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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房煜 南昌、九江报道
江西煤炭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易光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夜里来电话”，他说。
因为电话一响，就很可能意味着矿上出事了。而江西煤炭行业的生产安全压力又很
大，省内煤矿多为高瓦斯煤矿。众所周知，瓦斯是煤炭安全生产的主要威胁之一。
如何破解煤矿安全生产这一难题，是国家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一直思考的。5月21日，由该局牵头组织的“2005年安全生产新闻调查采访团”赶赴江西，开始了为期十余天的调查。
江西省煤炭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贺爱民介绍，江西在我国中南部缺煤省区中煤储量较为丰富，采煤历史悠久，著名的安源煤矿就在江西。但是，江西也同时是高瓦斯矿井密集的地区，由于地质条件复杂，江西煤炭集团总公司丰城矿务局的矿井更被俗称为“五毒俱全”：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五种引发矿难的灾害全部具备，今年被列为全国45户重点监测对象。
有谁在挖煤
“煤矿安全是煤矿干部的政治生命。”这句话在干部中流传甚广。2004年，每一起国有大型矿难发生后，都必然伴随着处分，一次比一次严厉，但是，煤炭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干煤炭工作，有受不完的惊吓，流不完的眼泪，写不完的检查，受不完的处分。”易光景说，这四样他都经历过。2003年11月14日，丰城矿务局下属建新矿发生了死亡51人的重特大事故，易光景在矿难现场落泪不止。“矿难发生了，矿工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人都没了。我们受点处分无怨无悔。但是，处分干部不能解决问题。”作为建国初期的大学毕业生，易光景仍习惯称矿工为“阶级兄弟”。
有干部坦率地告诉记者，别的地方发生事故后，省领导检查工作时也会问底下人对搞好安全生产有没有决心。“我们会说决心很大，但是实际上信心不足。”
“信心不足”有很多因素。丰城矿务局副总工程师张慎勇把煤矿安全归结为三个因素：管理、设备、地质条件。管理首先是人的问题。也有人私下认为，相关人员经验不足是事故的主要原因。
“煤炭事故与其他生产事故的不同处在于，一个人的不当操作可能造成重大的群死群伤。”张慎勇说。因此，虽然煤炭行业不是高科技行业，但仍需要专业化的技术工人和经验丰富的管理者。“现在说的明白的人多，干的明白的人少了。”他感叹道。
但是，让张慎勇乃至整个煤炭集团总公司头疼的是，无论是从事一线采掘作业的矿工工人，还是掌控安全工作全局的管理人员，都面临人才匮乏的处境。
进入行业艰苦、待遇低而且是高危行业的煤矿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下下策”。城里人根本不考虑，有地种的当地农民也总不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挣这份不多的钱。近两年来，江西省煤炭集团总公司下属矿务局招工的目标地主要是湖南、贵州的偏远山区的农民。有的工人刚来时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因此，安全生产培训最初更多的要靠有经验的老员工的“言传身教”，但有经验的老员工也在减少。在江西省煤炭集团总公司下属矿务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是8.5%,大学生占1%。而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煤炭职工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例为50%以上。
易光景也说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煤矿行业的待遇地位在全国都数一数二。如今，煤炭行业的职工的收入排在全国四十几种行业大类的倒数第三，仅排在农业和林业之前。收入下降使人员流失严重。近十年来，江西省煤炭集团总公司管理层再没有补充过一个普通高等院校的本科毕业生。
张慎勇本人是1982年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和几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煤炭系统，如今，当初一起来的同学都改行了，原因是煤炭行业艰苦、待遇低。
易光景举例说，自己原先就读的矿业学院现已更名并入山东科技大学，因为大学的名字都忌讳“矿”这个字，全国范围内还带着“矿”字的只剩中国矿业大学了。“国家应对煤矿院校招生进行政策倾斜，不然再过20年，不仅学生跑光了，连教课的老师也没了！”做过教育招生工作的江西省煤炭集团总公司政工部部长彭裕臻提高声音说。
煤炭行业近十年的不景气，带来的另一问题是安全欠账多，安全投入不够。丰城矿务局的万局长说，自己上学时教科书是前苏联的，设备也多是前苏联的。如果更新设备就要加大投入。治理瓦斯关键是能把瓦斯抽出来多少，这和设备的先进程度有关。易光明介绍，这些年，安全设备的欠账约为8个亿，现在开始一年投2个亿，还要4年。
好在还有国家的支持，丰城矿务局自2001年起，受惠于国家政策倾斜，已利用国债6300多万元，又自筹了5000多万元，用于完善采区生产系统和安全设备。
江西国有煤炭系统为了保证安全投入的充足，现在每销售一吨煤，要提取10-12元不等的安全基金。去年的年产量为800多万吨，共计提安全基金8000多万元。
不仅是钱的问题
如果说，以前煤和挖煤的人都不值钱，安全投入不足是煤炭行业事故频发的深层原因之一，现在煤值钱了，一线采掘工人月工资最高的也超过2000元，问题会好些吗？
事实上，旧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由于90年代国家对煤炭实行限产政策，导致了全国煤炭产量不足，为此有关决策部门又采取了“有水快流”的政策导向，鼓励煤炭行业投资多元化，小煤窑、地方煤矿开始遍地开花，中小煤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煤荒”。在江西，2004年的全年产煤1947万吨，国有矿井产量不到一半。资金雄厚的私人投资者带来了让国有煤矿技术与管理人员眼红的高薪职位。
“今年我的通风处处长跑了两个，全去小煤窑了。”张慎勇说，而通风正是治理瓦斯突出的关键环节。还有传言说，江西国有系统内矿务局的总工程师如果愿意抛弃公职服务私人煤矿，可以有百万年薪。
小煤矿数目越来越多，但矿山就那么大，小煤矿都在哪里？按照萍乡矿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徐绍芳的说法，“它们就在我们的矿区里。”江西国有煤炭系统的人士普遍认为，小煤矿实际是在和国有煤矿抢夺资源。不仅如此，小煤矿东挖一点、西挖一点，破坏了地质结构，使原本复杂的地质条件更加危险。
但是，当被问及如果亲眼看到有危及国有矿井生产安全的私人采矿作业，应怎样处理时，董事长徐绍芳对记者的提问很惊讶，他笑说：“当然不能怎么样！”记者了解到，国有矿业公司和矿务局一是苦于没有执法权，二是忌惮地方势力，因为地方矿井是地方上重要的税收来源。国有矿业公司和地方的关系如何理顺，也是各老总心照不宣的头疼事。
对于如何处理国有煤矿与地方煤矿、私人煤矿的关系，易光景建议，应对小矿引导，适时与国有的大矿并购，合理规划开发。
徐绍芳自己是全国人大代表，他说自己曾在人大会上呼吁，至少应有一位副总理直接管理煤炭行业。一是煤炭行业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二是煤炭行业中的利益牵涉甚广，在煤炭工业部及煤炭总公司被撤销后，需要更高层面的掌控与协调。
在采访的最后时刻，乐平矿务局的年轻局长蒋云龙语出惊人：“不要说煤炭行业的形势已经好转了，当企业不再要国家扶持，煤炭市场供求关系真正稳定时，才是真正的好转。一二十年的低迷，不是一两年可以扭转的。”江西省煤炭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贺爱民则强调：“安全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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