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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俊才 /上海报道
其实，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工资已经做了完备的论述，一个“W=C+V+M”的算式，可以列出劳动力工资的所有玄密。
工资构成—背后的数字游戏
“我们计算总产值、GDP的同时，却从不计算投入与消耗；我们在劳动者的报酬中强制提留福利事业费，连劳动者维持生命需要几分钱的油、盐、酱、醋都计算的分文不余，却从不计算每一位劳动者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否住上一天公有制配给的房子，也几乎不去计算老龄化社会，对养老金需求的增幅。”对人力资源素有研究的北京恒龙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常永亮一针见血，他分析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同阶段工资背后的“数字游戏”。
计划经济时期，体现劳动者劳动力价值的“V”这部分价值被分成了两个子项“V1”和“V2”。“V1”作为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付给了劳动者用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生存，“V2”本应是劳动力价值的更大部分(劳动者用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和子女抚养)，却人为地和“M”这部分劳动者为社会增值的价值混加在了一起，用于了扩大再生产和支持庞大计划管理机器的运营。
这个简单的政治经济学商品价值构成公式，在计划分配体系中被篡改成了—W=C+V1+(V2+M)，“V1”维持着劳动力简单再生产，“V2”作为劳动者总体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实际应用上却被当成了“M”。劳动力的价值发生了割裂，劳动者本身的发展就无法完善，于是就生成了我国社会特有的价格和价值严重分裂的劳动者。
改革开放时期，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的第一批企业家，尽管不善于应用最基础的数学知识，却在利益最大化追求的驱动下不自觉地承接了“W=C+V1+(V2+M)”的价值构成公式。当然这里的“M”不再是劳动者为社会增值的价值，而是还原为了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
而GDP的高速增长和劳动者生存状况的每况愈下，令高智商的经济管理者头痛不已。财富非正当聚集的奥妙：劳动者的价值只是“V1”，而不是全部的V。于是，新型的企业家，并且带动越来越多的官员企业家，仅仅支付给劳动者“V1”的劳动报酬，而将劳动者更大价值的“V2”和“M”一起归入了自己的腰包。
本来是清清楚楚的财富掠夺过程，某些社会经济管理者也许是为了加速资本原始积累的目的，为这个行为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口实：“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
劳动力低廉与低技术陷阱
“和发达国家每月工资数千美元的劳动力成本相比，我国社会劳动力成本低廉确凿无疑；然而差距到了60倍到100倍，就有点问题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张海冰博士从国际视角分析中国劳动力价格现状，“廉价劳动力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然而，如果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得过低，就将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危机。”
理论界有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15%，如果你付给印度工人相当于美国工人五分之一的工资，印度的劳动力费用还是比美国的贵；而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之时，及时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迫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世界之最。如今，日本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又经历了十多年的低沉。如今之所以能在一个劳动力要养活更多人口的劣势下重新复苏，和1960年代初的远见恐怕不无关系。
当今的中国，正面临同样抉择。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声称，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赢利。这其实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国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普林斯顿大学两名经济学教授卡德和克鲁格，把经年的实证研究撰成《计量和迷思—最低工资的新经济学》一书，其中有相当篇幅谈论最低工资问题。他们调查新泽西州400余家快餐店，得出的结论是，最低工资由每小时4.25元增加到5.05元后，餐厅的雇员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平均每家增聘2.5个工人。
具体的理由是：首先，生产力提高意味着可少用工人，资方一面添置机器、电脑，一面必酌量解雇员工，这岂非等同最低工资令失业情况恶化？其次，资方不能抗拒政府法令，但他们有机会“关掉空调”，即资方可能不顾工作环境，或削减其他非政府规定的额外福利。这即是说，资方利用这方面省下的钱以弥补被迫变相加薪的支出。
劳动力价值：“鲍鱼+大排挡”构想
理论上讲，劳动力价值构成=衣+食+住+行+医疗福利+精神生活+知识更新+后代抚养+…=完整的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现实看，最底层却又比例较大的600元月薪的打工者，其价格构成=衣+食+行+1/n住=价值残缺的生物的人。
分析人士指出，我们的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了！我们的劳动力价值是不完整的：首先劳动薪酬体系对劳动力价值的体现是不完整的，同时由于薪酬被割去了一大部分体现劳动者社会属性的价值，我们的劳动力在使用价值上也是不完整的。
在物质极度匮乏年代，我们的劳动力价值在价值回报上无以体现，成本低廉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质财富可以和劳动力价值作等价交换；现在随着国民财富的巨幅增长，劳动力价值的回报早已有了充足的物质条件时，劳动力价值应该回归。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商界领袖中国CEO俱乐部秘书徐金懋告诉记者：“工资只是劳动力费用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靠低工资降低了劳动力费用，可以不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天则可能因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使劳动力费用居高不下，结果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抑制劳动力费用的上涨，而低工资反过来又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他分析，反观印度，劳工的劳动生产率虽低，工程师们的劳动生产率则和美国同行接近，这就降低了印度在这个领域的劳动力费用。结果，美国的计算机、高科技后勤服务业纷纷进入印度。印度成了“世界办公室”。看来，吸引外资，也并非只有压低工资这一条路。
加快市场化进程，完善各类市场，就必须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体系的价格形成机制。
如果在生产要素上我们投入的是一个完整的劳动力，则在劳动力成本的付出上，我们只付出了一半，这相当于我们的竞争商品得到了成本补贴！和我国资本市场缺失股票价值发现功能一样，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体现的不是劳动力真实的价值。
“低工资是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沉疴；而设想如果通过增加工资来包治百病，也不现实，那样只能导致外国投资者到印度去了，印度讲英文，比中国更方便交流。工资水平应该和消费水平挂钩，”汪康懋对现实进行辩证分析，“中国应该根据劳动生产率定价工资，参考韩国、新加坡物价指数，按照国际标准，把最高工资控制在最低工资的7—10倍，保持工资梯度，增加社会公共事业投资，确保低收入者享有更多免费的公共服务，构建和谐社会。”
这就是汪式“鲍鱼+大排挡”工资理论：高收入者吃鲍鱼的时候，低工资的人也能吃得起大排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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