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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唐凯林
他们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企业精英，有的是莘莘学子，还有的什么都不是……
他们载负梦想，他们充满激情，他们怀揣野心，尤其他们大多一无所有……
就是这样一群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都奔向一个地方。
1988年无疑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关键年份，那一年海南省成立，由此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商业阶层的原生态。不过，这样一个描述对海南发生的一切是远远不够的。
17年后，他们有幸的成为中国商业的领军人物，他们不幸的则沦为经济浪潮的尘碴代表，当然更多的人在各自的行业里依然默默奋斗着。
执著、冒险而不循规蹈矩，是这一群人的共同气质。就像那个时代的歌手崔健所唱的那首《假行僧》：“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人都看到我，却不知我是谁。”
如今已步入中年的他们，曾历经过一条什么样的轨迹？财富背后的冥冥逻辑又是如何主宰着人的命运？基因或密码？博弈或诡计？财富的故事扑朔迷离。
中国金融第一大案“石雪案”的开庭，就像是触动了一颗通往时光隧道的按扭，把人们的思绪一下子带回到17年前的中国。
就在这一年里，44岁的任正非刚从部队转业，并以2万元注册资本创建了华为公司；24岁的王文京选择从国务院直属机关辞职，以5万元的资本与几位大学同学共同创立了用友软件公司。
同样是这一年，年仅14岁的张海考入了河南大学武术专修班，并到处宣讲着自己的“特异功能”；15岁的陈天桥正在中学校园里聆听着崔健的《一无所有》；17岁的丁磊则为高考而准备着；24岁的马云被分配到了杭州电子工学院，跟马云同龄的杨元庆迈进了联想的大门，而此时的“刘氏四兄弟”则刚刚决定“放弃养鹌鹑而转产饲料”。
仍然是这一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九次大会通过了关于批准设立海南省的决定。
在此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一群不安分的年轻人，为了寻求一种能证明人生价值的新生活，纷纷跨过琼州海峡，来到了海南岛。
如今任正非的华为已成功进入了全球电信市场；王文京所打造的“用友”品牌已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马云成为了第一个荣登《福布斯》杂志全球版封面人物的中国企业家；杨元庆坐上了联想的第一把交椅；刘永好、丁磊、陈天桥都已经享受过中国“首富”的殊荣……
第一大黑色档案 27亿的惊天大案
海南牌金融大鳄的命运轨迹
2004年12月13日，一位检察官用手推着运载着厚厚卷宗的小推车，推开了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的大门。站在被告席上的中年人是原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大连证券董事长石雪。
小推车上的卷宗是公诉人员指控石雪的罪证，通过这些厚厚的材料，海口市检察院指控石雪犯贪污、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金融凭证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同诈骗等六项罪名，涉案金额27亿余元。
法庭上还有一辆供被告辩护律师原伟使用的小推车，车上一叠叠的证据材料，是原伟抗辩控诉的理由。原伟告诉《英才》记者，这是他“第一次连续开九天的庭”。
就在“石雪案”开庭后的第三天，12月16日，海南上市公司第一投资发布了一则公告称，公司董事长蒋会成自9月上旬起就未在公司上班，亦未参加公司董事会会议，但对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意见以签批文件形式作出。
2005年4月8日，第一投资发布200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由于公司董事长蒋会成自2004年9月初至今未能正常上班，由此导致的信用危机引发了多起诉讼，这对公司经营的影响目前仍在继续。
一本描写海南的小说《白太阳》曾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海南的太阳看上去的确是白的，视觉明亮清新，但晃人眼，让人看不真东西，很灼热，置身其间容易让人热而浮躁，过强的紫外线也容易很快叫人面目全非……”
石雪与蒋会成的滑落轨迹是否真的与海南岛的“白太阳”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切与海南相关。
“石雪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记性特别的好，不用看材料，尤其是对数字，对时间，对人物记的非常清楚”。原伟向《英才》记者这样形容自己的当事人。
“这个人胆子特大，跟着他干，早晚得翻船”。这是时任河南省棉纺总厂驻深圳办事处代表，后任华晨集团董事长的仰融对石雪的描述。
事实上，以上两种对石雪的评价都很贴切，翻开石雪在事业上的成长经历，“很聪明”的表述都显得有些平淡。
据公开资料显示：石雪，1963年生于北京，1981—1991年，在中国交通银行工作，并升任会计一职。1991年进入北方华银，1993年升任北方华银总经理助理，1995年升任副总经理，1996年代表华银出任大连证券董事长，1998年被中国人民银行任命为华银信托法人代表、董事长。仅仅七年的时间，石雪就爬上了华银的最顶点。
至于石雪的胆子究竟有多大，高达几十亿的涉案金额以及六项罪名指控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佐证。但辩护律师原伟对于这些耸人听闻的指控有自己的说辞。
“在石雪被指控的六项罪名中，我有四项罪名做了无罪辩护，它们分别是贪污、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合同诈骗，只有金融凭证诈骗罪、非法吸收存款罪这两项做了有罪辩护。”
在原伟给《英才》提供的长达26页的辩护词中，原伟认为石雪的“身份”不符合一些公职性质的犯罪，而另一些被指控的罪状只是“形式”上符合，而事实上是“事出有因”。
如今离一审开庭，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原伟的辩护到底能不能得到法庭的采信，没有人知道，就连原伟也在焦急地等待着结果。
在对石雪案的采访中，我们力图寻找到一些海南金融人士命运的共性。为此，《英才》记者采访了大量熟知海南金融证券业的人士。“在大量涉及海南金融的案子中，犯罪嫌疑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涉案人员大多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行业里其他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一位办过海南金融案的律师这样说道。
晓剑，1988年来到海南的作家，曾写有描写海南经济浪潮的长篇作品《海南大亨》以及《海南教父》。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杀人放火之外，中国商人通过不正常手段获取财富时，他们的内心里并没有犯罪感，即便是被抓住了，他们也没有犯罪感。”
如果要将海南的“问题金融人物”做一个罗列，对金融证券业的坚持是他们的共性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市场上的风云人物夏鼎钧，作为海南华银创始人，也是将金融“一条道走到黑”的典型。在中国第一金融案的海南华银信托案中，一手提拔了石雪并向中纪委举报了仰融的夏鼎钧，也没有逃脱牢狱之灾的结局，而举报他的正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石雪。
与石雪、夏鼎钧拥有共同宿命的还有原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李建民，以及“港澳国际”属下海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李耀祺，他们的堕落轨迹可以称得上是众多海南金融界人物的命运缩影。
而有些人却与这样的悲剧收场擦肩而过，尽管他们也曾是海南岛上的金融大鳄，上海证大董事长戴志康就是这样的人物。
2004年5月，《英才》记者在一次对戴志康的采访中谈到了当时危机四伏的德隆，熟知金融的戴志康认为，是德隆对金融的驾驭能力失控导致了危机。闲谈中，戴志康还建议我们对那些从海南走出来的商人进行一次梳理，并声称“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的确，戴志康的故事正是从海南开始的。曾以海南省证券公司基金部经理的身份开始他的海南梦之旅，1992年5月，他成功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基金公司——富岛基金。
但戴志康并没有在金融证券领域作长时间的逗留，离开海南之后，他便将投资重点转移到了房地产领域。2004年，戴志康以17亿元的身家在胡润百富榜中排位第57。
事实上，戴志康的转型并不及时，在1993、1994年的宏观调控中，富岛基金也曾遭遇过巨大的亏空，戴志康不仅赔光了利润，甚至还搭上6000万本金，险些破产。
不过，戴志康并没有计划在金融证券业扎根，精明的戴志康在1994年收购了海南证大上海分公司，无形中为今后撤离海南铺下了道路。1998年，戴志康撤离海南，并凭借富岛在证券市场中赚来的一些利润，短时间内在上海滩成功转型，摇身一晃，变身地产商人。
第一次亲密接触 海南版资本故事的经典情节
危机命中注定？
与其他横渡琼州海峡的淘金者相比，三通集团董事长艾欣没有船甲板上晒太阳的经历，也没有感受过潮湿拥挤的船舱。1989年春天，艾欣是乘着飞机抵达海口机场的，因为当时的艾欣已经是一位身价过百万的小老板，而且在自己所从事的设计装饰领域小有名气。
“我下海的第一桶金不是在海南得的，去海南也不是为了淘金，我是带着钱去的”。艾欣说自己当年去海南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没有创业的动机，而是别人请我去做设计”，这个邀请艾欣去海南做设计的人就是如今的海南第一投资董事长蒋会成。
据艾欣介绍，当时的蒋会成还只是海南第一广告的业主，经营着一家小印刷厂，招揽着一些印名片，印信封的活。
艾欣的到来为蒋会成带去了设计装饰的人才，“那个时候有一些大楼要装修”。于是在艾欣的提议下，蒋会成的第一广告公司变成了第一装饰公司。艾欣也开始与蒋会成进行最简单的项目合作，“没有谈什么股份，一切都是实报实销，穿衣吃饭坐车，什么都报销。”
当时与艾欣合作的伙伴中，除了蒋会成之外，还有李维和昂健，其中后二者如今都是海南的风云人物。李维系罗顿集团董事长，拥有两家上市公司，而昂健为罗顿集团副董事长、博鳌文化传媒董事长。
记者从艾欣那儿了解到，在与蒋会成、李维、昂健短暂的合作中，公司曾接下过金海岸大酒店项目，“我很想把这个酒店做起来，那个时候我主持、设计、创意这个项目，还在《海南日报》打了一大版的广告，向全世界招投标，但是后来的周期太长了。”
艾欣虽然没有最终完成金海岸大酒店项目，但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却使得从第一装饰公司里分离出一个金海岸公司。而从李维的财富线路图中我们发现，成立于1989年的海南黄金海岸综合开发总公司正是他财富的起点。
正当艾欣与他的合作伙伴业务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时候，三通公司在内地的业务扩张迫使艾欣作出了离开海南的决定。
艾欣撤离海南岛之后，蒋会成于1992年成立了海南第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始了他资本原始积累之后的扩张之旅，而李维也在这一年将海南黄金海岸综合开发总公司改组为“海南黄金海岸集团有限公司”，为起跑做好了准备。接下来的故事中一切都与资本有关。
“我在这几个人当中是最早进入资本市场的，我1998年就收购了四川的上市公司金路集团。”据艾欣介绍，在他收购了上市公司之后，几个人还在一起聚过一次，目的是为了分享艾欣的资本经验。
但事实上，这是一次失败的资本之旅。三年之后，在当地政府动用警力的局势下艾欣被迫退出了上市公司。
就在艾欣与资本市场亲密接触的时候，蒋会成与李维也都在忙碌着扩充自己的资本版图。
2000年11月13日，一投集团以持有的第一投资股份1142.6175万股与原东方实业在NET系统挂牌的股份4570.47万股，按照1﹕4的比例进行置换。2002年8月6日，第一投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02年9月，第一证券有限公司在珠海设立，注册资本6亿元，一投集团占股约50%，蒋会成出任董事长。
李维则在1999年2月3日，使罗顿发展成功地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5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6.39元，募集资金31950万元。罗顿发展从一家注册资本仅1000万的公司摇身一变为一家上市公司。
也就是说，无论是艾欣，还是蒋会成和李维，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摆脱不了资本市场的诱惑。
但结果又怎么样？艾欣在一场足以让他“老去十岁”的上市征程中不情愿地画上了句号，尽管在采访中艾欣仍语气坚决地表示“资本市场我们还是要进入的”。
而蒋会成在完成了上市之后，却又很“不幸”地成为了“中国上市公司失踪董事长”中的一员，而按照熟悉蒋会成的人对他的评价，“如果他当初不去搞资本运作，老老实实做他的第一百货和装修，以他上亿的身家舒舒服服过几辈子都没问题。”
在对艾欣的采访中，艾欣说蒋会成很会交际，由于当时在海口与蒋会成打交道的金融机构领导都是四川人，蒋会成竟然能把四川话说得比艾欣还地道，“根本听不出来他不是四川人。”
曾声称“老老实实做实业”的蒋会成最终投身资本市场，第一投资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是不是蒋会成资本故事中的“命中注定”？没有人会知道。
当然，也没有人会知道李维的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况，但他2002年接手厦门证券的举措，却或多或少地给了人们一些判断李维命运的依据。
第N次蜕变 生存之道就是完成变异？
解码海南商人的致富基因
作家晓剑在接受《英才》采访时，把海南比喻成中国市场经济的黄埔军校，“从这里毕了业的商人都是一把好手”。
他还告诉记者，在海南浪潮中沉浮过的人都有一种奇怪的海南情结，“一提到1988年就会有一种悲壮感。”
“几年前看到潘石屹在中央电视台做一个节目，在对他的介绍中仅用了两行字，第一行字是他毕业的大学，另一行的意思是他曾闯荡过海南，用这样两行字来表示他的整个身份，这使我很感触。”
晓剑的感触是因为潘石屹能把海南经历当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事实上，对于下一位即将出场的冯仑来说，海南的经历又未尝不是生命中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涂”。在万通公司企业内刊中，冯仑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当年在海南赚取第一桶金的感觉。
但当《英才》记者面对着冯仑，直接询问有关海南的故事时，冯仑却不太愿意回忆这陈年的旧事。“都这么久的事了，还值得说吗？”
就像冯仑自己所比喻的那样，初婚虽然是不愿随意提起，但谁又能说重温“幸福又糊涂”的感觉不是一件美事？
但在讲述故事的开头，冯仑仍然认真地对自己不愿意回忆往事的理由进行了正式的阐述：“所有的伟大都是事后的追溯，绝不是事先的设计。所有人说事先设计的伟大，那是骗人的，伟大只是事后的追溯。当我们追溯伟大时，如果能找到一些当时的伟大基因，这算是客观，如果没找到这些基因，而只是自己在粉饰自己，那叫欺世盗名。”
接着一向爱谈哲学的冯仑这次也不例外，“如果我要投资，我就要找到20年前的王石或柳传志，我才敢投资，为什么？他们有伟大的基因，那些热情、理想、奋斗、毅力的基因。”
“不要沉浸在故事当中，回忆过去的意义就是要找出成功的基因，我特别不愿意讲这些所谓的传奇故事，毫无价值。只有基因才能把故事串起来，只有这些基因找到了，你才找到自己进一步发展的力量。”
按照冯仑的意思，当初懵懂的海南淘金并不是偶然的成功，其中还包含着一些成功的基因。冯仑将自己的成功基因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早期的合伙人基本上不是商人思维，而是事业家的思维，所以在挣得第一桶金的时候，大家不吵架，“我们一直都不为钱吵架，否则早就为钱散了。”
第二是理性基因。冯仑说当年分家的时候，从美国请律师来做文件，这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来说，应该算是理性的。
第三是诚实。冯仑说自己在去年与天津泰达的合作中，“一个民营企业经受住了国有资产的折腾，泰达对我们的最终评价就是诚实”。
之所以用如此多的文字来描述冯仑身上的“基因”，其目的并不是在为冯仑的成功寻找一种“伟大的基因”。我们认为冯仑的基因理论能对解释海南商人的沉浮起到一些作用。
在对印上了海南烙印的商人“基因检测”中，冯仑认为最明显的共性就是冒险和负责任。其中“冒险”是追逐梦想的热情，“负责任”是一种企业垮了不怨政府，自己对自己负责。
但是，海南出身的商人作为一个群体来说，他们曾经的生存状态是体制边缘的游侠和江湖式的操守。在制度的不断完善中，自由的江湖总会被制度吸纳进自己的范畴，冲突自然不可避免，这也是这一群有着特殊出身的企业家如今纷纷落马的主要原因。
“那些拥有健康基因的人，制度变的时候他就会跟着变；如果没有这些健康的基因，制度一变你就会被抓起来”。因此，在冯仑看来，“海南商人”的生存之道就是要完成基因的变异，要使那些曾在混沌状态中淘金的人学会什么是规则。
所幸的是，海南商人并不缺乏这样的适应能力。去年在对昔日海南首富冼笃信的采访中，他就曾深有感触地告诉《英才》记者，他现在工作的重点就是“管理”，要放弃过去那种“江湖老大式”的管理方式。
“到处是歌厅，到处是没有修完的楼，晚上比白天热闹，曾经比现在热闹十倍”。这是一位曾在1992年闯荡海南岛的诗人对昔日海南的描述。
事实上，那场千军万马奔赴海南岛的狂潮早已离我们远去了，但仍有很多人力图将当时的情景还原，就像作家晓剑总觉得没有把海南故事刻画好的那种心态一样。
我们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在早已被描绘了几千遍的海南往事，最直接的契机就是石雪案的开庭，因为海南华银案至少可以看成是当时海南金融的一个缩影。另一个原因是去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因为正是发生在10多年前的那场宏观调控击碎了海南不少的传奇故事。
在此次的采访中，我曾无数次地听到“昨天借钱吃饭，明天开奔驰轿车”的离奇故事。可想而知，那曾是一段怎样令人心醉的梦幻故事。于是我们更好奇地去追寻那些昔日梦幻故事中的主角，想知道，在历经17年之后，他们的财富故事是否依然动听。
总结和归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这个横跨了近20年时空的故事中，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些成功的规律和失败的共性，然而每一个鲜活的个体故事背后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文章中所采访或涉及的人物对于我们主题的渲染具有代表性，因为我们想通过一种选择的差异对比来说明各自不同的财富轨迹，即便当中的一些选择当时是偶然的，但一旦放在特定的背景和具体的行业中，这种偶然的选择就立刻变成了一种能够诠释财富的密码。
在那游侠般的日子里
冯仑：“收获破碎的心”
《英才》：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当时的海南有金可淘？
冯仑：这个东西就是被迫上了花轿，最后到了才知道是做压寨夫人，谁知道呢？很多故事都是这样的。
《英才》：你是被迫去的海南？
冯仑：当然了，我没钱，所以要自己折腾，当时只有海南能注册皮包公司，“三无”公司，全国哪儿都注册不了，就跑那儿去了。
《英才》：在海南你除了收获资本，还收获了什么？
冯仑：那多了，包括一颗破碎的心。那个时候很好玩，很快活，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
《英才》：你“那颗破碎的心”怎么来的？
冯仑：三天三夜不给你饭吃，再给你丢到大牢里，再给你丢到街上，你说怎么来的？
《英才》：你有这样的经历？
冯仑：不是我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类似这种烂事太多了，你想不破碎都不行。但是今天你把它缝好了，可以调侃。比如说最简单，你没饭吃就会知道饥饿是什么状态，我们最早的时候真没饭吃，大家都喝稀粥，然后没想明白的时候就尽量别动，在床上躺着，因为你一动，一上厕所，一出汗，马上又饿了。真的是这样的，因为那时钱是可以数清楚的，你花完就没了。我们有一个同事，合伙人，买机票没有钱了，把朋友的一个录像机典当了都没告诉人家，然后去买机票，结果飞机当天由于什么原因没飞，他腿都软了，当时就哭了，才20多岁。
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中
艾欣：“领教对商业的狂热精神”
《英才》：你到海南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艾欣：我不是去那儿创业的。去了以后发现那个地方热火朝天的，思想很活跃，商业也很活跃，人很多，特别是年轻人。
《英才》：跟内地的反差大吗？
艾欣：差别很大，当时内地也许只有10%的市场经济，其余90%都是计划经济。而海南已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当时注册公司在内地是很难的，但在海南初期的市场模式下，比较容易。
《英才》：是什么把那种热火朝天的气息传递给你的？
艾欣：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到这里来创一番事业。你到任何一个场所去，都是在谈生意。
《英才》：当时的海南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什么？
艾欣：海口很热，而我们却穿西装打领带。
《英才》：是什么让你离开了海南？
艾欣：当时主要是我公司在内地的业务很好。
《英才》：甚至比海口还好？
艾欣：比海口好，因为当时海口还没有开发，都在炒呢。主要是靠资金拿来地就开始卖，那个时候海南还没有形成各种产业，除了娱乐行业发展迅速外，其他行业没起来。而且那个时候海口的城市建设落后，记得去机场要排两天两夜的队才能买到机票。
《英才》：从海南经历中你学会了什么？
艾欣：还真没有总结，但是有一点，海南做生意的热情，做生意的积极态度，以及那种对商业的狂热精神使我感触很深，它教会了我什么是商业。离开海南后的几年里去各个城市做生意，碰到人一问，几乎都曾在海南做过生意。但是现在少了，大部分是从国外回来的。
《英才》：这种热情现在还有吗？
艾欣：有。当时海南没有什么成熟的商业模式，也没有什么产业模式，更没有企业管理模式，什么都没有，但是它有一种热情，它告诉人们，可以自己去创造事业。
《英才》：这种海南的热情在你身上的痕迹是什么？
艾欣：我现在一有闲情就会写诗，这本身就是可爱的。这说明中国商人从海南一直到现在，他可以从对商业不懂，到热爱商业，而且我们生存下来，最终还回归到了文化……
曾经海南难为水——海南脸谱
艾欣，三通集团董事长。1989年赴海南淘金,1992年抽身离开海口。1996年，艾欣将自己在各地设立的分公司重新整合为三通集团公司。
陈金飞，通产投资集团董事会主席。原在北京政府机关工作，1987年，与三个合伙人一起创业，开始出口纺织品，三年后转入海南房地产业。之后陈回到北京投资房地产、建筑材料。
陈宇光，新能源董事长。他创办的海南新能源公司成立于1988年6月，后经过股份制改造，1992年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是海南特区第一家上市公司。1993年底被审查，1995年陈复出，再度出任海南“新能源”公司的董事长。
戴志康，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上世纪80年代末进海南，创立过富岛基金，原海南富岛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1998年撤离海南，转型为房地产商人。
冯仑，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1991年起步于海南，在房地产领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成功撤离海南。
黄巧灵，宋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1986年只身来到海南，以2000元起家，在海角天涯开发了第一个海滨浴场。1994年到杭州开发宋城、杭州乐园等旅游项目，并收购了“奥丽安娜”号邮轮。
蒋会成，第一投资董事长。1988年，22岁的蒋会成与老乡在海口东湖里89号租了一处私房，注册成立了第一广告有限公司，后逐步发展为第一装饰，第一投资，成为海南当地风云人物。
李建民，原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1994年，赛格成为海南省第一家有资格发行承销B股股票及代理买卖业务的公司。2002年8月，李建民被海口市新华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
李耀祺，原“港澳国际”董事长。1984年9月，受中央指派担任港澳工委常委、澳门分工委书记。1987年，到香港组建“港澳国际”。2002年3月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死刑。
刘波，诚成文化董事长。从海南做房地产获得创业的第一桶金。曾成功地打造出中国证券市场文化传媒概念第一股“诚成文化”。2003年9月，刘波逃匿海外。
刘博，北京依莲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1990年来到海南“拓荒”。曾首次在地产界提出“人文地产的觉醒”。
潘石屹，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1987年起开始在深圳和海南开创自己的房地产开发生涯。1992年，潘与人合作共同创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开发房地产。1995年，潘石屹创立SOHO。
阮希玮，德亚集团总裁。1991年在海南以炒房地产起家，1994年成立福建德亚集团，与李宁合作生产“李宁”牌领带、服饰，此后业务逐步扩展。现在德亚集团的投资包括果树、养鱼、娱乐和高科技园区。
石雪，原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大连证券董事长。2002年9月因涉嫌金融凭证诈骗被捕；2004年5月24日被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罪名多达六项，涉案金额高达44亿元。
吴克龄，汉唐证券总经理。早年进入农总行工作，后借调到国务院扶贫办工作，并以扶贫办名义到海南创办海南兴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04年，汉唐被托管。
吴一坚，金花企业集团董事长。1985年到海南发展，1991年岁末从海南回到西安，创办了金花房地产开发公司。后发展为金花集团，涉足开发、投资、制药、商贸、交通、房地产、酒店及高尔夫等领域，拥有国内和香港两家上市公司。
夏鼎钧，海南华银原副总经理。曾在中国金融学院任教授，华银成立后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夏鼎钧被聘为副总经理。2002年被捕，后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刑。
谢强，原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兼天津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在下海南的日子里，曾参与创办了《证券时报》等数份报刊，全面主持过《海南日报》海外版和《海外时报》的工作，曾担任两年海南省常务副省长的秘书。
曾伟，棕榈泉国际公寓董事长。1988年从四川某国家单位辞职，来到海南，先后在省政府、省人民银行工作过。后在北京开发了棕榈泉国际公寓这一高档项目。
张宝全，今典集团董事长。1992年到深圳，后来到海南，创建了房地产公司和海运公司，通过海运挖到自己第一桶金。
张高波，原海南证券交易中心理事长。1987年来到海南，历任海南省省长秘书、海南省政府政策处副处长、人行海南省分行金融市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海南省证券交易中心理事长。从1993年开始，张淡出海南证券交易中心，现任东英金融集团总经理。
张志平，原海南省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88年10月，海南省证券公司成立，1989年2月至1993年3月，张志平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首创中国第一个房地产投资券——怡和房地产投资券；创立了全国第一批老基金之一的富岛基金；承担中国第一家溢价发行股票的承销工作。1996年，张北上成为中国证监会第一任机构监管部主任。1996年从证监会辞职后，张志平成为东英金融集团执行主席。
城市浪潮之一 珠三角“黑影”
吴志剑：我从不认为有违法的事情
文·李刀
翻开常德市市志，可以找到这样一行字：“吴志剑创作《白金杯》，1983年由湖南电视台拍摄。”当时的吴，俨然是常德文化名人。《白》之外，他还创作了同样是公安题材的电视剧本《黑影》。
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白》拍摄20年后，吴站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听主审法官庄严宣判：“深圳政华集团总裁吴志剑因犯合同诈骗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判处有期徒刑17年……”曾经是公安人员的吴成为了真正的“黑影”。
1986年秋天，吴到深圳“淘金”。求职屡屡碰壁后，父亲是政府官员的吴开始捡易拉罐，睡公厕。极度屈辱中，吴发誓要挣很多的钱，并整日寻找时机。
望眼欲穿的吴终于看到曙光，濒临破产的华东商场招人承包，积压商品多为紧俏的服装和家电。他找到几个战友，筹钱承包下商场。之后的半年里，吴看到了自己的能量：获利17万元。
接下来的事似乎是一顺百顺。与常德市政物资公司联营，组成深圳政华贸易公司，任总经理；用300万元买下深圳国贸大厦第三层；拍得28张深圳市首次拍卖的出租车营运牌，组建“国润”、“奥润”等出租车公司；组建政华集团。1995年，政华集团进入巅峰时期，“拥有100多家下属公司，1.5万名员工，28亿元资产，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拥有数十家实业公司。”
吴曾对人说，有一件事情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中国竟然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级企业家，他要争这口气。一位检察官对他的评价刚好回应吴的心痛，“吴志剑就喜欢玩虚的，迟早要犯事儿。”
1999年底，外表风光的吴终于不能支撑下去。真实情况是，从拍得出租车营运牌照开始，他就没有真正开拓业务，一直靠银行贷款度日。为应付香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吴指使手下准备了空白产权证及“深圳市运输局营运中心”的公章、钢印，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吴还组织人修改公司的出租车经营承包合同，骗取租金逾亿元，构成合同诈骗罪。
狱中的吴则这样解释他的“经商之道”：“我从来都不认为有什么事是违法的。”
城市浪潮之二 长三角“落水鸡”
许培新：杀给“猴”看的“鸡”
文·李刀
2005年3月10日，港联交所宣布，腾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因长期停牌，取消上市。
起因回溯到2003年6月6日，许培新从上海飞到香港筹办腾达智能股东一周年大会，香港廉政公署人员却突然冲进他的办公室，将他拘捕。6月9日，腾达智能发布公告，暂停在香港联交所的交易。2004年9月，因串谋使用虚假文书，夸大利润，许被判入狱4年。
从商之前，许在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信息系统课程。1993年，许创办自己的公司。其第一桶金1998年在房地产业攫取。
从1992—1995年，上海滩迎来了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第一波巅峰期。虽然1996年国家实行宏观调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但由于建设周期的滞后性，直到1998年，上海地产项目仍旧遍地开花。1998年之后的5年间，许拿下上海世界贸易商城、上海远东国际大厦、上海朗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喜临门大酒店等多个项目的系统安装大单。
香港廉政公署调查结果显示，为了在联交所上市，腾达智能涉嫌提供贿赂，夸大公司1999—2001年度期间的营业额。上市后，许涉嫌与执行董事及其他人士串谋操控该上市公司的股价，并挪用资金。
事发后，许经常和身价31亿，涉案金额逾7亿元的周正毅相提并论。事实上，许身价最高时也不超过2亿港元，其涉案金额最高5000万元。
业内人士认为，香港廉政公署之所以空前严厉地惩罚许，和当时的环境密切相关。2003年3月，香港市场对主板和创业板的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的诚信问题普遍质疑，香港廉政公署展开代号为“峨嵋”的大搜捕，主要对象之一钱永伟溜走，许落入网中。
法官则称，许是整个骗局的最大得益者，许本人对诈骗毫无悔意，因此对这起案子实行了“恐吓性的刑罚”。
城市浪潮之三 环渤海“标王”
姬长孔：用3.2亿元轰炸你的感官
文·李刀
秦池最新的新闻是准备整体出售。不过，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
在秦池上空弥漫着的，或许和1993年前姬长孔嗅到的一模一样。姬永远无法忘却当时的秦池：几间平房显出破败之相，满地大瓦缸，杂草疯长，人心惶惶。
苦思数月，行伍出身的姬决定从沈阳开战。他先在当地电视台买断段位，轰炸性投放广告，然后沿街请市民免费品尝秦池白酒。兵家讲求奇正相依，姬想法大胆出位，租用一艘飞艇从沈阳闹市区上空撒下数万张广告传单。
沈阳大捷后，姬开始在全国攻城略地，销售额连续三年翻番。1996年，秦池一掷6666万，力夺央视当年标王。之后，销售业绩飞速上升。1996年底，姬内心并不平静地喊出3.2亿元天价，震倒各路豪杰，蝉联1997年标王。
秦池倒掉后，有人这样分析当时情况：如果秦池不第二次中标，其销售量肯定会直线下降。前任“标王”孔府宴酒便是前车之鉴。对于军人姬长孔而言，这不仅意味着企业的死亡，实际上也意味着企业家生命的终结，绝对不能接受。
业内专家认为，秦池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发展太快，对代理商失去了控制能力，导致了代理商私自提价，将低档酒以高价卖出，造成质价背离。另外，秦池只重视知名度不重视美誉度，在成为全国知名品牌后，还停留在单纯的产品销售上，而没有进行品牌文化建设，一旦产品质量出现漏洞，连补救措施都没有。
城市浪潮之四 西部“模范”
张国芳：每年500万灰色消费
文·李刀
兰州市副市长杨在溪、市委秘书长殷吉平下台，前任兰州市长张玉舜被捕，兰州市委书记王军遭免职。短短几个月，兰州政府高层强烈地震。
这一切从张国芳被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措施开始。据称，张每年用于联络政界的灰色消费达500万元。
早在1974年，浙江小木匠张国芳带着一把锯子，一把斧头到甘肃定西谋生。1994年，张租借市体育馆场地做家私城，场地承包期10年，包括采暖、治安、卫生等费用，前五年承包额仅为50万。1996年11月，他和一个香港商人共同投资3000万元成立国芳置业公司时。1999年，他投资4亿多元，用了400多天建成8万平方米的兰州国际博览中心。该中心被甘肃政府定为“兰洽会”主会馆。
6年时间，张的身价从500万涨到近10个亿。张坦言，定西虽然贫困，但贫困更盼望富裕；这儿虽然封闭，但封闭更需要信息。在这儿做生意，竞争少，市场大。
与张有过生意接触的人讲，张平时相当注重仪表，背头梳得一丝不苟，一直以白衬衫，领带，西服的装扮出现。在公众的眼中，张也是个“模范企业家”，不抽烟，不喝酒，中午、晚上坚持在公共食堂吃5块钱的盒饭，工作狂。2001年，张还以按揭贷款的方式买下一套130多平方米的房子。
在张的发迹史上，国芳置业的地位举足轻重。正是通过它，张成功运作兰博，投到兰州国芳百盛购物广场的5800万元，据说也从国芳置业的账上划过去。知情人士称，国芳置业基本上免税，原因很简单，“有领导给税务部门打招呼”。张事发前，免掉的税全部补齐。
西部大开发正如火如荼，手心痒痒的张只能暂作罢休。而导致他暴富又急速跌落的开始，就是在开家具城期间，他借给政府机关做家具的机会与某地方领导建立了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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