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新体系：深圳制度觉醒与拉美化警觉

　　本报记者 丘慧慧 深圳报道

　　深圳市主管科技工作的官员们普遍认为，今年1月，国务院、科技部调研小组两次低调而突然地造访深圳，实际上是中国政府高层对中国现行科技创新模式，以及中国“拉美化”危机的一次整体反思的开始。

　　一位深圳市官员说，政府部门两次疾走深圳的背景是，去年12月24日、27日、29日，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三次密集讲话，随后科技部派发了题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有关科技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指出，胡总书记讲话的核心内容“坚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的表述，实际上是对各地政府长期“引入型”思路的一次洗刷，是对本土企业作为国家科技自主创新主体地位的重新发现。

　　“这对一个时期以来，科技工作重引进、轻自主创新的倾向是一次重要的拨乱反正。其影响将在今后一段时期的国家战略导向中体现出来。”有深圳市科技局人士透露说，在这两次国家部门对深圳的造访之后，科技部调研组已经针对此次调研“写了三份材料”，而这种国家战略导向的转变对深圳而言，或许是一次重新“发现深圳”的机会。

　　“拉美化”魔咒

　　在今年3月23日由深圳市科技局承办的“深圳市加强自主创新座谈会上，深圳市主管科技的副市长刘应力极不客气地作了一个比较：仅有9000万人口的墨西哥，人均GDP是6000美元，深圳去年人均GDP与此相当，但是在研发(R＆D)投入上，墨西哥R＆D投入占GDP的百分比是6.2%，深圳只有2.9%，整个中国的研发投入比例更低，只占GDP的1.2%——与墨西哥相比尚且如此，与欧美、日韩的落差则更大。这个差距反映了中国在自主创新上的投入的资源实际上如此稀薄。

　　而这仅是问题的一面，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周路明说，胡锦涛在其讲话中意味深长地强调，未来要把“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子”，以及“科技创新是现实的第一生产力”，“从更深的层次分析，这些讲话不仅仅是讲科技问题，背后还隐含着对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忧虑。”

　　事实上，深圳市政府高层把《通知》解读为中央政府对科技创新体系的一次制度觉醒：对“世界工厂”的沉醉，以及每年上千亿美金的进出口额，正在掩盖另一场正在到来的危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环境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消耗为代价的，这种模式将使中国经济发展在不远的将来陷于难以为继的境地。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也将因为同世界其它国家之间日益剧烈的资源争夺战而化为泡影。”周路明分析说，过去十年，被中国视为科技工作典范的许多科技开发区，“发光不发热”的外资制造加工区，实际上是“惟利是图的跨国公司与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

　　国务院及科技部调研组的深圳行中有一种说法，认为这场十年博弈的结果是，中国人依旧在产业链的下游为别人打工，越来越多的产业重复着DVD行业“6C”联盟的噩梦，海外市场技术壁垒案例的增加正在不断证明，中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与此间资源的消耗量并不成正比。而过去中国依靠外商投资、低附加值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在经历十年拷问之后正在等待一次正本清源的改变和提升。

　　据深圳市官员透露，此次国务院和科技部调研的重点之一在于，了解深圳企业在自主研发投入中的成效，以及推进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体制环境，为即将于今年8月的全国科技大会寻找新的经验模本。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将着力解决的问题在于：历年科技投入从结果上看背离了最初的愿景，大学、科研机构承担国家技术创新主体处境尴尬，国家科技经费投入方向与实际产出落差巨大。

　　这是国家科技战略的第三次阶段性调整，刘应力副市长在深圳的座谈会上说，“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是‘科学的春天’；1998年的‘技术创新大会’是第二次；这回叫科技大会，‘科’和‘技’合起来，国家会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第三次机遇”

　　有深圳市政府官员说，“国家战略正在酝酿变局”。属于深圳的机会在哪里？

　　该官员说，对于仅有二十多年历史的深圳而言，被称之机遇的东西很多，但是能够称得上战略层面的机遇大概十年左右才降临一次：1979年，中央决定建深圳特区，“这是一次纯粹外部赐予的战略机遇，深圳很好地把握了这次机会，完成了原始积累“；第二次是进入1990年代，深圳抓住当时大量科技资源闲置以及人才南飞的机会，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将高新技术产业放在相对突出之位，成功挤进了国内高新技术三大重镇之列。

　　而“第三次机遇”在持续了多年的“唱衰深圳”论调后似乎正在到来。

　　有深圳市政府人士透露说，今年初，深圳市政府继2003年底首度赴苏州考察后，再次组团低调抵达苏州，但是相比一年多前“苏州威胁论”的强大压力，此次调研的结果却让深圳市长舒了口气。

　　2003年5月的政府工作会议上，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不无忧虑地指出：当月苏州GDP已经开始超越深圳，深圳位居全国GDP老四之位正受到苏州的威胁。2003年，深圳在一种隐隐地担忧中度过。当年下半年，深圳市政府高层示意，市委政策研究室着手整理一份内部的《深圳竞争力研究报告》，以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四地为坐标，评估深圳整体竞争力。2003年末，该报告出炉，发出“2003年苏州GDP总量可能超过深圳”的警示。

　　尽管2003年深圳仍以GDP2840亿元险胜2700亿元的苏州，但是当时的深圳市政府普遍担忧：以苏州在土地资源、地缘文化上的优势，苏州近年招商引资的加速度正在对资源相对短缺的深圳构成强大的威慑力。

　　然而，今年初深圳市官员考察苏州后私下的结论已经颠覆以上论调。有市政府人士表示，现在深圳市已经不再关心GDP等数字的比拼，因为苏州模式所反映出来的软肋正集中暴露出中国制造业的宿命：以资源换取资本投入并没有带来产业竞争力和自身技术的快速提升。相反，牺牲和弱化了自主创新对一个城市竞争力提升的最佳时机。

　　深圳市正庆幸自己没有落入这个广受质疑的制造业怪圈。“深圳不像某些人说的是一个靠吃政策饭养肥的暴发户，尤其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深圳的成就值得人们尊敬。”有官员说。

　　深圳市科技局数据显示，2004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3266亿元，其中属于本土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产值占56.73%。周路明分析说，尽管“自主知识产权”的界定不甚清晰，但是深圳市有一半以上的产值出自本土企业，并有80%以上的本土企业在从事自主研发的努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比例与国内大多数“引进型”经济为主的城市相比有绝对优势。另外，深圳市2004年研发投入总量达到120亿元，占GDP2.9%，这个比例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但是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三倍。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深圳研发R＆D投入中，90%的投入由企业完成，深圳的企业是名副其实的技术创新主体。

　　“不管国际产业链发生怎样的迁移，深圳市最坏的结果也有50%以上的本土高科技企业在运作，不会出现所谓制造业的‘拉美化’现象。”周路明说，深圳底子会在接下来的整体制造业危机中拥有相对高的底气。

　　中国“科技创新”模本？

　　“深圳市过去的经验不能代表未来”，刘应力副市长在座谈会上也谈到了深圳的忧虑，他认为深圳在过去两轮机遇中充分利用了机制优势，但是随着华东、环渤海湾，甚至华中和西部的相继崛起，税收优惠等政策优势不复存在，机制对于深圳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作用正在缩小和消失。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深圳在存量上的不足正在等待增量上的快速成长。

　　刘应力指出，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要克服几大问题：一是结构问题，产业结构上适当改变IT份额过大。IT产业中核心的软件产值虽然全国最高，但要改变纯软件收入偏低的局面；第二是资源问题，深圳的土地资源有相当局限性，但是人才及技术资源可以设法弥补；第三是阶段性问题，深圳目前也像世界上其它地区一样，面临产业转移的问题。韩国、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惟有进一步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占有率，才能解决产业转移后面临烂摊子的局面。

　　而所有的这些都将对未来的科技政策、技术创新体系形成巨大的挑战。

　　2004年2月2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深圳市政府发布题为《关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决定》(简称“五十四条”)的2004年“一号文件”。文件条例长达五十四条，翻新了深圳市1998年颁布的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二十二条”条例。

　　但是，“五十四条”更像是一个锐意进取的“宣言式”告白，具体到科技创新体制上的突破和改革的具体层面仍有距离。刘应力说，深圳市政府对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视，是为达到“文件不仅要好看，还要好吃”的目的。

　　他说，深圳市政府的着力点在于“五个再”：思路再突破、资源再整合、体系再完善、政策再有效、环境再优化。具体到政府的执行层面，资源与体系的完善尤为重要。他还同时透露，深圳市2004年在科技的贷款贴息、工程中心和平台资助、标准资助经费、软科学资助上的经费投放高超过3亿多元，今年深圳市仅在软件业上的支持总额将达到6个亿。但是资金使用与投放上如何达到最优，真正提高深圳市的自主创新能力？如何有效扶持中小型和创业型的高科技企业？在没有税收等刚性决策权下如何体现深圳市的柔性政策？种种难题都在考验着深圳市在科技创新上的体系设置。

　　深圳市政府正试图将过去一些朦胧的经验梳理为一种经验模本：深圳市历年崛起的企业，华为、中兴、比亚迪等，恰恰是过去国家科技经费重点扶持的盲区。但是深圳市科技局的数据显示，华为一年创税达32亿，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去年个人缴纳所得税几千万元，这些数字在其它地区政府着力引入和优待的外资企业身上很少见到。更为重要的是，华为与比亚迪在技术实力上的成长远胜于社会预期：华为员工24000人，培养本土研发人员上万人；比亚迪在技术与成本上的巧妙结合，迫使像东芝这样的电池业霸主退出该行业，掌握了产业的主动权。

　　这些都在印证了刘应力的话，深圳市一流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其决定因素“不是人才、资金等要素的存量，而是机制和环境”。相比之下，从全国来看，“中国为科技而科技的事情由无数人干了几十年，浪费了无数的银两，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而深圳，或许可以毫无意外地成为一个科技创新的效益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