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因素撬动世界自由贸易格局

　　杨磊

　　嘉宾：金碚：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陈信康：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孙立坚：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主持人：本报记者 杨利宏

　　4月以来，欧盟和美国为保护本国中小纺织品生产商，分别宣布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发起“特殊保障”调查和特别限制措施。然而，根据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限制已于2005年1月1日起正式取消。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之一，当中国快速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之后，一直倡导“贸易自由化”的欧美各国为何重新祭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现有的世界自由贸易秩序，基本是在中国“缺位”的情况下确立的，“中国因素”是否将改变现有的自由贸易格局？

　　国外利益集团博弈“中国因素”

　　主持人：近一时期以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矛头越来越多的指向“中国制造”。例如最近欧盟颁布电子产品环保指令及美国重新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金碚：当前中国遭遇到的贸易争端不断扩大化的状况，主要是和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

　　这种贸易秩序的特点，是倡导贸易的自由化和国际投资的自由化，主张各种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但同时对于劳动力资本在国际上的流动又做出了一定限制。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制造”在国际贸易格局上必然享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主要表现为“中国制造”的要素成本低，对现行的国际贸易格局将产生相当的冲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受到冲击的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从而贸易保护主义近一阶段开始盛行。

　　以纺织品为例， 2005年1月1日拆除了配额体制下的全球贸易壁垒之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得到了大幅度增长。但为了保护本国生产商的利益，欧美国家不可避免地采取贸易报复措施。这是在现有的国际经济条件下，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主持人：最近几年，土地等要素价格在中国已经开始上升，这将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金碚：从当前来看，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要素价格已经开始上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源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企业应当发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高附加值的产品结构，而不能长期地依赖资源消耗。

　　中国的制造业确实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尤其最近几年“中国制造”的进出口贸易强劲增长。这一方面是中国加入了自由贸易体系的原因，同时还要注意到，并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受益，大量参与进出口贸易的是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其实，中国在进入工业化的进程之后，中国与各个主要贸易对象的贸易争端，更深层次的表现为对象国家内部的各种“产业利益集团”的博弈，是贸易对象国内部的一种利益调整。例如中国的产品大量出口到美国，有可能会招致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措施，其实这是美国的生产商和进口商之间的一场利益博弈。美国的生产商出于本企业的利益，倾向于抵制中国的产品；而进口商则希望可以大量采购廉价的中国产品。

　　“中国制造”须突围“成本领先定式”

　　主持人：在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下，中国企业应当如何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参与全球化竞争？

　　陈信康：经典的波特竞争理论认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可以采取三种战略，即成本领先、差异化和集中一点。目前中国大部分的产业出口采取的就是成本领先的战略，依靠价格上的优势快速占领目标市场，但也引起当前此起彼伏的贸易争端。国际贸易争端的发生，意味着国际间经济行为交易成本的增加。

　　成本领先，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的战略选择。但从国际市场营销的具体策略来看，应当有计划，尤其要注意进入国际市场的时机选择。例如去年“温州鞋在西班牙被烧”一事的直接起因，就是当地政府当日公布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于是民众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制造”。这类事件的发生，也在提醒中国企业尤其要注意进入国外市场的时机选择。

　　国际市场营销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行为适应环境”。中国的企业需要反思的是，是否在进入国际市场的时机选择上忽略了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因素。在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之后，国际市场已经感受到了“中国因素”的冲击，中国产业应当使得这种冲击最小化。

　　金碚：事实上，中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改变竞争方式。以往的中国出口企业往往采取“血拼”式的竞争，就是要把企业所有的优势一下子用到极致。从短期来看，这种模式可以让中国产品很快地进入国际市场，但从长期来看却难以持久。

　　中国的企业应当规范自己的出口行为，加强协调和自律，改变低价大批量的产品竞争方式，不应当过多的依赖于单一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相关的贸易对象国家，不得不面对一些共同的问题。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应该尽早实现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对于与中国制造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企业来说，需要在WTO框架下通过协商实现新的制度安排。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夸大当前国际上的贸易抵制行为，因为所有的贸易保护措施都是一把“双刃剑”。不仅仅会伤及贸易对象，对于国内的各种产业利益集团也都是一次重大的利益调整。国际经济秩序必须朝着互惠互利互相依存的方向规范和完善。

　　汇率风险牵动“中国因素”

　　主持人：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过程中，有关中国汇率政策的争议“经久不息”，欧美各国一直把中国的汇率政策与中国贸易状况紧密挂钩。中国汇率政策应当如何选择，从而确保合乎国际贸易规范并且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运行？

　　孙立坚：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体制下，人民币汇率受到的外部冲击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方面为“生产型冲击”。这种外部的生产型冲击主要来自于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将给国内外进出口企业带来不同的影响，由此导致了贸易摩擦和外部生产型冲击。对于中国出口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提高了出口产品的成本，降低了其国际竞争力，因而对这部分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是不利的。第二方面为“货币型冲击”，我国去年的外汇储备大量增长，大大超过了经常和资本项目下的顺差之和，出于套利和投机目的的短期外国资金流入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大量的资本流入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紧缩国内信贷以控制国内的货币供给。

　　虽然中国目前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但来自于资本项目下国际游资数量已经十分巨大。因此资本项目下可能蕴含的货币型冲击相比于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摩擦而言，对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更为巨大。于是，当政府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的时候，货币型冲击在固定汇率制下造成的政府管理成本要小于浮动汇率下的成本。因此为了更好的隔绝外部货币型冲击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影响，我国政府目前选择的汇率制度是固定汇率制。这恰恰反映了我国政府正是从上述的战略意义上考虑的结果，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内外收支的平衡。

　　至于采取固定汇率制而带来的生产型冲击，我国政府目前采取的缓解措施是，通过降低贸易摩擦来降低生产型冲击。这种选择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首先，我国外部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领域。其次，从最大化国内利益的角度，缓解货币型冲突的主要方法是减少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缓解生产型冲突的主要方法是国际贸易谈判，增加进口。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受到外商直接投资较大的拉动，因此如果目前进行大规模的限制FDI的流入，可能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成本。

　　金碚：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但汇率稳定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人民币定价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太大影响，但以往中国的企业在处理汇率波动方面很少有风险意识。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中国企业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汇率风险的规避机制。

　　链接

　　5月18日，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出席《财富》论坛并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开放和世界的共赢》的演讲。薄熙来强调，在国际贸易中不能采用实用主义态度，对自己有利的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不执行。目前的纺织品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10年前，在乌拉圭回合中，世贸组织对纺织品就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应该在10年内分阶段放开纺织品和服装的配额。遗憾的是，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没有这样做。他们将70%到90%最重要的配额保留到去年年底，以至于今年年初纺织品一体化的时候，出现了短期中国纺织品快速增长的现象。欧美把纺织品较快增长的责任归于中国，对中国的产品设限，这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