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经杂志：中国的资源外交尚需大智慧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陷入了急速扩张的制造规模与相对贫瘠的资源条件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形成的窘境。随着资源外交的深化，将难以避免地带动多种复杂的战略与安全互动，对中国来说，既是外交上的新考验，也是发展道路上的长期挑战

　　　朱锋/文

　　1832年，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对英国上院说了这样一段话：“大英帝国维护殖民体系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保证我们能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输入我们所需要的资源，并防止这些资源被对我们有敌意的国家所控制，”他接着说，“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大英帝国的骄傲”。

　　在国际关系中，油气、矿产等自然资源一直是大国竞争的动力和目标。这些资源与生产原材料的供给能否稳定、安全以及能够使用什么样的可靠战略来保证供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今天，像帕麦斯顿宣称那样通过殖民体系来保证资源输入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但保证自然资源的可靠输入却仍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任何大国通过工业化进程实现可持续的国力强盛的基础。

　　中国资源外交的全球攻略

　　1993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静悄悄地发生了：曾经是石油净出口国的中国，从这时起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石油进口的不断增长仅仅是中国迅速发展的制造业对全球资源需求的一部分。从90年代后期开始，“资源外交”开始提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议事日程，并迅即成为当代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中国不断走向世界、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实现方式不断国际化、全球化的必然要求。资源外交的兴起，不仅丰富和活跃了作为服务和保障国家利益实现途径的中国外交的内容和层次，也是中国国家能力发展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11年过去了，中国的石油需求以每年3.7%的速度增长。到去年为止，中国共进口了1.227亿吨的石油，超越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目前，中国日均进口536万桶原油，比日本多出2万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铁矿石的第一大进口国，铜的进口量占该项国际贸易总量的20.6%，大豆进口占世界的31.2%，氧化铝、铅锌等原材料的进口也排在世界前列。中国在赢得“世界工厂”称誉的同时，也快速地进入了急速扩张的制造规模与相对贫瘠的资源条件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形成的窘境。

　　为此，中国的“资源外交”——通过不断地建立和发展与资源丰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开拓和形成有利于中国资源经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和商业环境，进而建立起资源合作为纽带的战略性同盟——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自然延伸。

　　在中国资源外交中，能源外交进行得最早，成效也最突出。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石油供应在能源外交和扩大海外能源战略的双重推动下，正在逐步形成多种输送渠道、多样化保障领域和多元化供应来源的石油供输机制。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石油在中国外交部门的配合和支持下，开始投资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开发和生产，先是取得了该国阿克纠宾油气股份公司的部分股权，进而获得了阿克纠宾油气田的开发权。2004年9月，连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中哈石油管线正式开工，该管线将在2005年12月底投入正式运行。这项工程是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石油投资的延续。该管线全长2800多公里，投资造价为30亿美元。该管线建成之后一期工程预计输油量为每年1000万吨，扩大后的二期工程可达到每年2000万吨。中哈石油管线将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战略通道。运行之后，中国将获得来自里海地区——世界最有前景的石油新产地的石油供应。

　　拉美地区则是中国资源外交重点突破的地区。早在1997年，中石油就通过参与国际招标中标委内瑞拉大油田20年的生产经营权，开始深度介入了当地的石油勘探和开发领域。中国五矿公司与智利的铜矿收购已经签署了合同。在2004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出访拉美4国期间，中国的数十位能源高官陪同访问，中国的“资源外交”获得了重大收获。12月25日，胡主席和世界第五大石油生产国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签署了《能源合作协议》，查韦斯总统宣布向中国开放本国已探明储量的90亿吨油气资源。陪同出访的中国安信集团与巴西政府签署了购买亚马逊河地区850平方公里原始森林的协议，连同2004年4月安信公司已经购买的150平方公里森林，安信公司目前在巴西已累计购买了1000平方公里森林。在胡主席出访拉美期间，中国开始启动在巴西、智利、秘鲁、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地的大规模投资行动。中国企业计划在未来10年内向拉美地区投资1000亿美元。目前，中国的投资开始进入阿根廷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巴西的基础设施和采矿业。

　　随着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的不断密切，彼此的能源合作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2005年3月14日，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签署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开启了三国携手勘探南海能源的新篇章。南海的石油储量估计在230-300亿吨之间。三方的这一协议为落实邓小平当年提出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迈出了坚实步伐。除此之外，中海油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正在苏丹合作勘探和开发的油田，平均日产量已经达到26万桶。两家企业在印尼的合作开采区，已实现了日产原油2.4万桶。

　　在“资源外交”的带动下，中国和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也在不断走上新的台阶，基本目标是在开发和生产项目中获取股份。中石化已在伊朗的亚达瓦兰油田购得了50%的股份，并在2004年和伊朗政府达成了花费700亿美元用于在未来30年内购买伊朗石油和天然气的谅解备忘录。中国还启动了与海湾六国的对话机制，石油合作是目前我国与海湾国家加强合作的重要领域。在北非，中国获得了苏丹大尼罗河石油开采公司40%的股份，中石油在苏丹10年耕耘已投资27亿美元。中国还获得了安哥拉的石油勘探权。在传统的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友谊的支持下，中国正在投资兴建巴基斯坦的瓜德尔港，以便将来把它变为中国从伊朗和北非进口石油的重要中转站。

　　能源合作也是最近建立的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看点。印度这个石油消耗尚不到中国一半的新兴工业国家，对进口的依赖却远高于中国， 70%的石油需要进口。用印度总理辛格的话来说，石油是仅次于食品的印度首要关注对象。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中印两国的能源合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中国对印度提出的建立亚洲石油市场的建议予以支持，并赞成印度提出的建立亚洲天然气网络的构想。中国和印度还可能实现对产油国的联合竞标。目前，中国和印度都在努力改变亚洲能源市场的现有格局，避开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能源网络，建设亚洲石油进口国能自己主控的能源生产与运输体系。毫无疑问，中印的能源合作将是改变国际地缘战略格局的重大事件。

　　俄罗斯是中国重要的石油合作伙伴，能源合作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一。中俄两国自1997年开始实质性地讨论西伯利亚石油管线的修建问题，虽然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变化，俄罗斯逐步开始倾向于直接修建“太舍线”而否定了原来的“安大线”，但在“太舍线”修建通往中国的输油支线的方案依旧是俄罗斯当局的基本立场。在中俄石油管线讨论的同时，中俄在两国的铁路石油运送上有较大的突破。2004年11月26日，中俄交通部门在北京签署了加强合作的《会谈纪要》。双方商定，继续协调扩大口岸的通过能力，保证俄罗斯通过铁路出口到中国的石油在2005年不少于1000万吨，从2006年起至少达到1500万吨。在中俄政治关系稳定的带动下，2004年年底，俄方宣布愿意出让20%的尤甘斯克石油公司的股份给中国。然而，中俄两国之间的“资源外交”深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能源版图上中俄石油运输管线被抹来擦去的现实，说明了资源问题背后的严峻的国际竞争和战略考虑。

　　活跃的资源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发挥全球政治和战略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手段。资源外交的本质是互利互惠、深化合作，是一个在经济领域崛起中的中国发挥市场力量的重要契机。目前日益活跃和密切的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和这些国家不断密切的资源交易主导的经贸关系。2004年，中国和拉美地区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28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0%；巴西的对华贸易顺差37亿美元，阿根廷顺差23亿美元。这些顺差绝大部分来自于原材料出口。加拿大是中国能源合作的重要伙伴，目前中国参与加拿大阿尔伯特地区石油开采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互利的中国与加拿大能源合作是增强中加友谊的重要途径。4月19日，加拿大总理特别针对加中关系指出，加拿大不是某个超级大国的附庸。

　　资源外交的形势严峻

　　尽管如此，中国的整个资源外交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首先，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与资源紧缺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化的趋势，预示着在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当前价格波动剧烈、涨价幅度大增的局面下，中国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将在相当长时间内面临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价格的双重冲击。

　　2005年开始后不久，全球主要资源产品开始大幅涨价。继2005年2月22日巴西淡水河谷(BHB)铁矿公司与日本新日铁达成巴西铁矿石涨价71%的协议之后，3月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铁矿公司宣布涨价103—114%，让愤怒的16家中国钢铁企业不得不奋起迎战，宣布联合抵制澳大利亚这一涨价决定。虽然4月14日澳大利亚铁矿公司宣布和中国宝钢达成妥协，将提价幅度降低到71%，维持同巴西BHB公司的同等水平，但拒绝将运费考虑在内。这样运价问题还是中国钢铁企业与澳大利亚铁矿石公司之间未能解决的悬念。中国16家大型钢铁企业接受这一波铁矿石大幅涨价已成事实。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在不断攀升。2003年，原油进口依存度已经高达36.1%，2004年更高达40%。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已经占到了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11%。原油进口价位的快速增长，不仅给经济带来了消极影响，也使得中国维持贸易平衡的努力面临巨大压力。2003年，中国石油贸易出现了202.9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则达到了340亿。国际原油市场长时间居高不下的价格，将使中国石油贸易赤字继续增加。按照目前中石油的海外发展构想，中国将以北非的苏丹、拉美的委内瑞拉和中东的“两伊”地区为基础，逐步延伸与其周边地区的合作，扩大中石油集团在这三大战略区的影响，俄罗斯和中亚5国是投资海外油气合作项目努力争取的地方。目前的预计是，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海外原油作业产量将达到5000万吨，获份额油3000万吨。这一数字以2004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来计算，也只不过占到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这和我们建立稳定海外石油供给保障体系的战略性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不仅如此，能源贮备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局势往往动荡不安，战争、内乱以及政权更替发生频繁，是世界上地缘政治格局最不稳定的结点地区。再加上大国之间的竞争和西方势力插手的背景，谋求在海外的资源开发和稳定供给的努力常常具有高风险和高竞争的特点。这些因素不仅冲击国际原油产量和直接影响石油贸易，更是国际油价持续走高的重要因素之一。2003年3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完全冲破每桶28美元的价格，一路飙升，到2005年4月4日，WTI石油价格更是创下了每桶57。79美元的新高，创了自1983年建立石油期货以来的最高记录。2003年5月伊拉克战争结束时预期12-14个月内伊拉克的石油生产将会恢复并提高到日产150桶的水平，2年内将达到220万桶的生产能力。但截止到2005年4月10日，由于持续不断的内乱和反美武装的破坏，伊拉克的日产原油仍低于100万桶。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储存国的伊拉克在石油出口能力方面陷入重建困境，为国际原油价格的坚挺增加了新的支撑。

　　此外，目前频频发生的“颜色革命”似乎正在出现蔓延的趋势。在吉尔吉斯坦3月出现政权更替之后，这样的局势动荡究竟在中亚会走多远，为中国能否保证中亚作为中国战略能源供应地和战略能源通道增加了重大变数。

　　中国能源外交背后的国际猜疑、压力和人为的指责以及其他大国由此对中国消极的战略防范，一直也是困扰中国资源外交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然带动中国海外资源需求的不断扩大，这是中国的资源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所有工业化国家曾走过的道路。但国际社会却为此指责说目前的资源涨价是中国造成的，并将中国积极开拓海外资源来源的商业努力视为是中国“敌意性”的战略扩张，将中国与拉美各国互利的经贸合作称为是中国在“打进”美国的传统“后院”。为此，也有人别有用心地说，这是中国在和美国争夺全球战略影响。美国国会成立的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经常就指责中国这方面对美国的所谓“威胁”。总之，资源外交的深化也难以避免地会带动各种复杂的战略与安全互动，对中国来说，既是中国外交的新考验，也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长期挑战。

　　然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的海外资源与原材料供应，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说到底所依靠的途径最重要的不是政府的“资源外交”，而是我国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试与发展能力、政府深化改革的决心以及中国产业结构是否能够及时调整和转型。

　　全球化意味着国际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强化，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进一步迅速和强大。虽然大宗原材料和资源贸易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背景，但只要全球化进程不被逆转，自由贸易依然是世界经济的主导潮流，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波动背后就不存在着“恶意”的政治因素，而只能有市场条件下必然难以避免的“恶意”的经济因素。未来依托于市场因素保证中国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的原材料和资源供应的总体判断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但由于市场存在波动和众多“商业陷阱”，如何增强中国企业自身在越来越难以区分的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的生存能力和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是此次国际资源涨价风波背后给我们最痛切的教训。

　　除此之外，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缺乏国际价格影响力的现状更让中国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面前常常容易在大宗资源和原材料问题上被国际市场力量所控制，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所面临的资源问题上的紧迫局势。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我们主导了生产、却无法主导价格。中国的企业往往处于产业链低中端的加工生产环节，资源和原材料需要大宗进口，成为了遭受国际企业和国际炒家两头夹击的对象。具体来说，夹击的一方是国际市场对中国企业所需能源、资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战，另一方面是海外对国际市场和营销渠道的控制，中国经济事实上是被“挤压”在了中间，遭受两头打击。中国企业、或者说中国经济目前在全球化经济中这种尴尬、而又窘迫的“三明治”现象是我们分析国际资源涨价风波最主要的切入点。这种现象如果不逐步加以改变，中国经济越繁荣，西方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巧取豪夺”就越猖獗，中国经济与金融的安全系数就越是在持续降低，在单纯的GDP数字背后中国经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质”的疑问就越严重。

　　笔者2005年3月和国际知名的美国修斯顿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的斯蒂夫·路易斯教授交流时，他就当面指出，中国目前在国际石油市场采购时“动作很大”，但由于有些政府部门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大宗购买协议往往是在供应短缺、价格暴涨的时候签定的，虽拿到了定单、稳定了货源，支付出的代价却太高昂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