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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但不快乐”的结论将导致现代性的第二次危机
行为经济学家最近有一个重大发现：以往人们认为，收入增长一定会导致快乐增加。但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对快乐的贡献不超过2%。相反 ，“有钱但不快乐”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个结论将导致现代性的第二次危机。
如果说发生在战争与革命年代的现代性第一次危机是“理性”危机；那么发生在和平与发展年代的现代性第二次危机将是“意义”危机。理性危机显示了工业化的逻辑局限性；意义危机将显示出工业化的历史局限性。
正是从工业化的历史局限性中，产生了信息化的历史必然性。但以往对工业化局限性的认识并不到位。比如，人们经常会以为工业化的局限，在于它在赚钱方面或增加GDP方面，比信息化效率低。但最近国际社会的反思表明，对于“有钱”的微观经济崇拜，以及对GDP的宏观经济崇拜，可能恰恰是问题所在。
以为有钱就有一切，有GDP就一好百好，正是现代性的历史局限所在。深入认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将信息化纳入“以人为本”的正确发展轨道。
工业化的逻辑与历史局限性
工业化是人类的第一次现代化，信息化是人类的第二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的产生，是因为第一次现代化具有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
人类第一次普遍意识到工业化的局限性，是在战争与革命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鲍曼在痛切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灾难时，形成了后现代思想(也就是第二次现代化思想)的一个基本共识—工业化的局限在于理性的绝对化。工业化就是理性化。工业社会用理性主导，取代了农业社会的经验主导，发挥了积极的历史推动作用；但是理性不能走到极端，走到极端发展为绝对理性，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理性在哲学上走向极端，顶点在黑格尔；在政治上走向极端，顶点在希特勒；在经济上走向极端，顶点在斯大林。由此，现代性的逻辑局限，在思想上被总结为理性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一个世纪来的努力，就是打碎这种形而上的理性，解放思想。后现代主义者有时用力过猛，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了碎片和解构。但成熟的第二次现代化不是完全否定理性，而是既批判又继承。所以信息化可以称为是建设性的后现代。
人类第二次意识到工业化的局限性，是在和平与发展的今天。在和平与发展的环境下，人类对于发展GDP的狂热，对赚钱的狂热，不亚于当年“大干快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狂热。“有钱不快乐”这个命题，恰如奥斯维辛悖论一样，一下把事情的荒谬一面暴露出来。此前，人类有一个普遍的错觉，以为人的一切经济福利，都要通过钱来实现。钱越多，能带来的福利越多。为人民谋福利，就是多赚钱快增长。按这种推理，人们端起饭碗吃肉，绝不会放下筷子骂娘。但事实无情。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Diener et al. 1993)。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证明)。比如，从1940年到199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翻了近4倍，然而感觉到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维持在30%上下，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上升的趋势。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黄有光尖锐指出：“东亚地区不仅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收入水平，而且还拥有高增长率，收入还在逐年增加。就此而言，人们应该比别人更快乐才对。然而事实却相反。也许这便出现了所谓的东亚快乐鸿沟(或译为东亚幸福鸿沟)”。黄有光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虽然东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却毫无作为。事实上，近来有研究(Cummins 1998)就全球各国人们的快乐水平做了一个比较，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被指快乐指数最低。
由此引发的现代性危机，我称之为“意义危机”。它是指工业化完善了理性工具和赚钱手段，但却忽略了用这些工具和手段所要达到的目标，发展失去了意义。这是人们“放下筷子骂娘”的根子所在。“放下筷子”，是说人们从GDP和金钱这些中间价值上跳开；“骂娘”是说人们追问如下终极意义—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满意不满意。人们一旦有钱不快乐，就会骂娘。骂娘可以骂到让前苏联散了架子，可见叫“危机”不为过。意义危机是一种认同危机。前苏联崩溃，是第二次现代性危机的最典型例证。
幸运的是，今天有行为经济学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理论根源，使我们得以加强对这个问题规律的认识。
对意义危机的深层反思
工业化过度关注中间价值而忽略最终价值的特点，表现在意义危机上，就是把实现意义的手段，看得比意义本身还重要—把有钱看得比快乐还重要，把GDP看得比幸福还重要。
信息化第一位的本质，就是对意义的关注。这个意义，无论是放在电子商务或电子政务上，抑或放在整个经济上，就是快乐和幸福。如果只把信息化理解为“电子”，理解为信息和知识本身的“化”，信息化就会变成“为信息化而信息化”。所以我一再说，如果用《坛经》作比，技术相当于“风动”，信息和知识相当于“幡动”，意义才是“心动”。信息化不是风动、幡动，而是心动。如果为人民服务和谋幸福的“全心”不动，“全意”不至，这次现代化就会变成洋务运动式的闹剧，就会成为意义缺位的现代化。以这个标准衡量，首先是信息化的大师麦克卢汉的认识，就不到位。他说，信息即媒介。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很深刻；但放到根子上来说，却不到位。因为等于说，信息的本质即在于其手段特性。许多搞信息化的人，对信息化总结得也不到位，无论是信息网络化，还是网络信息化，都没有从根本上切题。这表现为说中间价值很明白，涉及最终价值就没有新意了。当工业化非把GDP增长和赚钱当最终价值时，这种见识更显缺乏现代化的历史判断力。
我们回想一下，虚拟是什么意思。这好像是个ABC的问题。但搞信息化的绝大多数人，给出的都是错误答案。吴伯凡有个妙答，说虚拟的意思是“事实不是，效果是”。意思是，不是中间价值是最终价值。一般人的答案，只关注那个“不是”，回答不出“是”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在虚拟中，什么从“不是”到“是”了呢？我以为全国人民中陈帆红是我见到的真正理解到位的一个。她认为，在虚拟中，仍然真实的就是那个“是”，这就是意义本身。换句话说，虚拟这种信息化的生产方式，真正的作用，是体现出了意义价值的独立性。对于虚拟经济来说，这意味着可以将意义价值，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中抽象和相对独立出来，同步发展。例如，在股市中既不是风在动(物质在流动)，也不是幡在动(货币在流动)，而是心动(信息在流动)。同样，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物质运动和价值运动最终要以意义的运动为最终标准。这就是边沁说的“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最终标准，“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
工业经济的历史局限，或者说现代性意义危机，在于它的生产方式本身，无法将意义价值，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中分离，所以“一不留神”，就会陷入价值而不能自拔。工业化“以为”快乐与效用(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但“有钱不快乐”这一悖论，不谛当头一棒，说明意义价值(边沁说的快乐)与价值，只在低收入阶段具有统计相关性。黄有光的结论是，对于有钱(价值)与快乐(意义)之间的关系，“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在3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
这件事现在突然变得紧迫起来。因为3000美元这条线，正在向我们逼近。中国实现初步小康以后，如果忽然间有钱与幸福之间脱了关联，有钱对增进快乐没招了的时候，人民如何感到生活有意义，并认同于你，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信息化了。信息化如果不能帮这个大忙，通过虚拟方式，直接提供意义上的服务，而只能帮“有钱”这个小忙，信息化不就成了“贾生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偏离主题了吗？！
那时人们才会真地发现，信息化的虚拟功夫，不是为虚拟而虚拟，而是为了让意义价值得到独立发展、快速增进，为了更直接地为人民谋幸福而存在的；它其次的功能才是为工业化创造价值服务。
要克服工业化的意义危机，必须发挥信息化作用。我以为对于这一点认识到位的标志，就是可以把信息化与个人快乐、国民幸福内在联系在一起。许多人奇怪我谈着信息化，怎么拐到体验经济上去了，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信息的背后是意义，以人为本意在幸福这一层，所以他们表面上重视这个务”，那个“务”，却忘记了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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