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行规定是谁的胜利

　　本刊记者 东涤任

　　导读：“这个规定坚持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方向，但也注意到改革中存在的国资流失等问题，是以规范为主的”

　　《暂行规定》的出台给从2004年8月开始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划上了一个逗号—— 对于那场争论的双方来说，事情远远没有完结。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第一时间发表意见说，除非新的规定能够堵住所有漏洞，确保国有资产不被侵蚀，否则一切MBO都应该停止。

　　国资委经济研究所宏观部部长赵晓认为，郎咸平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懂得中国国情。国资委《暂行规定》实际上还是肯定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方向，是在肯定的基础上进行规范，而不是停止或者改变国企改革的方向。

　　社科院研究员左大培说，国资委的《暂行规定》有进步，肯定了大型国企不能MBO，但这个方案是一个中间派的方案。国企的MBO应该全部停止，我们要坚持斗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说，程恩富和左大培完全停止国企MBO的左派主张我不完全赞成，但右派想瓜分国有资产也不行！

　　看来，《暂行规定》的出台并不能平息这场争论。

　　争论之一：是谁的胜利

　　赵晓说：“我觉得国资委的立场是清楚的，改革的方向也是很清楚的。这个规定坚持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方向，但也注意到改革中存在的国资流失等问题，是以规范为主的。”赵晓评价，中国改革的特点就是不走极端，大家都可以说，中央再来平衡。

　　被看作左派的杨帆始终在澄清自己的身份：“我主张超越左右翼，我从94年以来都是这样的观点，我觉得我是大获全胜。”但当记者在另一处问到这个问题时，杨帆也承认: “这个规定比较详细，如果真的按照这个规定执行，允许MBO的中型企业实际上也不可能MBO，所以也不能说是右派的胜利。”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程恩富则总结道：“这只能说是左翼的一个小胜利，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规定说大企业不允许MBO，中小企业允许MBO，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郎咸平一样认为，不论大中小国企，都不应该进行MBO。”

　　左大培说: “我认为国企的MBO应该一律停止。原来有人想不做任何规定，偷偷私有化就算了，现在他们发现这样老百姓不答应。所以国资委还是有进步，大企业从以前的‘不宜’明确为不搞MBO，中小企业的MBO也设置了很多限制。如果真能严格执行，中小企业MBO大部分还是会被限制的。”

　　复旦大学经院教授石磊的评价丝毫不留情面：“这个规定的出台首先说明此前有关部门对国有资产管理上的无能已经体现出来; 也说明国资委的的政策确实受到这次大讨论的影响，认为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实行国企的MBO是不合适的。”

　　争论之二：能不能解决问题

　　赵晓分析，国有资产的流失，一种是国企改制中的交易性流失，一种是体制性的流失。“规定的措施是想比较好的解决国企改制中的交易性流失，但如何控制国企的非交易性流失，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赵晓也认为，现在中小企业MBO的资金要求很高，如果严格执行，确实很多企业很难真正MBO，“但是地方在执行的过程中不会有这么严。”

　　杨帆则认为: “中小企业要分就分吧，但分的时候必须让工人参与才行。而且，10多年来中小国企的产权改革应该清查，违法所得该退的就退，也要给工人分点钱，不能光让管理层拿走。”杨认为，改制过程中程序公证性的问题必须得到贯彻，否则改制肯定面临无数的阻力和后果。

　　程恩富的前后观点高度一致：“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不是反对一股独大吗？MBO了、私有化了，不还是一股独大吗？”对于规定中对于中小企业MBO的具体规定，程恩富表示欢迎，但他话锋一转：“中国很多中等规模的企业实际上是很大的。现在国有资产评估中存在严重的猫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对于最近几年中小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严重流失，国资委根本就没有清查追究！”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企业家史正富则对文件所蕴涵的另一个问题提出了根本的疑问: “这个规定还是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 国企改革的均衡产权结构到底是什么？是民营化？是私有化？还是其他？现在我们还是没有明确答案。”

　　争论之三：如何看待产权改革

　　在赵晓看来，禁止MBO只能停止国有资产的交易性流失，但不能解决国有资产的体制性流失。中国改革目前已经从80年代的帕累托改进——没有人受损，但有人受益，社会总体福利增加——发展到卡尔多改进——有人受损、有人受益，但总体福利增加。因此，“国企改革不能因为有人受损就停止改革，问题是怎么解决受损者的补偿。”

　　对于国企的效率问题，程恩富表示:“80年代国企的亏损面最低只有2.3%左右，最高只有9%，怎么能讲效率低吗？90年代以后的国企困境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税负过重，政企不分等原因。你可以看看，私企现在占GDP中的比重是多少，但他们交的税又是多少呢？”

　　而史正富则从实证和经济史的角度，对民营化的产权改革方向提出了异议。他介绍，世界欧美发达国家的产权结构从150年前以私有产权为主，发展到今天主要是四种组成: 私有资本、联合起来的私有资本、经由政治过程建立的法人资本、社会资本，随着社会的发展，后面的几种越来越社会化的产权形态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发达国家现代产业的产权结构实际是多元化、社会化的。从中得不出民营化的产权改革的趋势。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前几位的大股东往往是像养老基金、雇员基金这样的非盈利法人资本。因此产权学派以产权先进型为标准实际上在实践中没有多少支撑。”

　　左大培则结合了很多案例来说：“健力宝为什么衰落？就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放任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进入，再一个就是私有化搞的。这不就是改制失败的例子吗？我在东北调研的过程中看得多了，多数企业私有化之后仍然搞不好。所以开这个药方不是害人吗？”

　　石磊认为，把眼光完全放在产权上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不是所有的国企都搞不好，也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搞得好。除了产权制度这个基础以外，企业家精神、企业治理结构等都同等重要。“现在国有企业面临管理层道德风险和信息不确定的双重风险，这就和产权关系不大。”

　　配文：

　　2004国企产权改革大辩论

　　本刊记者 东涤任

　　谁也没有想到，2004年8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一篇对格林柯尔置疑的演讲，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和共鸣，也导致了那么多的置疑和不满。

　　实际上，是时郎咸平的发难，建立在他对顾雏军利用国企改制之机，打造格林科尔系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而在此前的2004年6月，郎咸平已经因为对TCL和海尔所谓曲线MBO提出置疑，引起公众一定程度的关注。

　　聪明的被置疑者对于郎咸平的指责并不辩解和回应，企图用沉默把对手的进攻消解于无形，比如海尔的张瑞敏。但也有人易守为攻，向大众昭示自己的清白: 8月17日，顾雏军在香港以诽谤罪正式起诉郎咸平。

　　于是，形势急转直下，与主流经济学家往常封杀一个人言论的通常的最佳策略——不理你——不同，事件演化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重大焦点，各路人物纷纷自愿或者被迫的出来表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率先出战。张指出，现在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后确定的基本方针”，断定“国企改革的方向不容否定”。其后，张瑞敏在记者再三追问下被迫表态。

　　几天后，赵晓更是对郎咸平教授提出尖锐批评，认为郎对宏观经济、转轨经济的认识有所不足，对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相对不足，称郎咸平显然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有利于民众的改革渠道，甚至连其中的真正问题都可能没有搞清楚。

　　8月28日，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在北京，幕后由杨帆等人策划的挺郎派，发起了“国资流失与国企改革研讨会”，杨帆、左大培、韩德强等中左翼经济学家组成“挺郎派”与郎咸平一起高调登场，而主流经济学家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王东京、林毅夫、茅于轼等邀而未来，只有张文魁单刀赴会。会上，张文魁的发言曾多次被情绪激动的左大培打断。

　　郎咸平在发言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政府的介入，我们需要政府做一个主导。以什么为重心呢？以民为本，以老百姓的福利为前提。我们现在产权改革走错了，以效率为本了。我们对国有企业怎么批评的？没有效率。民营企业呢？有效率。我请问各位经济学家，怎么衡量效率？现在科学界还没有一个定义。以一个没有定论的参数指标，就判定国营企业的死亡，是不是太草率了？”

　　此时，在深圳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面对中国最有名声的企业家们，张维迎公开对郎咸平进行了不指名的批评。张认为，当时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中国企业家的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他还表示，自己不否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着或者可能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但国有企业民营化这个总体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

　　至此，争论双方基本阵营亮相，阵线分明，观点基本相对。而争论的进一步升级才刚刚开始。

　　9月11日，中央财大博导李炳炎等42人集体亮相，公开表达对郎咸平的支持。

　　9月14日，程恩富等10位教授发表了公开信，更是直截了当的把双方争执的要害放到了“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分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领下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观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及其‘华盛顿共识’的界限”，并以非常严厉的口气警告:“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方向，就会步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尘，葬送党和人民半个多世纪奋斗的全部经济成果，阻碍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建设。”

　　同月，吴敬琏、许小年、周其仁先后加入这场讨论，对郎咸平表示了异议。令人惊异的是，此前相当主流的林毅夫在此次争论中，却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卸掉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实际上对国企产权改革的方向并不认同。

　　争论的扩大化，尤其是争论背后对于中国经济改革价值取向和利益立场的纷争，导致各界学者的加入。历史学者秦晖和文化学者王晓明就是这时参与到这场争论中的。有意思的是，这些人文学者的意见，明显的都与主流拉开了差距。秦晖强调了“公正至上，起点平等”，而王晓明则根本就否定了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

　　争论不仅仅引起了民间的热烈响应，最终也给政府高层带来了巨大压力。而国资委作为政府的主要主管部门，更是迅速做出反应。8月13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监察部、工商总局等四部委联合下发“特急”的《关于开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检查工作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