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董晓宾 报道 “上海论坛更像是投资者论坛，而北京论坛则试图给出一个正在崛起大国的丰满形象。”在16日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文化圆桌会议上，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受邀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赛奇一起，共同分析了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变化怎样改变了中国人的感知和行为。在这场题为“号脉与定义”的对话结束之后，袁岳先生与本报记者共同分享了这段经历。
《国际先驱导报》问：一位是中国的民意测验专家、一位是长期致力于社会发展事业的中国政府官员、另一位则是有着多年在华经验的美国大学教授，三位的行业似乎相距甚远，何以坐在一起呢？
袁岳答：安东尼·赛奇在大学里从事公共管理研究、赵白鸽是在公共部门工作，而我从事的是公共意识的调查，公共领域是三个人事业的交集，另外中国社会变迁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大概是这两个原因使我们三个人能够坐到一起。
问：在三位对话和接受提问的过程中，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现场互动细节？
答：我们在上论坛之前都不知道主持人会问什么问题，这是财富论坛给我印象较深的一点。因为这和国内的论坛有很大的区别，国内论坛都是事先把问题告诉嘉宾，嘉宾提前做好了准备，这种方式缺乏临场的互动和思想的激荡。
另外，论坛上提出的问题都有一定的尖锐度。比如有记者问我，未来十年中国将面临怎样的剧烈改变？这个问题其实是想问中国的政治变革，我回答说中国过去一直在走一条渐进的变革路线，更多体现在一种社会的变迁，比如年轻人权力的崛起，改变了社会权力模式。我说，现在中国的学生普遍很开放，掌握的信息也多，不会轻易、简单地接受任何决定，你是家长也好、是领导也好，一定要说出道理，这有助于中国社会更加理性、更加开明。我发现，这些可能在国人看来很普通的事实，对于西方与会者来说却可能是很新鲜的信息。
问：据我所知，基于零点的调查，您在论坛上公布了中国人日常最关心的问题，您是怎么向与会者传递这些信息的呢？
答：我告诉与会者，中国老百姓最关注的是就业、住房、医疗改革、环保、教育等问题。我还告诉他们，由于政府资源有限，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必须排序。我强调应该充分考虑中国老百姓关心的先后顺序。
问：您认为在世界企业界巨头云集的《财富》论坛上，向他们讲解中国的民意调查，意义在于什么？
答：帮助他们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让这些投资者知道本地的消费者群体、雇员群体的境遇模式，这有助于他们建设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外资企业光有好的产品是不够的，这不足以保证他们在中国市场的成功，还必须对中国市场有全面真正的了解。
问：在论坛上，您感觉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的与会者他们最想了解中国哪些方面的问题？计划生育、农民工进城这些看似与生意无直接关联的话题进入财富论坛的议程，是否说明外资外企希望在更深层次上了解中国？
答：与会的西方企业界普遍有兴趣了解中国的社会。不过也要区别对待，对于那些定位在短、平、快的外企来说，可能不需要了解这些，但对于那些想长期在中国谋求发展的企业、对于那些想借助本地人才的外企来说确实非常需要在更深层次了解中国。我感觉在后者的描述中，中国更像是战略目的地而不是战术目的地。
问：论坛主席罗伯特·比尔曼曾说此次论坛给了北京一次很好的“秀”的机会，您认为该如何向来自世界的与会者解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呢？您在介绍中国的情况时有怎样的策略安排？
答：举例来说吧，比如中国的劳动就业问题，不光是中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西方人关心的问题。 但西方人关注的落脚点不同，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国劳动者的人权问题，批评中国是血汗工厂。可西方人并不理解，中国人与他们关注的不同，中国是一个有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国家，所以中国的就业者对工作机会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工作条件的关注；况且中国现在是市场经济，并没有强迫就业。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与中国人关注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当时沃尔玛为了把劳动力成本降下来，采取雇佣当地员工的策略，结果遭到美国人的批评，有些中国人也跟着批评，我当时就建议这些中国的批评者慎重，因为首先必须明确中国人现在最关注的问题、最应该秉持的立场是什么。在向来自世界的与会者介绍中国时，必须拿捏好这个分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