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力量转移报告：亚洲的机会与问题

　　作者：刘晓午 来源：中国经营报

　　5月16日晚，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向前来参加财富论坛的800多位全球跨国公司的掌门人挥手致意时，后面的背景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象征——天坛。全球直播的这个场景似乎意味着中国文明与全球商业力量的亲密接触和日渐融合。

　　令多数人难以置信的是，导演这场全球商业力量与新兴中国市场相拥大戏的是美国的《财富》杂志。这本杂志的神奇之处在于它穿越了政治歧见和文化差异，三次与中国官方合作在中国举办财富论坛，向跨国公司们传播着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及独特发展模式的强大生命力。

　　在这次商业力量和国家意志结合的背后，整个亚洲经济和政治力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和明显的转移。“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印度的崛起、日本经济持续增长，这三大经济体正在主导亚洲经济的未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财富论坛如果在100年前就有的话，那时肯定要做一个‘美国和新的北美世纪’的论坛。100年一个轮回。财富论坛提出的‘中国和新的亚洲世纪’可能成为一个百年预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评价说。

　　全球商业力量的选择

　　“中国元素”占据了本届财富论坛讨论的绝大部分空间。时代华纳公司董事长理查德·帕森思说，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上，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这四个国家成为跨国公司最为关注的投资地区；相对来说，拉美地区正处于经济复苏的时期，比较排斥外资，俄罗斯局势动荡，只有亚洲的中国和印度吸引跨国公司。当然，毫无疑问，中国又是名列榜首的。

　　从全球历史的宏观视野来剖析跨国公司的这一选择，可以得出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中期以来，亚洲国家现代化模式与经济全球化结合的必然。同前两次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的技术革命而引发的现代化模式不同的是，作为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心的亚洲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奉行的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这一模式以二战后的日本重新崛起、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为典型代表。当这一现代化模式催生“出口导向外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战略时，以跨国公司为主要代表的全球商业力量迅速地迎合了这一战略。

　　美国科尔尼公司全球经济政策委员会最新发表的《2004年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指出，2004年中国继续保持了对外资吸引力世界第一的位置。中国在2002年从第二的位置跃升至第一，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世界第一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直接体现在中国政府领导人对于外资的重视和本次财富论坛的高规格的组织上。中国政府把一份商业杂志举办的活动上升成为一种具有明显国家意志的论坛，二十多位部长从知识产权、产业政策等投资软硬环境上与跨国公司CEO们同台共坐，畅谈投资环境，呼吁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中国市场和企业通过与全球化经济的主角——跨国公司的结合，正在发生巨大的经济甚至政治催化效应。时代华纳公司董事长理查德·帕森思说：“中国采取了非常有效力而且非常谨慎的做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经济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亚洲新元素

　　“有人说我们应当把财富论坛转移到印度去做，我们会考虑这个想法。”当主持人大卫·柯克帕特里克在“印度：一座新崛起的电站”论坛上，提出这样一句开场白时，人们开始发现亚洲新世纪的新元素：印度。而在60年前印度建国时，尼赫鲁总统就曾激情地说：“印度重新发现了自己。”从印度的自我发现，到全球商业资本发现印度，这一等待过于漫长，但终于来临。

　　在东亚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中，印度在南亚创造了另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印度经济的崛起依靠西方工作岗位的地域转移，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所属行业包括软件业、IT业和制造业，这些行业很少得到政府帮助，但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在近10年来印度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印度人颇为自信的是较为透明和规范的金融市场和民主的政治制度。

　　与古老的印度文明和古老的中国文明诱人一样，现在，印度经济和中国经济同样对跨国公司充满诱惑力。所不同的是，两个国家的文明、宗教和地理风俗及经济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奇妙的是，具有如此多差异性的两个国家经常被人们联系在一起加以比较评论。

　　“印度在技术革新和知识经济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在一些基础设施方面，我们非常嫉妒中国。如果看一看北京街道的繁华，我们就能充分体会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印度Cognizant技术解决方案公司首席执行官拉什米·那拉亚南说，“我们现在不断地把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中国的GDP增长是9%，印度是6%，两者的区别是什么？我想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如果基础设施上去了，经济产量也会增加，我们正在不断追赶。我们会把学习别国的经验作为这方面的重点。”

　　作为学习中国经验的一种尝试，印度国会今年通过了《经济特区法》，鼓励国有和私有企业投资在特区创建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加大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力度，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就业。但印度官员强调，印度的经济特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区，有自己的特色和模式，重点针对南亚地区。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学者蓝建学用敏感而自信来形容现时的印度，他认为，印度一直有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中国被印度视为其大国梦的对手和障碍。印度对区外大国的敏感可能起源于印度国内的种姓制度，这导致了来自高种姓的领导人一旦遇到外国人的蔑视，都会极为敏感，甚至敌视。

　　然而，无论如何，印度在短短几年时间已被全球商业力量所发现和关注，以另一种方式迅速崛起，并为亚洲新世纪带来新的元素。如果印度成功入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正式被世界承认为大国地位，南亚区域力量的转移将给亚洲甚至世界新秩序带来新的影响。

　　矛盾的亚洲

　　作为人类文明重要发源地的亚洲，似乎正在经历一种必然而自信的复兴与回归。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全球政治是多极和多文明的，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构成，以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为代表的亚洲文明正在壮大，西方文明却在衰落，全球的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

　　今天，耐人寻味的是，相对应政治和文明形态之下的亚洲经济活跃体，正是中国、日本和印度。对于亚洲新世纪的到来，三星电子首席执行官尹钟非常自信：“在14世纪的时候，中国是技术革新的领袖。工业革命后，日本在器械、汽车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亚洲国家和公司在技术革新和市场开拓方面合作，亚洲可以在21世纪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

　　尽管亚洲大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突出，尽管全球资本和技术力量正在向亚洲聚集，亚洲新世纪的蓝图依稀可见；但跨国公司们的CEO和各国政要们看到更多的似乎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亚洲新世纪，亚洲大国复杂多变的关系或许会延迟、阻碍亚洲国家的融合和亚洲新世纪的到来。最突出的莫过于：日本与亚洲多国的尴尬的历史与现实关系，中国与印度发展模式和能源市场之争等等。

　　日本与中国正在努力争取未来亚洲格局的主导权，推动亚洲一体化，建立区域经济贸易自由区，进而寻求亚洲大联盟时代来临的可能。但与欧洲一体化比较，亚洲部分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矛盾因素将使得这同一进程变得艰辛而又漫长。

　　“亚洲一体化和亚洲新世纪必须建立在亚洲国家的政治互信基础之上。在未来50年时间，中国、印度和日本经济发展差异都会引起地缘政治力量的变化，导致大国间的猜忌和担心。”蓝建学说。

　　而亚洲大国政治互信的基础仍较薄弱。东北亚地区岛屿的主权归属不断发生争执和争端，如俄、日的北方四岛之争，韩、日的独岛之争及中、日钓鱼岛之争。掺杂在这些现实争端之上的，还有日本与中国、韩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和美国对亚洲一体化的控制因素。

　　亚洲地缘政治关系正在考验亚洲经济一体化。从亚洲的崛起到未来亚洲新世纪，现时的亚洲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拐点上，拐点的上端是融合，而下端则是分裂。如何超越这一拐点？我们必须以商业利益和经济合作的务实角度来推动解决，而非是政治差异和经济竞争的角度。

　　如果说大国关系是影响未来亚洲新世纪和亚洲融合的重要内部因素，那么在亚洲现代化过程中，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商业力量的介入是亚洲新世纪到来的重要外部因素，亚洲政治和经济格局需要跨国公司以柔和务实的商业力量加以协调。“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都渴望利用外资来加快本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实现亚洲内部区域合作；跨国公司们也乐见一个市场开发、政治稳定的亚洲区域经济体，实现产业的转移，谋取更多的利润。这两者可形成良性的互动。”曹和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