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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刘 浏 深圳报道
今年是我国创立经济特区25周年。特区政策何去何从？深圳这一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该往何处去？
在今年1月初，深圳市委提出“效益深圳”及“和谐深圳”的战略思想，深圳市委书
记李鸿忠提出“特区就是特别能改革的地区”的思想之后，关于“深圳改革创新的突破口在哪里”的探讨就成为从政府到坊间热议不休的焦点话题。
5月9日，在深圳“两会”召开之前，综合开发研究院泛珠三角研究中心、《南方都市报》和因特虎深圳俱乐部一起，开了一个有意思的圆桌会议，对深圳下一轮改革创新的推动力和突破口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丁力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
深圳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深圳外部市场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深圳的工业化水平并不那么高，国际竞争力并不那么强，加之深圳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比较有限，深圳急需解决的是经济转型。而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产业结构优化，其背后均潜伏着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如何发展壮大内源型经济，如何尽快形成深圳的自主创新能力。
深圳所拥有的市场优势是以政策优势为基础支撑起来的，当这种政策优势消失后，深圳只能依靠自己的创新，而不能再有等待中央优惠政策“特区情结”。此次党代会报告中列举的“四个难以为继”，说明深圳发展内源型经济的空间已经很小，因此必须学会做减法，腾出必要的空间与资源来发展内源型经济。
所以，是继续从外部借力保持政策优势，还是通过内部培育创新体系，这是每一位关心深圳的人士值得深思的问题。
黄东和(因特虎深商俱乐部负责人)：
深圳过去已经在市场化改革、建立自由企业制度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现在深圳80%的税收都来自民间企业，这形成了一个大趋势，就是政府把所有者的角色转变为公权者的角色，把经营权利交给企业，交还民间。政府作为一个最大的公权者，它管不了所有的公共事务，这些公共事务必须向社会作出让渡，因此，未来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可以承担起绝大部分的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小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强工商”，这可以是深圳改革创新的大方向。
黄卫平(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
现在把眼光投到深圳的社区，会发现很多新兴政治现象，比如说业主维权方兴未艾，比如说社区直选，等等。深入分析这些现象会发现，这是随着中国产权制度改革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实际上在要求政府提高民主法治意识，呼吁政府治理手段发生变化——政府应该从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能够解决的事务中主动脱身。
只有用制度刚性来增强政府的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充分调动社会的各种积极因素，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资源配置时行政权力的自我膨胀，真正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深圳可以在这方面好好地研究突破，争取在国内改革先行一步。
杨龙芳(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根据我的统计，深圳大大小小的行政改革已有九次，可能更多，但结果都是只有治标的效果，没有治本的功效。所以，我们现在来讨论深圳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跳出政府，跳出行政改革的框架来看。
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它已经具备了约会世界顶级商界和政界的便利，所以他在一些方面可能比市长更有发言权，更有在国际上为深圳拓展回旋空间的能量，很多时候，在行政做不到的地方，商业能够做到。
政府应鼓励和推动各种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鼓励市民、工商企业加入各种相关的组织。专职人员不仅比普通市民更了解如何将需要表达的意见提交给政府有关部门，而且可将一批具有共同利益的市民的意见集中反馈给政府，提高有关部门解决问题的效率。
刘品安(广东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
作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深圳曾取得了明显的效益，发挥了示范的作用。接下来深圳应该把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作为重头戏，作为发展突破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认为深圳要大胆地改革，大胆地创新。深圳本来就是从一条血路杀出来的，现在，深圳在经济基础、法律法规、管理和政府的一些方面的能力，都已经具备了在经济改革上在闯一闯的条件，所以，下一步的改革如果说要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的话，就应该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下功夫。
查振祥深圳职业学院经管学院院长：
深圳的产业竞争力欲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只要有风吹草动，深圳就会发生产业外迁；二、深圳的产业成本相对比内地高得多，所以它的竞争力在内地和国外市场明显下降。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深圳的产业包括政府都没有意识到走产业集群化道路的重要性，这个是深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个关键。
深圳今后应该大力发展产业集群，不光是原来的电子产业，还包括化工产业、汽车产业等等。要一开始就营造产业集成这么一个发展道路，也就是要按照整个产业链的思路来发展产业，既要有产业主体的构造，还要有大的零部件的企业。
胡野秋(深圳文化学者)：
深圳的核心价值就是创新。我认为关键是两个，一个就是要实现效益深圳的话，就必须要在从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向更深层面的体制改革迈进。当时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深圳走在全国之先呢？就因为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做了好多别人不敢做的事，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我们目前应该做的第二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要调整，我们要从服务业着眼，尤其是文化产业。
李红光深圳WTO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改革创新应从打破公用事业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入手。由于一些公用事业的垄断性经营，导致深圳许多行业服务价格高、质量差。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这样既可以改善深圳的投资环境，又可以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例如可以公布深圳管道气规划，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污水处理也可以委托非营利性机构管理，根本不用增加污水处理费；需要开通的公交线路应公开招标，亏本线路政府给予补贴等等。
邓盛华深圳公务员：
现在可能全世界、全国也只有这么一个深圳，这么一个特殊的人口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160万户籍人口，1000万的暂住人口。暂住人口规模比较大，户籍人口规模比较小，这样就不能够在经济总量上产生效益，缺少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基础。在市场方面，在人才的结构比例方面，现在深圳无法和大城市比较，没有持续的增长力。
金心异(深圳民间人士)：
我建议提出一个“让纳税人走上前台”的口号，作为一个增强深圳软实力的举措；以纳税人概念为基础，来改造我们的政府，要形成这样一种观念，政府是由纳税人来供养，让其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深圳现在许多公共品，比如一些社会福利品的提供，是跟户籍挂钩的，应该改为与纳税记录挂钩，人大代表的选举，也可以不跟户籍挂钩，而跟纳税人挂钩，比方说你有了在深圳纳税一年的记录，你就可以有资格在深圳本地落实你的选举权，无论你是深圳户籍还是外地户籍。
李津逵(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城中村”改造看做政府与原住民之间的博弈，事实上，真正应该具有发言权也不应该被漠视的是庞大的外来流动人员。
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是以源源不断的外来流动人力资本补充分不开的。低收入群体在劳务市场上表现出“无限供给”的特点，这使深圳得以参加各种因生产要素低廉而取胜的国际竞争。作为低成本生活区，这些出租屋和所在的“城中村”使深圳营商成本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为创新型的产业进入深圳搭建了低成本的门槛。
我建议深圳应像当年敢于冲破既有规范对土地流转的约束一样，大胆地为所有的“违法建筑”确权。我想，如果大家换一种角度承认这个现实，我们就会发现，深圳的城中村、出租屋既承载了深圳的效益，也承载了深圳的和谐，而且它为全中国指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当未来有更多的失地农民洗脚上田后，可以利用他们的力量为城市提供廉租房，这样的话，全国可能通过这样一条道路走向共同富裕。
朱健国(深圳民间学者)：
我认为深圳的改革，深圳特区的本质，我们在追求，实际上就是扩大共生的空间，我们要从所谓速度深圳走向和谐深圳，我觉得就是要重新复兴我们的老祖宗在《易经》里面就提出来的共生观念，阴阳天地，各种的思潮，各种的制度，各种思维建立的共生，我觉得这个共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那时候做得比现在要好，这么多年，深圳的退缩，不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政策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深圳失去了探索扩大共生空间的这种追求。深圳应该鼓励多种价值观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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