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任温州高官下海又跳槽 融入民企定位最重要

　　本报记者 丁小莺 发自温州

　　虽然钟普明、吴敏一两位是作为经营管理人才被引进企业，但他们之前从政的经历，决定了企业无法像对待普通经理人那样对待他们

　　“我跟他们之间，就好像谈了一场恋爱。”5月27日晚上，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说 。“他们”指的是吴敏一和钟普明。

　　吴敏一，温州市前副市长，2003年辞官下海轰动全国。红蜻蜓是吴敏一下海的第一站。他于2003年5月18日担任红蜻蜓新筹建的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于2003年8月上旬离开，停留不到3个月。

　　钟普明，温州市经委前副主任，2001年下海，第一站也是红蜻蜓，当时亦曾震动温州政、商两界。钟普明于2001年10月正式担任红蜻蜓集团总裁，于2004年底离开，在红蜻蜓任职3年有余。

　　在或长或短的合作中，一位温州老板、两位下海官员都经历了挑战与尝试。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是他们必然面对的，例如角色调整、互相的沟通和相处；官员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是否适合企业的需要；以及对他们如何“定价”等等。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经历了尝试；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合作先后走到了终点。

    钟普明的上任离任

　　钟普明的故事开始得早一些。他曾担任温州市经委副主任，因为工作关系，与钱金波并不陌生。在正式加盟之前，钟普明对红蜻蜓就了解甚多，并相当欣赏它的老板。

　　2001年10月，钟普明正式下海担任红蜻蜓总裁，“钱金波让贤”在温州曾轰动一时。企业聘请下海官员，钱金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之所以广受关注，是因为任命的是“总裁”职位。当时此轰动事件的第一主角是钱金波，被视为温州民营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一个突破性的尝试。

　　“到现在，钟普明也是温州企业授权最多的经理人。”马津龙说，“作为老板之下的第二把手，钟普明的权力比其他企业的第二把手高得多。”

　　对于聘请总裁，钱金波当年接受采访时表示：“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凭我个人的能力已经不够，必须引进职业经理人。”钟普明任总裁后，负责企业方方面面的工作，而钱金波“得以从具体事务中脱身，更多进行企业战略的思考。”一些员工对钱金波的称呼，就是从2001年开始改变，由“钱总”变为“钱董”，并在这几年中保持下来。

　　钟普明对于自己在红蜻蜓的经历是满意的。他认为这几年的收获，最重要的是在一个平台上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并提高了经营管理能力。谈到离开的原因，他表示，对普通经理人来说，在同一家企业停留3至5年，已经是一个周期了。

　　双方为什么不能继续合作下去？知情者认为，更实质的原因可能是在钟普明的待遇上。其待遇包括四五十万元年薪，再加上车、房，还赠送了一定比例的公司股份。钟普明每年获得的其他待遇不错，可能与年薪相当。“这是钱金波一时冲动出的价，第一年就是这样的待遇，后面就不可能变低。”他表示。

　　“前半部分，他们合作得很好。”红蜻蜓一位中层员工介绍，“但是后期有了一些变化。钟普明的年薪过高了一些，企业就期望获得更大的价值，期望就与现实产生了差距。”

　　也有一种声音是“功高盖主”。钟普明为人亲和，有一定的能力，在员工和中层的影响力是不错的。但在企业，老板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威，不能接受另一个人有太高的威信。“这是钱金波想超越也超越不了的”。持“功高盖主”观点的人认为，“在温州老板的思想中，企业是他个人的，不是员工的、社会的，这种局限性还无法突破。”

　　其实，在互相的角色调整上，钟普明、钱金波两位应该是非常成功的，否则合作也不可能持续三年之久。

　　前面那位知情者分析，钱金波的态度后来有微妙转变的迹象，一方面的原因，是他老板的角色决定的，温州老板还无法真正做到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他给钟普明的待遇高，要求也就高，可能对他的工作会以比较挑剔的眼光去评价。如果钱金波给钟普明的待遇低一些，说不定对双方更好。

　　一个下海官员，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专业人才，其价值并没有经过市场的检验。如何“定价”，老板和经理人都缺乏依据。据悉，上月钟普明已经到温州另一家民营企业正泰出任副总裁。

    吴敏一离开之谜

　　吴敏一加入红蜻蜓，是当年的一段佳话。他离开的原因至今是一个谜。

　　钱金波的说法一直是“包括各种因素”。这也许是实情，就好像他们走到一起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分开也是如此。

　　包括红蜻蜓在内，吴敏一自2003年5月下海之后，先后担任了四家企业的总裁，目前在温州人蒋贤云担任董事长的上市公司——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891.SH)。据一位对他非常熟悉的记者介绍，红蜻蜓的短暂经历，是吴敏一一直不愿谈起的。那一段经历对吴敏一来说是挫折，而他在此后的几家企业都做得不错。

　　吴在红蜻蜓负责的是“惠利玛”零售物流机构。红蜻蜓在这个产业的尝试，后来被评价为不太成功。至于是吴敏一对这方面缺乏经验，或者红蜻蜓当时还不具备发展物流业务的平台，一个温州企业家表示，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

　　钟普明加盟红蜻蜓更早，而吴敏一为官时的职位比他高得多，三人之间如何相处，曾经有人表示担忧。“吴敏一在上海，负责物流业务，钟普明在温州，主管鞋业经营，虽然后者是总裁，但互相并没有从属关系。”他后来表示，在公司的职务，并没有给三个人带来任何问题。

　　红蜻蜓是吴敏一经商的第一站。不久前，在谈到从政与经商的区别时，吴敏一表示：“首先，我原以为自己是学经济的，又从事多年的经济问题研究，从政期间，又大量接触企业，经商不会有多大的问题。但真正经商后，才感到一定要重新开始，原来是知识和经验不是没有用，而是要转化，并充实更多新的内容。两者结合好了，就少走弯路，否则就有可能失败。企业永远是有风险的，作为老总，时刻有这种危机意识，而从政时，不可能有这种危机意识。”

　　在吴敏一的追求中，他希望的是一个舞台，去证明和实现自己在经商方面的才能和价值。“当我觉得原有的目标实现不了时，我只能通过改变自己来继续实现自己的想法。”这可能对离开红蜻蜓缘由的含蓄表达。他决定加盟或者选择离开，更多考虑这个舞台是否适合自己。

　　角色调整对吴敏一、钱金波都是一个挑战。吴敏一是一位“另类”的市长，钱金波是一位习惯于主导地位的老板。据说有这样一个细节：吴敏一加盟红蜻蜓后，全国不少媒体前去采访这位“弃官从商”的前副市长，吴敏一有时候留下记者招待吃饭。有一次，钱金波对送过来的报销申请单，表示的处理意见是“再审核一下”。

　　“这件事，双方的做法都没什么好指责的，各有道理。”他表示。这一个细节说明了两个人的相处是有摩擦的。“相处的问题，不会直接导致分手，但却注定不可能长久合作。”

    红蜻蜓的“归零”

　　与钟普明、吴敏一的合作，钱金波比喻为企业和人才的恋爱。“有的是一见钟情，有的是慢慢了解，都经历了磨合、沟通的过程，”钱金波说：“不管时间长短，都是双赢的，思想上的交流和碰撞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

　　这是红蜻蜓十周年庆典的前一个晚上。这次庆典，钱金波提出了四个字：“归零·跨越”。“跨越”好懂，“归零”却比较玄，钱金波的解释是：“这几年，我经不住诱惑，也希望抓住新的机会，在教育、银行、房地产开发等产业进行了尝试。从别的行业赚钱投入主业发展，似乎是可行的，但实际上做了多元化肯定要分心。以我个人的能力，没办法把这些产业和主业同时做好，所以必须回归到主业。多元化最大的问题不是资产，而是人力资源团队。”

　　在这几年的多元化布局中，用钱金波自己的话说，“每个摊子都要有个人看。”现在回过头去看，2001年引进钟普明，是让他在温州负责鞋业的经营，此后他自己多数时间在上海及全国其他城市跑，进行主业之外的拓展。2003年请来吴敏一，交付的担子是红蜻蜓新涉及的零售物流领域，希望在这方面从零创业、打造中国的“物流沃尔玛”。

　　现在，钱金波以他的清醒和勇气否定了这几年的多元化，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力资源团队”。这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对他自己、钟普明、吴敏一两位能力的否定。当初的多元化战略、职业经理人制度本身带有较强的理想化色彩。

　　红蜻蜓宣布回归主业；钱金波也“回归”了兼任董事长、总裁的局面。据红蜻蜓一位老臣介绍，以后是否引进总裁，还不一定。

　　温州著名学者、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教授马津龙为“归零·跨越”写了一段评语：“企业在自由发展中有可能脱离自然秩序——或者是企业制度的理想化，或者是经营战略的盲目性——那就要及时回归。”他认为，对目前的温州民营企业来说，老板担任总裁、经营企业也许才是最理想的，请职业经理人任总裁不一定符合它们自身发展的“自然秩序”。

　　绕了一个圈之后，一切回到起点。故事和意义却在过程当中。

　　记者观察

　　聘请官员的收益与风险

　　温州的下海官员并不鲜见，用10个手指头还数不过来。吴敏一和钟普明却可能是其中最具轰动性的两位，前者是温州级别最高的下海官员，后者是在企业担任职位最高、授权程度最高的经理人。

　　“吴敏一和钟普明是两个特例。”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洪振宁说。企业聘请下海官员，比较常见的现象有两个：一、多是负责行政方面的工作。职务包括办公室主任、副总裁、党委书记等，主管企业报刊、企业文化、对外宣传、接待、内部协调、思想政治工作、党建、员工培训等；二、有的是边缘产业、投机性产业。

　　钟普明和吴敏一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他们是作为专业技术人才引进的。”洪振宁表示。

　　虽然钟普明、吴敏一两位是作为经营管理人才被引进企业，但他们之前从政的经历，决定了企业无法像对待普通经理人那样对待他们。一位温州企业家分析了其中的风险和成本：一、价格高。下海官员对自己的心理估价是比较高的，不管他经营企业的能力实际上是怎样的水平，在下海那一刻都认为自己很值钱，企业要请得起。二、官员并不长于企业实务。“学而优则仕”，不可否认，这个体系内是不乏优秀人才的，但他们注定缺少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经验。他们可能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也主管过经济，对企业有所了解，但是否身在企业区别是很大的。三、“请神容易送神难”，解雇成本很高。企业解雇普通的经理人，是正常的市场行为，而下海官员离开企业，却可能给企业的社会形象带来影响。

　　对企业来说，聘请官员可能带来暂时的“轰动性”收益；但能否长久的合作，却比面对普通经理人风险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