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温秀
编者的话
2005年即将过半，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的双重挤压。汇率、房价、股市、银行、税收等诸多领域的改革措施随时可能登台，但管理体制与经济结构方面的改
革依然迟缓，计划经济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可避免。
嘉宾：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松奇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 贾康
安邦集团董事长 首席分析员 陈功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博士 张斌
主持：本报记者 韩晓静
采写：本报记者 温 秀
贾康：稳健基础上 部分税收或有微调
财政方面，实行的依然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资金的使用上，更强调结构优化问题，立足长远，统筹兼顾，优先补短板。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农村的支持，像西部开发重点项目，东北工业基地振兴，以及医疗体系的建设。
今年是改革年，从税收角度看，以下几种税收的改革呼声较大。
第一是内外资所得税并轨问题，下一步可能还要继续推进。理想的话，可能会走点特殊程序。但如果没有特殊程序出现的话，按照常规程序有可能在2006年的时候提交人代会，走完力法程序之后，2007年1月1日出台。这是现在听到的一些最新的信息。
其次是房地产的税收问题。其实房地产的税收制度做得很彻底，关键是把两年期以内交易的优惠拿掉了。下一步可能想在带有投机性的住房短期投资方面增加一点税收负担，配合现在总体调控的导向，对房地产做一些约束。但它本身能发挥多大作用，很难说，房地产毕竟有它自己的内在力量，政府能够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是未必能左右大势。如果是投机力量在税负增加的情况下有所收敛，当然有助于房地产价格的相对稳定，或者是涨速的降低。有的地方现在房地产价格是回落的，有的地方还在上升，北京一直在升，当然主要原因是北京原来投机性房地产基金量就比较小，所以受的影响比较小。炒作比较厉害的区域受的影响就大一些，这正好实现了我们的政策意图。不过如果以为政府靠一点简单措施就能把房价和投机压下去，可能想得太简单了。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城镇化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其中土地的变化用途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现在压得过死，下一段时间肯定会反弹。
另外就是退税的问题，地方很关注。2004年的退税总体来说进展非常明显，老账都归还了，新账也没有欠，但是有些地方现在意见和呼声很大，因为地方负担其中的25%，但很大部分并不是在当地征收的，却要在当地退税，所以地方政府非常头疼。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有硬性规定了，出口比例高的企业一律封住，不允许注册。这些事情怎么解决，财政部也在研究，但比较敏感。
如果以为政府靠一点简单措施就能把房价和投机压下去，可能想得太简单了。如果现在压得过死，下一段时间肯定会反弹。
张斌：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待汇率调整的必要性
我认为应该从产业结构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汇率调整的必要性。首先不妨了解一下当前的产业结构带来的问题。
我国的制造业非常强大，但服务业却比较落后。产业结构的失衡，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失衡。
第一个失衡的就是外部经济的失衡。比如贸易顺差。为什么中国会出现10年贸易顺差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顺差又进一步带来了货币的升值压力，继而导致了其他一系列的问题。
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第二个结果是消费和投资的失衡。从经济理论来看，任何一个短期的经济增长必然是投资驱动的，因为消费都是相对平滑的。也就是说如果哪一年突然增长很快，必然是投资拉动，不会是消费拉动的。中国为什么出现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呢？从供给方面看，制造业发展很快，供给很多，但是服务业，比如说环境、能源、交通、卫生、教育、医疗的增长则很慢。再看需求方，一般来说，收入水平越高，对服务业需求越大。由此可见，在服务业发展方面供给和需求是脱节的。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就抑制了消费的增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医疗，中国经济增长10年，制造业产量增加了三倍，但中国医院的病床数却在下降。
又如就业压力。1997年以后，中国的制造业基本上已经不吸纳新增就业了，能吸纳新增就业的主要就是服务业。但是因为服务业一直都被压制，不能很好的发展，所以吸纳新增就业的潜力也被压制住了。
还有就是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现在中国越出口越赔钱，因为你出口条件越来越恶化。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经济大部分的资源都放在制造业里面了，而制造业在目前的国际分工体系里面是低端的。你想想世界上一下子出现了多少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必然会把这个价格压低，不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竞争，是中国人和自己人竞争把这个价格压低的。这都是结构性失衡会带来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带来结构性失衡呢？为什么发达国家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因为它有很好的价格机制，当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失衡的时候，汇率调整就会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汇率代表了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汇率机制能够自发地配置资源调解二三产业的结构。但是中国就不行，原因有二。
首先就是现在的盯住汇率，因为把汇率这个口堵死了，资源配置的价格杠杆不发挥作用了，更糟糕的是2002年以后美元贬值了，人民币和美元一起贬，所以压力就更大了。
当然汇率价格杠杆还不是最重要的，就算你的汇率价格杠杆发挥作用了，当你的汇率升值了，你服务业相对价格提高了，流不流得进去还是问题。就是整个国有部门，第三产业里面的关键部门，还有能源生产产业是不是严格管制了。有很多人想投资铁路，你投得了吗？你投不了。现在不是说我这个行业不让你进去，现在就是我铁路一家是老大，其他人进去就不让你活。改革的效应只体现在了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行业没有跟进，所以造成了后面一系列的问题。
总的来说，还是要继续推动改革。一方面是国有控制部门的改革的问题，包括宏观层面的价格放开，市场准入，企业的治理机制和公司治理机制的改革。第二个就是汇率一定要动，如果汇率不动的话，价格杠杆不起正面作用，还起反面作用。
我国的制造业非常强大，但服务业却比较落后。产业结构的失衡，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失衡。
陈功：游资不是问题 价格才是关键
安邦的研究表明，9%以上的经济增长属于“高速增长”，而7%到8%则要算“强劲增长”。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正处于一种转折关头，增长的趋势位于“高速增长”与“强劲增长”之间。只要经济依然处于“高速增长”或是“强劲增长”的区间，宏观调控的压力就始终存在。这个时候的经济体，实际处于一种膨胀状态，有时甚至很剧烈，于是就会对体制、对资源、对行业、对方方面面造成压力，这就需要宏观调控。我认为，下半年经济运行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诡异的价格。大家现在都把目光集中在房地产市场，但究竟是什么问题引发了关注？房价！很多人要求人民币升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还是价格！中国产品的价格太便宜了，他们没法儿和中国的企业竞争。能源、粮食以及其他许多行业性的问题，都可以从价格上找到症结。所以，价格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运行有两个特征，一是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一是输出通缩而输入通胀。投资型的增长对价格总是最敏感的，投资一旦放大，价格立即上涨。而输出通缩而输入通胀，显然表现出了非均衡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体制不健全，我们的汇率制度几十年如一日，没有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需要。换句话说，人家买便宜货，享受稳定的物价，有能力从容地引进投资，而我们却不行。因为投资如果继续放大，价格就更不好控制了，我们没有办法把价格压力转移出去，我们缺少一种将价格问题国际化的手段。
这个手段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机制。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与人民币汇率直接或间接相关，我们的价格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但如果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那么价格问题，就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了。
说到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我认为宏观调控不应该进入微观领域和经营层面，而要更多地应用宏观经济手段，应该避免在经营环节和企业家们斗智斗勇。
对房地产市场而言，就长远来看，发展还是主要趋势。但从近期而言，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行业调整，但不会出现所谓的暴涨暴落。即使大家都想抛盘，但实际上谁也抛不出去，因为很难找到接盘的人，所谓有价无市。事实上，卖不出去的房子最多成为银行的不良资产，市场可能处于停滞状态，但不会暴涨暴落。
而且即使价格下跌30%，也伤不了投机者，尤其是海外投机者。目前国际上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在27%到30%之间。对他们而言，如果物业价格只下跌了10%，理论上还有20%的利润可赚；即使下跌30%，也不过打个平手。所以，想抑制海外资金炒楼，防止热钱涌入，仅凭价格调节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事实可能会是，海外资金受得了，我们自己受不了。如果房价真的下跌30%，有多少辛苦工作的老百姓会突然变成负资产所有者？那样一来，恐怕社会的稳定都会受到影响。
事实上，任何汇率波动都可能与游资有关，总会有人赚这份钱。一些人把游资说成洪水猛兽，我不赞同。以美国为例，克林顿期间选择了强势美元政策，造成游资泛滥，但那个阶段恰恰也是美国经济最辉煌的时期。因为美国当时吸纳了大量的世界性游资，许多企业和部门得以重组，股票价格和企业收益都创了纪录。
由此可见，游资与直接投资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关键在于市场、机制，以及是否有能力加以利用。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一片低沉，显然无法充分利用游资，也不可能发生游资转化为直接投资的情况。但这更多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一些部门只知夸夸其谈耍花腔，不肯作为，压力来了，才慌了手脚，一味地找托词，拿游资当替罪羊。但汇率体制改革只是迟早的问题，其中的风险也是可以消弭的。难道那些第三世界小国都能承担的风险，拥有世界第二大贸易额的中国却承担不了？关键在于到底想不想做，要不要做！
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与人民币汇率直接或间接相关，我们的价格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但如果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那么价格问题，就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了。
王松奇：两升一降解难题
我认为当前金融领域，主要存在三大问题。
头号问题就是汇率问题。在多种外力的作用下，当前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带有一点政治味道了。不过我认为继续讨论要不要升值的问题，已经过时了。现在真正要研究的有三点：一是什么时候放弃单一盯住美元汇率的政策；二是是否要采取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政策，如果是，那么具体标准怎么确定；三是政策什么时候出台，从当前的形势分析，人民币肯定要升值，而且我估计就在年内。
中国的汇率制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单一盯住美元。因为我们强调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稳定，但现在的实际已经和当初的理念不吻合了。我们现在单一盯住美元，美元对欧元三年跌了30%多，对日元跌了20%多，所以人民币事实上已经贬值了。如果用中性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如果在美元汇率不断走低的情况下，还坚持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和政策，其实已经造成了世界货币体系结构上的扭曲。
再从国内情况看，去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收效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对市场参与主体起决定作用的那些数量性信号和价格性信号都是扭曲的。事实上，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思维和市场经济思维在不断碰撞，但我们目前还不习惯于更多的采用价格信号，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资源配置失衡问题。
我始终认为“两升一降”是解决资源配置失衡等一系列问题的真正出路。所谓“两升一降”就是升汇率和利率，降低对信贷的数量控制。因为从全国的情况看，企业普遍都缺钱。浙江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有一些房地产商借款成本已经达到20%以上。实际上资金黑市价与官价的利差最能说明资金的紧缺。继续实行当前的政策，可能会出现全国性的通缩。事实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就是生产能力过剩，原来投资过热的行业产能过剩，工商外贸库存过大。如果这个走势继续延续的话，通货膨胀可能就不是今年下半年的主要威胁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尽快把汇率升到10%左右，然后把宏观调控的内部政策由信贷政策转为利税政策。现在深圳已经试点了，人民银行也在研究如何更好地用利税信号，而不是用货币供应量来解决内部的信贷控制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资本市场的问题。就资本市场而言，当前最大的事就是股权分置，过去理论界的主流声音都是只要实行全流通，中国的股市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是现在来看，这招并不灵，股市眼看就要跌破1000点了。实际上证监会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办法来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从2001年6月12日以来，将近4年的持续低迷。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行情开始，没有行情一切都无从谈起。证监会似乎在“顺应民意”，设计改革方案，可结果又引起股市下跌，因为股权分置的办法，实际上又是一次变相的大扩容。
我认为可行的办法是立即停止扩容，同时放开资金渠道，实行混业经营。只要停止扩容就是对股市进行整顿，对不好的上市公司进行清理，对腐败进行严查。因为当前的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一个屠宰场，好多人把钱骗了就骗了，市值几千亿说没了就没了，那么多上市公司到处圈钱毁灭财富，但没人查。我觉得中国现在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现在要做的已经不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而是如何对坏的因素进行清理，给投资者信心。股市如果始终是不公开，不透明的市场，始终是一个掠夺二级市场、掠夺散户投资者的市场，这个市场永远好不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银行改革问题，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银行改革的重要性是由中国特殊的融资结构决定的，因为银行的间接融资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去年年初，国家决定对中行、建行注资450亿元，把注压到工农中建身上，因为它们块头最大，绝对不能倒。银行和股市不一样，股市是你自愿进去的，但是银行会引起系统风险，这个系统风险主要是支付系统引起的挤兑的连锁反应的系统风险，所以银行改革相当关键。但难度也很大。
现在银行界各种案件层出不穷，问题不断。这在相当程度上和政治体制有关，现在形式上成立了董事会，但是最后在决策上都是党委会决定的，行长办公会都形同虚设。要建立现代化的股份制的制度，不能在形式上做股份制，必须在实质上进行股份治理，党委介入太多就有一个角色转换的问题。但是这个涉及的面比较复杂，推动起来很难。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利益重新分割，重新调整。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问题，所以非常困难。但工农中建要改革，想突破的话，必须在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时候，做出一些动作，让经营班子真正独立经营，有完全的事权，党委只管产权。
我始终认为“两升一降”是解决资源配置失衡等一系列问题的真正出路。所谓“两升一降”就是升汇率和利率，降低对信贷的数量控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