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遭遇成长烦恼 人口问题亟须破题

　　本报记者 陈善哲 深圳报道

　　一如外界所料，5月26日先后开幕的深圳市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和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人口问题逐渐发酵终成焦点。

　　政协委员俞喜平的一份名为《解决城市二元化问题，努力构建和谐深圳》的提案，应 时而生，被遴选为本届大会的“一号提案”，因其针对深圳举国独有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倒挂的现象，提出2-3年间应大幅提高户籍人口数量的激进建议。

　　而在政协5月27日召开的针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联组会议上，所选的议题也是人口问题。深圳市主要党政领导均出席了此次会议，副市长吕锐锋坦承，深圳的人口优势正在消退，人口问题带来的劣势却在凸显。

　　165万“市民”与1200万纳税人

　　一个城市的人口，从300万膨胀到1000万，需要多长时间？建城刚满25周年的深圳给出的答案是十年。而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中，通常是百年之上。

　　2000年，深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登记的人口数是700.88万。而在近年的宣传口径中，一般的说法都是在“800万”左右。但这是一个颇令当地学界和民众质疑的数字，看着街头日甚一日的汹涌人潮，人们普遍估计深圳的人口超过1000万元属无疑。

　　2004下半年起，深圳市开展了针对出租屋的清理整顿专项行动。经过挨家挨户的调查登记，对此前众说纷纭的深圳人口有了较为可信的掌握。据透露，截至今年4月初，经过登记的外来人口达到了1025万，如果加上165万的户籍人口，深圳总人口接近1200万。

　　另据了解，此前政府每年都会公布两个有关人口的数字，一个是户籍人口，一个是暂住人口。2004年底，深圳公布的当年人口数据是，常住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居住满一年的人口——是597万。

　　据此推算，1200万人口当中，居住不满一年的流动人口至少有600万。有学者表示，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对政府的社会管理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是，流动人口造成的诸多市政管理压力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有一个关键在于，户籍人口为165万仅占全市人口的15%，是全国无二的奇特现象。

　　众所周知，根据我国既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根基于户籍人口的数目，而且社会资源的配置也是根据户籍人口而进行。

　　因此，理论上深圳由1200万人口所创造的资源，却只能由165万的人口享有。户籍制度的某种荒谬性，正在深圳被尤为激烈地凸现。

　　俞喜平在提案中说，这种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倒挂的“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将加剧深圳的产业调整、社会治安、城中村改造等众多问题的解决难度，“已经成为构建和谐深圳的根本矛盾。”

　　人口剧增下的资源压力

　　5月28日，深圳市常务副市长许宗衡向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说，在过去的5年中，深圳市生产总值翻了一番。

　　作为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两大增长极之一的珠三角，是以外源型经济见长。在早年开放之初，一种名为“三来一补”的企业在珠三角地区开枝散叶。这种企业的特别之处是，它的研发、管理、销售、金融支持等部分均仰赖香港，只是把加工生产这一附加值最低的环节放在大陆。

　　在这种生产模式下，中方就是提供廉价的土地，以及同样廉价的劳动力，以赚取微薄的差价。大量的务工人员于是涌入。

　　据统计，“四普”(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深圳的外来人口有103万，占总人口比重的62%。到了“五普”的时候，外来人口已经增加到了579万，增幅达到了4.6倍，年均递增18.19%，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83%。

　　但是专家分析，人口的涌入，带来了所谓“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保持了城市的竞争力，但随之而来的日渐紧张的资源负担和社会治安的压力，却也使得城市管理部门的公共物品提供能力遭遇挑战。

　　在政协的联组会上，深圳市的一位领导介绍说，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城市规划都是按80万人口标准设计。如今面对1200万的人口，深圳很多地方已经不堪重负。

　　以水资源为例，深圳是全国7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人均淡水占有量仅为全国的四分之一和广东省的五分之一。即便是按照2010年深圳市常住人口750万的规模，年需水量也要29.15亿立方米，但是深圳全市可用水资源总量才12.59亿立方米，缺口高达16.55亿立方米。

　　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也在此前刚结束的党代会上忧心忡忡地表示，深圳市未来发展将面临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资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人口压力不堪重负难以为继；以及环境承载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

　　在总数调控中增加户籍人口？

　　人口剧增带来的综合压力背景，使得一方面俞喜平的“提高户籍人数”被热议，而另一方面对深圳人口是否需要进行总数调控产生争议。

　　有学者表示，与北京、上海等城市不同，深圳人口的增速仍是居高不下，而且主要依靠外来人口的迁入，即与自然增长相对应的“机械增长”。“谈这个问题有些尴尬，2003年‘孙志刚’案后，收容遣送制度成为过去，任何城市的政府关于人口控制的政策、想法都十分敏感，哪怕其必要性近在眼前。”

　　该学者同时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其实若能寻找到符合市场机制和法治精神的新手段，还是可以考虑的。“用不侵犯人权和融洽市场经济的手段。”

　　民盟深圳市委会提交的一份集体提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强压到500万，或者700万到800万是不切实际的。“应该实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人口调控政策，运用经济手段实现对深圳人口数量的调控和结构优化。”

　　被提到的一个方法是：加快深圳的产业升级，尽快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唯有如此，附着于这些产业的人口才有可能随之转移。”

　　但也有学者担心，这种产业转移旷日持久，对于短时间内解决人口膨胀问题，难见其效。事实上，一种更为迅捷的法律手段已被运用。

　　2004年，深圳发起了一场拆除违章建筑的风暴——梳理行动。据称，总共拆除了300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其规模不亚于一座中型城市。之后，一场专门针对违法用地、违章抢建的“城中村”改造工程也是展开，涉及到的建筑面积多达1亿平方米。

　　“毫无疑问，上述行动将抬升房屋租赁的均价。”该学者表示。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租赁价格的上升，将对深圳的人口结构产生间接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继续深化“人口管理体制改革”已是非常紧迫。“深圳(也许)即将开始的试验，对于整个的正经历高速城市化的中国，都将具有借鉴意义。”该学者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