权威专家的可行性研究；

　　四是，没有真正建立对这些已经并购重组企业的考核约束机制，重组后仍然沿用以前的考核约束机制，这导致国有企业没有完成市场化。

　　理论发育已成熟

　　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并不比民营企业差，海派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关键是目前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但是在实际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却没有能够有效的利用，还在于改革的过程缺乏科学性，这需要有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提高执政能力。

　　理论上讲，国企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与其它企业拥有相同的、完整的、独立的法人权，它与国家是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关系。企业应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国家应为企业提供健全的法制环境、良好的社会经济宏观环境和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在这个角度上，政府只对国企体现其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而不体现其经济所有职能；国企只是普通的营利组织，与私企、外企没有区别。作为企业，其存在的价值是创造利润，而不是体现国家意志，因而国企在体现国家意志时，必须要与企业追求的最高目标相一致，否则就必然要损害企业利益，破坏企业功能，从而最终造成国家意志无法体现。

　　程恩富分析称，目前民营企业看上去比国有企业灵活，经营得比国有企业好，这并不是说国有企业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由于传统的企业用人机制和管理机制导致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在内耗中被削弱。在他看来，重庆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有多个方面需要完善。

　　首先，在并购之前，最好先做可行性和不可行性研究，这种研究可以委托和这些改革中的国有企业没有任何利害冲突的专家来完成，在并购前，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没有科学的研究前就不能随意拉郎配；

　　其次，在并购之后，由谁来经营这些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应该不只是由国资委来决定；最好是有有关各方，国资委的人选在招聘委员会的成员中应该最多不超过半数，该委员会还应该包括银行、审计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一个招聘委员会来对社会公开招聘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

　　另外，国有企业的目前国有考核衡量机制要随着企业的改革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