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指标灰市调查 真正办理的政府机构黯然失色

　　当种种诱因促使“进京指标”不正常嬗变为商品，一个旨在倒卖大学毕业生“进京指标”的半地下灰色市场业已建立，并开始逐步侵蚀北京各大高校。其网络之大，效率之高使得真正办理“进京指标”的政府机构也黯然失色

　　本刊记者/王刚 文/陈江

　　5月18日。

　　下午5：00刚过，人民大学的学生们开始陆续涌向食堂。陆明(化名)手里捏着一卷报纸，在“水穿石”咖啡厅门前来回徘徊。

　　差不多10分钟后，他顿了一顿，终于走了进去。咖啡厅不大，人却满满，其实这并非他理想的隐秘之地。角落里的一个同样手拿报纸的男人站了起来，朝他招了招手。两人互通姓名，对方递上名片：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客户经理。

　　那人提出要看一下陆明的学生证，陆明支吾着迟疑了一下，旋即揪起胸前红衬衫上印着的“人民大学”的字样说：“师兄，我是学生，没错的。”

　　陆明，人大2001级本科生，国际政治专业，转眼将面临毕业。而他今天见的这个人，是一位素未谋面的师兄介绍的，那人称可以帮他搞到一个“进京指标”……

　　进京指标，如今已成为陆明眼里解决北京户口的惟一途径。到了5月中旬才开始办这事，在“内行们”看来，已经有些“晚”。

　　好在，方方面面的市场渠道传来更为实际的信息，人事局6月中下旬开始审批工作，现在办还来得及。

　　而中介们承诺的完成时间仅为15天。

　　指标灰市的渐变

　　据一位在高校负责了多年学生分配工作的老师回忆，“进京指标”成为商品，始于1998年。而据本刊调查，上世纪80年代后期，教委逐渐放宽了留京指标政策后，享受“政策保护”的部分国企，就开始有人把当年多余的一些“进京指标”拿出来用于交易。不过，当时并不能形成市场：价格不定，交易双方主要靠找关系托人情，一切皆是暗箱操作。

　　这件事到2000年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那年，北京市教委有关部门宣布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用人，放宽5000家高新技术企业“留京单列调控对象”的“留京指标”限制 在北京，现在主管毕业生留京事项的主要是两个部门：教委和人事局。一个外地生源的学生想留在北京，必须同时拥有各高校(归教委管)手中的“留京指标”和接收单位(归人事局管)的“进京指标”；但现在，“留京指标”实际上已经基本失去约束力，只要学生有需求，学校就可以满足。

　　而另一边，人事部门对用人单位的限制却没有足够放开。虽然北京市人事局也相对应公布了69家高新技术企业放宽接收“进京指标”的限制，但却远不能消化学校方面突然放开的口子。原本“平衡”的政策出现了倾斜。

　　很快，手中握有“进京指标”的高新技术企业加入卖家行列，使一度“平稳”的供求状况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某业内人士语)，大规模市场的形成便基于此，并日趋“正规”。“本科生3万、硕士生2万”的叫价也一天天流行起来。至2003年SARS期间，当年高校毕业生遭遇就业荒，指标市场达到鼎盛，曾有“本科生8万、硕士生5万”的天价。

　　灰市内的价格规则

　　在采访中，记者从中介那里了解到，指标最初的定价，均取决于这些企业人力资源部的“头头”。“本科生3万元的定价，是这些人认为是否值得冒险的风险成本。”一位曾经的高新技术企业人事总监对本刊透露，“买卖所得，大部分上缴单位，一部分部门截留，而作为中介，每介绍一人差不多能赚到2000元。”

　　难道没有相关部门对此进行查处吗？

　　“这么多年，其实没有人真的来查过，”这位前人事总监说，“如果一定要追查，我们就说这笔钱是他跳槽的合同违约金”。

　　当然，这3万元的定价并非囊括所有专业，因毕业生专业不同，价格上会存在很大差价。北京市引进非北京生源本科毕业生紧缺的13个专业里(计算机、机械、建筑、汽车、通信工程、网络与信息安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道路与桥梁工程、临床医学、护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会计专业)，大致适用这个价钱。

　　体育和艺术类的就非常难办，因为一般单位很难有需要这类毕业生的理由，所以价格就贵一些。据本刊调查，艺术类毕业生起价就是5万元。

　　一般情况下，每年4月底、5月初，市场交易量激增。这个时候，企业人事经理手里掌握的剩余指标已然确定，富余指标便可拿到市场进行交易了。与此同时，在学校里，应届毕业生在经历了数轮求职后，对于职场和指标逐渐有了确切认识，也开始“购买户口”了。

　　据本刊调查，每年3月，各用人企业向人事局申报指标之初，价钱一般还停留在“本科2.5万、研究生1.8万”的水平。但随着毕业日期的临近，买卖双方的意图日益明晰，卖方的价钱也步步抬高，变成“本科3万，一分不能少。”

　　另有一种交易，发生在用人单位之间。当一家无进京指标的用人单位急需引进人才时，学生和用人单位在签署合同之前就已达成协议，双方各出一部分钱，由用人单位出面去购买进京指标。此类现象也很是普遍。

　　潜规则之下

　　让陆明羡慕的是周围那些有“路子”的朋友，因为他们可以跳出普通的游戏规则，少花钱或是不花钱。

　　硕士研究生黄敬(化名)的父母认识一位在北京某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经过联络，该领导要黄敬直接联系该企业人事处一名干事。根据这名干事的指示，黄敬呈交了有关证件和相关证明。很快，黄敬得到了通知，手续已经办妥，她甚至可以在政府网站上查到审批结果。按照嘱咐，黄敬带了8000元“手续费”来到该企业。她记得，那天人事干事带她到了财务室，又一次核对了她的名字并让财务室记好，把钱收下，没有给任何收据凭证。

　　黄敬后来果真得到了北京户口，可以说，她的事办得“正规而高效”。

　　后来黄敬又想帮一位同学通过那名干事再弄一个指标，却遭到拒绝，原因是这次没有领导交办，他不能办——只有认识的人够级别，才能拿到8000元的价格。黄敬的另一位朋友就交了3万元，付款地点是在事先说好汽车牌号的一辆红色富康上，上车递上现金，当然也不会拿到任何收据。

　　条条道路通北京？

　　随着办理进京指标截止日期的日益临近，陆明发现如果你想要户口，又不想到市场上去买，还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条，毕业后直接进国家各部委。这些单位人事归国家人事部直接管理，不受北京市进京指标的数额限制；

　　第二条，让自己成为留京单列对象。目前，留京单列对象主要包括北京市引进非北京生源本科毕业生紧缺专业目录中所涵盖的13个专业；

　　第三条，尽快打入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或是进入“进京指标”相对宽裕的国企，然后跳槽。

　　然而想进入国家部委那样的单位，需要的不仅是成绩优秀，而且要有相当硬的“路子”；而为防止大学生进入国企后跳槽，早在1986年教委就做出规定，大学毕业生要与接收单位签订为期5年的服务合同，有一些院校甚至将合同期限提高到了8年。所以，后者代价也相当昂贵。

　　在权衡了所有的进京之路的利弊之后，陆明终于下定决心要购买“进京指标”。毕竟，那里明码标价，事情相对简单。

　　后来，陆明交钱时，上的是一辆白色夏利。-

　　“指标”的嬗变之路

　　几十年来，起源于计划经济年代、用来保证北京各重要单位人才的一纸北京户口的“进京指标”，已经逐渐被赋予了许多其他的意义和价值，并部分地变成商品

　　文/陈江

　　“进京指标”的身世几乎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

　　在今天，随便一个“过来人”，讲起50年前的往事，“计划经济”都是绕不开的字眼。

　　“进京指标”就出生于那个计划经济年代。

　　缘起半个世纪前的“进京指标”

　　1955年3月，国家发布关于办理户口迁移的联合通知，通知特别指出“对不安心农业生产，盲目要求迁往城市的农民……应耐心劝止。”而在之后的几年内，户籍管理愈发趋向严格，阻断了农村、城市间的人口迁移，此举保证了农产品的供应，减轻了城市就业、人口压力，但相应的，人才的迁徙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桎梏。

　　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北京，当时国家机关、单位迫切需要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来充实，而严格的户籍制度却使大批优秀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被拒之门外。为了改变首都人才的饥渴状态，“进京指标”政策应运而生。

　　但精确地说，此时的政策相对于后期成熟的指标而言，还仅仅是一个雏形，一个计委所划定的毕业生留成比例而已。

　　按照当时政策的规定，非北京生源的留京工作由多个部门分管。首先，国家计划部门根据实际需求制定出当年留京的非北京生源比例；之后，教育部门按照比例与毕业生的综合素质确定具体留京人员，并为每个人派发派遣证；最后，人事部门按需分配，各用人单位根据报到证接受毕业生，并同时为公安部门开具落户所需的相关证明。各个程序环环相扣，井然有序。

　　随着一纸纸报到证的派发，众多来自北京以外的年轻人便拥有了无数外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户口。在当时，按北京工商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任凤仙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说法，没有户口是不可能留下人的，因为与人相关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挂靠在户口上，没有户口本就没有粮票、没有油票、没有其他供应生活必需品的所有票证，也不能办理与生活相关的所有手续，也就是说，基本上无法生活下去。

　　如果不靠“进京指标”，非北京人想取得北京户口也有其他的途径。比如靠调干、转业、结婚等等方式，但相比之下，后面的这几条路，更为艰难。

　　一度风流水转

　　肇始于70年代末的“进京指标”，曾在其后的10余年中，自然顺畅运转。特别在当年高校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现实情况下，大批北京高校的外地毕业生因此获益。

　　今年49岁、就职于方正集团的朱金成就是“进京指标”政策的获益者。原籍山西榆次的朱金成在1978年恢复高考时考入了北京一所重点院校，但他明白，想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还必须要争取在四年后留在北京。

　　当时，“进京指标”这项计划性政策的合理之处在于，在北京急需高素质人才的前提下，有效地弥补了户籍制度的不足，满足了首都对人才的需求，同时也满足外地毕业生的愿望。用朱金成的话说，“在那时的计划体制下，这是一个‘三赢’的妙策。”

　　正是在这种“三赢”的状况下，朱金成顺利地留在了北京。他说：“是这个政策造就了今天的我，否则，我现在可能还窝在老家的穷乡僻壤里，不可能拥有现在在北京的一切。”

　　1982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成为社会急于抢到手的稀缺人才。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黄艾禾女士曾经回忆当年的盛况：“我们全班31个人，几乎被各单位一抢而空，除非是学生自己愿意回到家乡，否则都可以在北京找到接收单位。我们那会儿毕业生人数少，进京指标就显得特别宽松。”

　　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清华大学在接待前来“抢人”的单位、机构时，已经把“进京指标”具体化成一个红色的小卡片，以方便确认具有落户北京资格的外地毕业生。这也是较早关于“进京指标”的形象记录。

　　指标商品化背后的政策误区

　　“刚恢复高考后的毕业生一年只有几千人，现在一年就300多万人，怎么还能以曾经的眼光看待现在的问题呢？”任凤仙这样强调着今非昔比的现实。

　　当计划经济时代渐行渐远，曾经带给很多人幸福与曙光的“进京指标”政策开始凸现出与时代的格格不入。“进京指标”政策到了必须面对时代拷问的时候。

　　几个月来，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任占忠一直在进行题目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若干突出问题》的课题调研。根据目前他调查得到的结果，如今在大学生尤其是外地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根本上还是与整个社会对人才的供求关系有关。按照他的说法，虽然北京地区经过多年快速的经济发展，工作岗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快速增长的，但却快不过毕业生数量的增长。由于北京本地生源的充足，客观上对于非北京生源留在北京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也就是说，本来就有户口的北京学生越来越多，已经使得非北京生源的学生面临的竞争愈加激烈。

　　对于日趋紧俏的“进京指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委官员指出，人事部门应反思相关政策的制定。他说，目前意义上的所谓留京指标、进京指标是在90年之后才出现的 近几年教委制定的留京指标政策日趋放开，而北京市人事局的“进京指标”却相对稀少，致使目前把持大学毕业生进京政策主导地位的其实已经是北京市人事局，而政策的倾斜和不对称在客观上也给指标商品化提供了可能。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这位官员强调。“80年代，非北京生源毕业生留京落户问题是三家共管，而1983年计委退出这项工作后，教委与人事局开始实行双头管理。虽然在2000年国家有一个文件，要求各地方一个问题必须由一个部门主管，但是北京市有关大学生毕业工作的主管问题却迟迟没有明确。”

　　据介绍，早在1995年前后，全国各省市纷纷废除了大学生毕业工作的双头管理模式，有六七个省份由人事部门主导，其他省份则由教育部门主导，只有北京至今仍然沿用“双头管理”的模式。据这位官员讲，教委按照每年新生增加比例以及其他因素制定每年的留京百分比，目前这个数字是非北京生源总数的20%～30%，而像高新技术企业、教育系统、公务员、军队、北京远郊地区、国家重点项目等用人都是计划单列的，也就是不占用留京指标的。

　　“这样算下来，每年教委下发的‘留京指标’都是非常宽松的，根本不存在出现买卖的可能，‘黑市’上紧俏的是北京人事局每年16000个左右的‘进京指标’。”这位官员告诉本刊，“这涉及大学毕业生工作主导权的问题，也是体制改革中权利再分配问题，这些事情大家其实都是心知肚明的。”

　　在这种背景下，几年之内，一纸“进京指标”在黑市已经从几千元被炒到最高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