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之碍：政绩规划与城市持续发展矛盾

　　——专访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王受之

　　本报记者 胡正荣 发自深圳

　　作为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的终身教授，王受之同时受聘为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他所著的《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世界当代艺术史》等书，一直是 国内硕士生的必修科目，被誉为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创始人，是中国最受尊重的设计学者之一。

　　王受之二十多年一直在美国高等院校教设计理论，在国内参与了一些房地产项目的策划和设计工作。他以国际视野，融会贯通中西的文化功底,在城市规划和设计领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地。他大胆地说话，推崇西方规划设计专家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城市的规划与发展，对于自己是否能影响市政规划则持怀疑态度，已基本放弃了去影响一个城市，并尖锐地指出这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机制问题。

　　政绩规划阻碍城市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发展状况？与西方国家相比有何不同？

　　王受之：关于中国城市的发展问题，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说明。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77年，这期间，人口增长很快，但在土地使用，城市规划、公共建设、居住等各方面的建造量都很低。中国城市处于非正常发展过程。

　　第二阶段是1978年后至今，中国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快。中国现在提出要在10至15年内达到世界城市平均50%的城市率，那么意味着中国在未来10年时间内将有2亿至3亿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加上城市原来的居住面积，城市居住面积将非常狭窄。

　　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城市在第二阶段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城市比过去大了四五倍，甚至10倍，比如广州，解放初期只是从东山到西关的规模，现在城市的面积已扩大了10倍以上；上海虹桥原来是郊区，现在虹桥已经是市中心了，其实不光是大城市、中等城市，甚至是小城市的发展都很快，县级市的增长速度也很惊人，总体来说中国城市的扩张非常迅速。

　　我们概念里的城市和西方不一样，在美国有3000人住在一起的地方就形成CITY，具有城市立法权力和独立的行政立法机关，甚至司法机关，如果按3000人的规模来计算，那么中国的城市率要高许多。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国城市的发展规划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问题？

　　王受之：1949年后，中国城市的规划思想受前苏联的影响，是中央计划经济影响下的城市发展规划，如卫星城、中心城市等，沿袭了前苏联城市规划的手段，而又不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以城市是无序发展。

　　以后，城市开始发展，但规划和发展又存在着弊端，体现在城市没有可持续性长期发展的规划。规划局的规划所反映的是行政领导的规划思想，而不是这个城市应该有的规划蓝图，这和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的城市规划是交由立法机关来形成的，所以显示的是规划上的可持续性；中国的规划是显示政绩的，每一届的市长都希望用城市的作为来显示自己的政绩，这就违反了城市规划可持续性发展的合理范畴，所以这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大阻碍。

　　我们建了许多高楼大厦、市民广场，也建了很多歌剧院，但是否能提高城市的整体文化水平，我想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如深圳的市民中心，从功能上讲是不好用的建筑，从体量来说是没有尺度的建筑，因为建筑中最糟糕的是没有体量的对比，如果一个建筑没有一个参照的对比，违背建筑学最基本的原则，那么这个建筑就是很失败的，但在这里变成了现实。在城市的市政工程中，包括道路的规划，也都是政绩多于城市长远发展的考虑，有的城市道路不够就做高架桥，甚至拆古迹建筑来开拓道路，仅仅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道路需求，这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这就是没有可持续科学规划的表现。我对中国的城市发展一方面是惊喜，因为做了很多；一方面是悲观，因为没有办法摆脱政绩规划的怪圈，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旧城要成片保护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您认为如何做才能有所改观呢？

　　王受之：如果要改的话，必须从机制方面作彻底的改善，让中国以立法的形式来批准规划，而减少行政部门对城市规划的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展比较好的城市只能是市级或省级官员，自己本身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就会好些。现在上海的城市规划远远超过其他城市的规划，因为上海整体官员的文化素质较高，见多识广。

　　在欧洲和北美国家，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规划过程中，是由专家组成规划委员会，将规划建议向市或州的议会进行报告，得到市或州议会采纳后，再采用民众参议的形式进行立法，立法后任何部门无权改变，如曼哈顿的规划是1811年做的，到现在为止还未改变，这就显示出持续性，巴黎的规划是1856年做的，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大的改变。

　　《第一财经日报》：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加快，很多城市在进行旧城改造工作，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古建筑的去留、文脉的延续及原住户迁移等问题，对此您有何建议？

　　王受之：中国的旧城改造首先需要做一个调查，哪些区域是具有历史价值，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旧城都有历史价值，但是大多数是有这个历史价值的；像北京的四合院、东单和西单，这些大面积区域是具有价值的。

　　对于有价值的旧城区，我们的保护应采取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成片保护而不是以点的方式保护，因为城市是具有体积、有容量、有城市的结构、有道路系统，而不仅仅是房子，现在是留下几个重要的院落，像恭王府，周围都拆掉去做大楼，这种保护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破坏，所以我觉得要成片保护旧城区，保持城市的整个面貌，这是我们要做的。

　　第二是改旧如旧不是改旧如新，既然要保护就要恢复其原来的面貌，而对于这个区域不足的地方，如缺少下水道、煤气管道等，则需要通过市政建设加以完善。这方面我认为苏州做得很好，对一些区域进行成片的保护，在保狮园旁的桐芳巷，改旧如旧完全像明代的一条巷子，非常成功。

　　对于居住其中的原居民，可以通过置换的方式搬迁出去，以便留下这段历史。这个历史的部分，一方面政府需投入资金进行修缮，另一方面其本身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如果北京能留下小片的四合院，并且恢复到明清两代的形式，那将成为高级的旅游及居住区，只需置换里面居住的人，现在我们的政府和投资商都没有这种想法，这个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

　　正确认识国外规划师

　　《第一财经日报》：您认为国外在旧城改造方面，有哪些是我们可借鉴的经验？

　　王受之：国外所有的老城都在进行改造或已经完成，像巴黎整个城市立法不能做新建筑，美国的旧城改造需要议会及民众参政来通过改造方案。世界的城市没有进行成区的保护那只有亚洲的城市了，亚洲很多城市肆无忌惮破坏旧城，像韩国、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都将旧城拆得差不多了，现在才意识到问题，开始进行保护，但有些来不及了。

　　中国内地严格意义上来说对旧城的保护也太晚，剩下的不多。现在就是希望对边远的老城区不要进行破坏，像云南丽江古城，山西的平窑古城整片的保护，是很成功的例子，已成为旅游中心。中国现在还有很多自然村具有明清形态，我们应成片地保护下来，我想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第一财经日报》：您对目前国内广泛聘请境外公司进行城市规划设计、小区规划设计和单体建筑设计有何看法？

　　王受之：国外城市和住宅发展历史已相当成熟，国外专家知道需要做什么，如果请到好的专家来做规划或住宅，对品质的提高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我想这关键在于请的人必须是对的，现在总是请有名的人而不是能用的人，这是目前存在的很大问题。我认为任何外国人都不能解决中国人居住所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有很多自己的生活习惯及文化审美心态。

　　《第一财经日报》：在一些城市住宅产品开发过程中，开发商盛行引用各种国外的概念与风格进行操作，作为一位华裔设计师，您对此有何看法？您认为中国人应有怎样的居住方式？

　　王受之：中国房地产才走了二十多年，美国已有2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的游戏规则还很不完善。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为追逐更高的利润，他们都是用风格作为噱头来包装自己的产品，赢得更大利润。所以开发商制造出欧陆风、地中海、西班牙、意大利等风格。这种风格的使用，实际上是利用某些特殊的、我们中国人所不熟悉的外国人的建筑符号，来包装很简易的住宅，使它获得很高的利润，是一种手段而己。这其实是房地产业不成熟的表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过程总是会过去的。

　　现在人们对欧洲风格的这种欣赏是一种过渡性，那么将来我们希望走出一条具有现代居住品格、中国人习惯和喜欢的生活形态或审美形态的住宅，也就是传统、民族和现代功能的结合，我想这可能是中国住宅的未来，也是中国人应有的居住方式。我想，中国人还是喜欢邻里生活、喜欢庭院，这些根本的东西是外国人解决不了的，也不是各类国外风格所能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