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绝非大卖大送

　　程恩富/文

　　导读:一味宣传民营化，认为卖国有企业就是产权改革的大方向，这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中国经济改革的尖端问题——产权改革，是中国当前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不协调的总根源之一。

　　在郎咸平教授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讨论，他讲的问题实际上是“公开的秘密”。郎教授讲了三个案例，其实类似的案例到处都是，只是他的案例引发了争论，于是大家开始探讨为什么会普遍出现这些问题，我们的改革应该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后来，讨论变成了对立的两种意见，在利益问题上，中间派还是比较少的。

　　应当看到，在支持郎咸平和反对新自由主义式大卖大送公共财产的学者中，不仅有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且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例如，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辉认为，对盈利的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MBO是不对的，没有一个国家搞私有化像中国这样，把全体人民的资产主要送给现在一些在位的企业负责人。

　　国有资产是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千百万干部、知识分子、工人经历了过去长期的低工资，农民做出了极大的牺牲，目标都是为了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使国家的整体实力能够快速上升。即便现在要处理国有资产，也涉及到一个公正的问题，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很多地方都没有做好。有一阵子甚至突然刮风: 国有企业赶快卖、赶快送，彻底卖、彻底送。有的地区搞国企改制，一家企业原本有七、八千万的资产，结果评估下来只有一两千万，然后就卖了，这就是社会上通常说的“空手套白狼”，这样的改制极不合理，一是评估价格实在太低，二是企业负责人等于没花钱就得到了企业的产权。

　　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也指出，不能把管理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所有制问题，纳入私有化万能的轨道，对经营不善的经理不但不惩处，还要把股份送给他，这是极不正常的。日前有报道说，吉林准备对搞亏国企的负责人实行撤职，其实早该实行了，但报纸却把它当成新闻报道。

　　对于国企改制的大卖大送，网民的反映如何呢？截止去年9月20日21:47时，新浪网调查的90580人，认为郎咸平分析精辟、一针见血的占90.66%，认为是否有理尚待检验的占6.56%，认为郎咸平毫无依据、纯属猜测的占2.78%。截止同一时间，搜狐网财经频道“如何看待郎咸平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调查，支持郎咸平的占85.77%，认为郎咸平一针见血的分析可能会招致报复的占9.55%，认为国资流失与我无关的占4.67%，可见，九成的网民支持郎咸平，社会对“大卖大送”痛恨之深可想而知。在这个问题上，以中青年为主的网民的态度，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态度，履行“三个代表”，建设和谐社会，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些意见。

　　胡鞍钢也曾撰文指出，1995年前的改制对工人来说基本还是“双赢”，1995年以后，尤其是1997年后的改制，工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因此需要纠正这个问题。

　　广大人民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应当继续推行实质性改革，但另一派主张民营化即私有化，国资监管部门的不少人也基本倾向于后者，所以，现在争论依旧在持续。但我认为，按照现实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私有化程度越高，社会就越不和谐。

　　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是，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占主体的市场经济。公有制可以比私有制更好地与市场经济实行结合，现在的问题是操作失误，又用失误来否定“公有制高绩效论”。产权改革和企业管理是有联系的两个方面，并不是产权改革后企业就搞好了。企业管理和产权问题都是重要的，关键是要施行党政问责制，特别是对国有资产的管理部门实行问责制，采用引咎辞职的制度。中央要像抓“非典”那样抓国企改革，这项工作肯定可以搞好。

　　改革以来，我们没有采取这样的政策，而采取的某些政策则有严重的问题。比如制定政策的部门认为“国资控股公司的主要负责人的基本年薪是8万、10万、12万”，我当时就指出，如果把企业搞亏了，还是这个标准吗？把国企搞亏损了，给2万维持基本生活就已经很好了。北京有位经济学家说，过去是好人掌权没搞好，现在有的部门是笨蛋掌权，接着选了一个坏蛋经营国有企业，这样怎么可能搞好国有企业呢？所以，要立即实行市场化招聘国企主要代理人和经营者，并尽快推广个人财产风险抵押制，政资分离，企业内部要严格推行行政一元化的法人治理结构。

　　现在有些人有意把国有企业搞亏损，然后国企就可以顺利地成为个人的企业。去年5月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课时就谈到，从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分析，不少地区大卖公有企业，再过几年，私有制企业所占比重将过半，中国将进入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社会。有人认为，可能再过几年，我们会走上原苏联东欧已经实现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条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成为空话。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